《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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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夏-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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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完没了地嚼着。这时候,敲门声响起。
    “是蔺妈回来了!”母亲说着前去开门。
    蔺妈跨进门来,扛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盛着从乡下带来的一点干菜和几个鸡蛋。
    蔺妈放下篮子,直起身来,摘下头上的驼色头巾,我看见,蔺妈一脸笑容!
    “你笑啥?”母亲问道,觉得诧异。
    “小夏,”蔺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不是想当解放军吗?可有办法啦!”
    接下来,蔺妈便把这个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宣布了——
    原来,她回到乡下,正巧遇到她哥哥的儿子——她的侄子回乡探亲!
    “我侄子叫蔺有亮,早就参加了八路军,说是当了营长!挎着盒子枪!我问他,能不能往部队上带个女兵参军,他说谁?我告他谁。他问识字不?我说,人家上女中哩!他点头说:行厂蔺妈兴高采烈地述说。
    “他说行?”我惊喜地追问。
    “他说行!”蔺妈再次肯定道。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甚至感激地直向蔺妈点头。
    “那啥时候走?”我追问。
    “七天八天,他离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道去!”蔺妈征询的眼光望着我的父母。
    这时候,我发现父亲和母亲的表情开始僵滞了——笑容渐渐消失,代之以极为复杂的情感。大约是看到行期如此之近,又不忍与爱女别离吧!
    “是参加啥部队?小夏去了干啥?”母亲开始发问了。
    “他问小夏漂亮不?我说跟一朵花儿似的,又有文化。他说,部队就缺有文化又漂亮的女青年,当文化教员,还有什么文工队……”蔺妈详细介绍着。
    “啥叫文工队?”母亲问。
    “就是演出文艺节目的,吹拉弹唱呗!”我见蔺妈张口说不上,赶紧回答。
    “那不是戏子嘛?”父亲开口了。
    “爸,你还是封建老脑筋!”我嗔怪道,“那是文化工作,所以叫文工队!”
    “不会上朝鲜跟美国人打仗吧?”父亲最担心的事就是这个。
    蔺妈迟疑了一下,说:
    “我问有亮了,他说部队想上朝鲜,还怕轮不上呢!再说,就是打仗,也轮不着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呀!你说是不,掌柜的?”
    父亲低头不吭气了。
    “爸,妈,”我下决心说道,“你们让我去吧,我到了队伍上,就成了人民解放军,也算参加了革命!那你们的身份就变了,成了革命军属,以后日子就会好过些……”
    事不宜迟——匆促做了决定后,母亲和蔺妈开始为我匆忙做上路的准备:打点些衣物、鞋袜。母亲想为我找旧衣服改一件当时流行的列宁服,但先是找不到样子,后来借到了样子又觉得绸料不合适,换了一块旧布料裁了又不合适,最后还是让我穿了一件黑地碎红花的棉袍离了家。
    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母亲和蔺妈为我赶缝了几个新的月经带儿,用布缝成长条形口袋状,开口处用一根别针别上,用的时候,可以填进些干净的草木灰,可以吸湿;用过后可以清洗后反复使用。母亲把几个月经带塞到我的包袱里时,我还嫌多,
但蔺妈说,你成大姑娘了,带上吧,别嫌多!妈妈还悄悄叮嘱我,到了部队上,见到合适的军官,就找一个吧,要找人品好的,妈不在跟前,你自己小心拿主意……把我说得红了脸,还嗔怪母亲:人家是去参军,您老说这些干啥?现在想来,那新
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别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那天晚上,父亲让母亲把我叫到他床前。他欠身用哆嗦的手从枕下摸出两个金戒指和六块银元,用一块绢纱包着托给我——
    “带上吧,这是爸的存货”。父亲深情地说,“也许用得着……”
    我坚辞不带。
    “到部队吃穿都是公家供给,用不着!”
    “你爸给你嘛,你就拿着吧!”母亲说。
    在母亲和蔺妈劝说下,我只拿了两枚戒指,留做纪念。因为两枚戒指一枚是母亲戴过的,一枚是父亲戴过的。母亲戴过的那枚镶着红玛瑙,父亲戴过的那枚镶着一块指甲盖大的翡翠。两枚戒指都是父亲的首饰行作坊自己打制的,而且是父亲精心制作的手工。
    现在回想起来,50年前,父母送走刚刚成年的爱女之际,他们心中也许对女儿的未来有着模模糊糊的美好憧憬,而不可能料想到女儿的命途坎坷。而我匆促间的离家而去,便踏上了我的不归的人生旅途。让我至今懊恨不已的,一是与父母轻率
别离,从此再无相见;还有就是,从那时迈出家门的第一步起,到如今这50年间,我的一生竟过得如此匆忽,就像是小时读书时按老师的命题作文,匆匆忙忙打下了一篇草稿,还来不及修改润色和誊清,铃声已骤然响起:该交卷了。
    我承认,在我一生度过的六十多个年头的日月里,回忆中最难忘的就是入朝作战那几年的事,那时间我度过了我青春年华的美好时光。好比一枝花儿,开花之前的日日夜夜,似乎都在为花蕾绽放的一天酝酿准备。而花开后,灿烂不过一旬。忽
经一夜风吹雨打,凋零了。余下枝叶虽还葱绿茂盛,但也只等最后秋风袭来,落叶枯黄了。
    还是从离开家的那天说起吧——
    那是1950年11月间一个晴朗的冬日,上午八点多钟,我辞别了里屋病榻上的父亲,走出家门。母亲和蔺妈出来送我。蔺妈给我提着一个包袱,母亲为我提着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花布兜子。那时,宣化城的南北大道上已经人来车往。铃声阵阵的
垃圾大车早已驶过。各店家泼街的伙计也已经收起了洒水的铜盆。沙石土道上,刚洒过的水花儿浸入地上,凝成一片片冰花,既不太滑,又镇住灰尘。从东城墙那边,暖和的阳光已经照射过来,照亮了鼓楼,照亮了各家店铺的门脸儿。卖切糕和发糕的小推车已经停在了路旁。小贩儿吆喝着:
    “切糕唻——切糕——”
    母亲走到切糕摊儿前,买了一刀切糕,用草纸托着,热腾腾递给我:
    “快吃吧,吃了糕路上不饿。”
    软软的黄米面切糕,中间一层豆沙和红枣儿,香气扑鼻,是我从小爱吃的东西。但是,这次离家前吃的这一次,倍觉香甜,令我难忘。
    小城真的不大。母亲,蔺妈带着我,三个人走过朝阳楼路口,再向南,过了南城门,走不远向右边拐,到了火车站。
    青砖砌墙的小候车室里,条椅上坐了些候车人。地上放着柳条箱、帆布箱之类行李。我和母亲找墙角椅子刚刚坐下,蔺妈便喊道:
    “有亮!有亮!”
    就见售票窗口几个人中闪出一个军人,他答应着,到墙跟提了他的一只帆布箱,走到我们跟前。不用说,这就是蔺妈的侄子,那位回乡探亲的解放军营长了。
    我注意观察着这位“军官”:一身旧棉军装,布料黄里发白;头戴一顶黄棉布军帽,足蹬一双高腰的黑皮靴。最惹眼的,是他的黄铜扣腰带,铜扣磨得锃亮;斜挎着一支手枪。枪装在一个皮套里,显得沉甸甸的。他的个子比较高,有一米八左右,瘦脸,高颧骨,一脸黑胡碴子,看上去四十多岁。
    在蔺妈的介绍下,我母亲和这位营长问候、寒暄。母亲一副极为感激的表情,一个劲儿地弯腰点头致谢:
    “谢长官了,谢长官了……盼着您多提携小女,多照顾,她还小……”
    “不用谢!她是跟我参加革命,”营长的话音很宏亮。“我们不称长官,称同志。”
    “营长同志,”母亲谦恭地点头道,“你为小女引荐到部队,大恩大德,本想请您到朝阳楼,宴请答谢,可您不来,那我们怎么谢您呀……”
    “瞎,都是自家人,什么谢不谢的!”蔺妈插话了,一边把我拉过来,向营长介绍,“这就是小夏,你看,多漂亮的姑娘!”
    我向蔺营长鞠躬。说:
    “谢谢营长,给您添麻烦啦!”
    “嗯。”蔺营长盯着我看了一眼,“没问题。”说罢,他干咳了一声。
    我不知他说的没问题,是指我当兵的事没问题呢,还是他对我比较满意而没问题呢。由于和他不熟,我有些拘谨,不敢多问什么。
    几个人默默站了一会儿。远处似乎响起了火车汽笛声。
    进了站,到月台上。母亲最后叮嘱我:
    “出门在外,凡事多留个心眼儿。”
    “嗯。”我答应。
    “遇到难处找蔺营长,他会帮你的。”
    “嗯。”我答应。
    “常给家写信。”
    “嗯。”我又答应。
    火车进站了。黑忽忽的庞然大物鸣着笛,喷着蒸气,驶进车站,缓缓停了下来。火车头夹裹着一阵冷风扫过我的棉袍。母亲和蔺妈把我和蔺营长送上火车,把我的包袱和兜子安放好,就下了车,到车窗口等着车开。
    车开动时,我看到母亲流泪了。寒风掠过母亲的脸,她的一绺黑发从头巾里散落,在风中摇曳。那一刻,我觉得母亲好像忽然显老了。一年多来,母亲从一个美貌的妇人,不知不觉要变成一个老太太了。现在想来,母亲当时不过才四十岁出头,而她比我的父亲要年轻十八岁。
    “妈,你们回吧,”我对车下向我张望的母亲催促,“多保重身体,照顾好我爸……”
    母亲开始跟车小跑,一边向我张开双臂。
    蔺妈也高喊:
    “有亮,小夏就托付你啦!你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子吧——”
    汽笛长啸声中,我满眼泪水,注视着月台上母亲和蔺妈越来越小的身影。
    16周岁的我,从此永远告别了母亲。

第二章
    春红大姐枕畔的发香阵阵袭来,渐渐抵消着我被头上的异味儿
    我跟着蔺营长离开宣化后,坐了大半天火车,到北京平绥车站——就是现在的西直门火车站下了火车。
    第二天我们又从前门火车站倒另一趟火车。又坐了大半天时间到了唐山。
    第三天下午我们到了离唐山十几里地的一个镇子——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一路上,乘车、住宿,蔺营长都对我很照顾。看起来,他是在努力把我当作他家乡的妹妹,起劲地呵护。而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他当作部队的领导,自己则是一个有待被接收入伍的新兵。
    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
    一是蔺营长的年龄不像我最初见到他误以为有四十多岁那么大,交谈中得知他当时才二十七八岁,是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的。
    并且他负过六次伤。
    二是他在火车上,看见我的笨重的包袱,笑说:“又不是串亲戚,弄个包袱干啥!”一边说,一边从他的帆布箱里找出一条背包带,三下五除二,把我的包袱三横两竖,变戏法儿似的打成了一个小背包。使我一路上下火车,背起来感觉很好。
    三是头天到北京后,到前门附近的一个军人接待站住宿时,接待员——一个唠唠叨叨的秃头老人拿着一大串钥匙只给我俩开了一间房。蔺营长说,还要再开一间。老人问:“不是两口子呀?”闹得蔺营长一个大红脸。为了证明我的身份,蔺营长
特意用接待站的军用电话给部队打了个电话,声音喊得很响:
    “喂,告诉你王统之,我按你们的要求带来一个女兵……对,十六七岁吧,什么?会什么不知道。唱歌没问题!长得俊,没问题!文化更没问题!你要是不收下,那可就是问题啦!”
    看着蔺营长一手叉腰,一手握话筒打电话的神情,真有一股豪气。但是,他的一口一个“没问题”,倒让我暗自担心起来。因为那时我已从他的口中知道,部队的文工队要招一些有文艺特长的青年补充队伍,最好是要专业文艺团体的。可我只
是一个普通的女中学生,人家会收留我吗?
    由于这些想法,在那天快到部队驻地时,我跟着蔺营长一路奔向那个镇子,心中还是忐忑不安。
    那个村镇坐北朝南,面向一道河湾。我们踩着一块块青石过了小河。冬日的阳光照在结冰的河面上,有些刺眼。
    过河后,我们走上一条由东向西的通往村镇的大车道。道路上,零星见到部队人员骑马经过。有的还与蔺营长打招呼。
    快进村前,蔺营长说,咱歇一会儿。就在路边几株枣树下的青石上坐下,一边放下帆布行李箱,打开翻检着。
    我也坐下,一边用手绢擦汗,一边望着不远处的村镇入口,看见有穿军装的三三两两的人,听见了鸡鸣狗吠,以及断断续续吆喝牲口的喊声。村口一面墙上涂了两个黑字:离庄。
    这时,蔺营长开口了:
    “小夏,到了文工队,可不能娇气,要能吃苦,听领导的安排……”
    我点头答应着。
    “你帮我办点儿事——”
    蔺营长一边说,一边把一小包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是一个粗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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