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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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夏-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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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呀?抹什么啦这么大味儿,熏死人呀!”秋月梳着头,皱着眉头叫着。
    我的心顿时一紧,知道这又是对我来的。这是因为我洗脸梳头后,抹了些从家里带来的雪花膏。以前曾有过几次,我用雪花膏时,秋月都鄙夷地说过我,说我小资味儿改不掉,搞得香喷喷的。
    我都没搭理她。后来,干脆我把一盒香脂收起不用了,但是并没舍得扔掉。今天说是用一回吧,却又落得她一顿数落。
    不过我还是忍着没有马上发作。我琢磨秋月那天演出出了纰漏,可能是从心里窝火没处撒。因为那天的慰问演出,我的西河大鼓和二重唱受了欢迎,各返场两次,而秋月参加的表演唱《并肩生产》,却受了批评——她的两条辫子太长,盘起来没
扎紧,戴上表演用的白毛巾,一扭一跳的,忽然从毛巾里出溜下一条辫子,在屁股上一荡一荡的,活如她后背上吊着一条蛇!台下观众哄然而笑,秋月却并不知情,依然起劲地边扭边唱。我们在后台急得向她打手势,她也没发现。最不妙的是待她
在观众的哄笑声中下到后台时,一眼看见我在台口抿着嘴笑,而我想掩饰却没有忍住。看见她涨得紫红的脸,我情知不妙。一定是她以为我幸灾乐祸。而得罪了她,她总是寻机报复的。
    果然,秋月开始找碴儿挑衅了。
    “成天臭美什么?幸灾乐祸的没好人!”秋月摔摔打打地说,“以后抹了味儿大的东西,最好到野地里吹吹,别让我们闻得恶心!”
    听着秋月的恶言恶语,我也心头顿起无名火。心想,我怎么得罪你了?我生得好看一点儿,春红大姐和廖沙队长都挺喜欢我,关照我,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儿呀?犯得着引起秋月的嫉妒吗?而且,我凡事一忍再忍,她却以为我软弱可欺。就算我
的出身不好,可她呢?据说她父亲是伪警察局长,她母亲是局长的三姨太。她父亲解放前跑台湾了,扔下她母女二人也怪可怜的。可是怎么就不知道同情别人呢?
    我决定给她一点颜色,省得以后总拿我当出气筒。
    “对不起秋月,”我面无表情地说,同时拿起我那盒雪花膏,走到她跟前,举起雪花膏给她看,“我不知道你闻不得香味儿,对不起,我也不想臭美,我把它扔了——”
    说着,我随手一甩,把雪花膏扔到了炕下的灶坑里,又补了一句:
    “省得你以后再找碴儿!”
    “谁找你碴儿啦?”秋月没料到我会反击,愣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你看看,女兵们谁抹雪花膏?你听不进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
    “你听得进意见?”我反唇相讥,“那我也给你提个意见,把你那两条辫子剪短点儿,省得吊在屁股上招摇。还影响工作……”
    “分队长!”秋月一步蹿到春红跟前,“你给评评理,我辫子长怎么啦?她倒是想呢,看那一头软黄毛吧,还嫉妒别人!”
    “算啦算啦!都别吵啦!”春红大姐不耐烦地,“头也梳了,雪花膏也扔了,辫子也扎好了,咱们该跳舞去啦……”
    去往参加舞会的路上,春红大姐安慰我说,扔了那雪花膏也好,就抹点凡士林油膏挺好。她认为,在这野战军里,风里雨里,泥里土里,炮火硝烟熏着你,是一个男人施展的天地。在这里,一个女军人,女性特征掩藏得越深越好。特别是一个
未婚女孩子,更要注意保护自己。
    “在部队这男人圈里,你,一个漂亮女孩子,就是不抹香脂、不使香皂,男人们都能老远闻出你身上的女人味儿!你要是再抹个雪花膏,那就更招惹人啦……”春红大姐好心提醒我,“像去参加舞会吧,让咱们文工队女同志去,不让他们男的
去,为啥?因为舞会不缺男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咱们去跳舞是工作,是陪首长们休息、放松……首长们放松了,咱们可得紧绷着点儿,有些人跳舞不规矩,跟你贴得很紧,恨不得搂怀里抱着,你就得注意把身子僵直些,拉开距离。”
    春红大姐当时真是一片好意提醒我,可是我毕竟年轻幼稚,对她的提醒没怎么在意。不就是跳跳舞吗?说不定还能在舞场上见到蔺有亮副团长,我的蔺哥,跟他聊上一气呢!我这时已渐渐从刚与秋月争吵的愤恨情绪中平复下来,带着希望见到
蔺哥的企盼。跟着春红大姐和文工队女队员们走进了舞场。
    舞场设在离庄过去村公所的一所青砖厅堂里。俱乐部的同志们已吊起两盏汽灯,放好了留声机。舞会晚七时开始,我们文工队的人提前到了一会儿等候,后来师团和司政后机关的首长陆续进入舞场,师长政委也都来了。侯师长一进舞场就吵着找
李春红,把披着的大衣抖落给警卫员接着,就喊,李春红哇,你这个跳舞老师不称职呀,我怎么一直毕不了业哩!说着就跟李春红跳了起来。
    我的第一个舞伴是宣传科武科长——他瘦高的身材面对矮小的我,不得不驼下背来就着我,舞步潇洒不起来。何况我还一直心不在焉,我不时掉头睃巡:蔺哥怎么不见?
    在跳第二支舞曲的时候,我两眼一亮:二十几对舞伴中,我看见了蔺有亮!蔺哥也看见了我。我们俩双目有过极短暂的交流,蔺哥旋即掉转了头。他正与春红大姐跳着,有说有笑。我真羡慕春红大姐,同时也暗暗祝福他们。
    第二支舞曲结束后,我刚走到墙角在凳子上坐下,就见蔺哥大步走过来。我起身相迎。
    “小夏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蔺哥满面春风地笑着。说罢一侧身,从他身后让出一位首长——老团长翟玉祥。
    “这是我们团团长,翟团长,是我的老领导,战功赫赫,有威名!你们认识一下吧——”
    我笑着点头,与翟团长握手。
    舞曲又响起了。我希望与蔺哥跳上一曲,可是他却让我陪翟团长跳。
   从翟团长上来把我搂定,这一晚上舞会我再没能换任何舞伴。
    一曲又一曲,跳了一次又一次,翟团长不离我左右。我左寻右找,希望蔺哥来邀请我跳上一曲,给我解个围,可是他像再没有我这个人似的,跟任何人跳——甚至包括秋月!可是偏偏不来找我!
    翟团长一晚上对我说了些啥,我都没有印象了,大概是“你多大啦?”“你哪里人?”“父母怎么样?”之类的问题。我只觉得他两眼死盯着我,鞋楦头股的大下巴不时轻碰一下我的额头,我怎么避让也无济于事。他浑身散发出呛人的烟油子
味儿,随着一开一合的嘴唇,喷出酒菜和混浊气味儿,熏了我整整一晚上!
    有一次,我从翟团长右臂一侧望见蔺哥,那时他正跳得距我很近。我向他投去求助的目光,他只淡淡一笑,旋即消失。
    唉,蔺哥,你怎么不想想,你把我从千里之外带到这里,几个月过去,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说?我要跟你说说家乡,说说蔺妈,说说我的父母——到部队后,我写过两封家信,却一直没收到回信,也许蔺哥知道什么消息?我要对蔺哥说说文工队,
说说王队长,说说春红大姐,说说他送春红姐的酥豆我捎到了,说说他送我的精美的日记本我早已开始启用了……可是,他居然再也不睬我!那时我的心情懊丧得比与秋月争吵后还糟。原来,我自认为的最亲近的家乡人对我如此漠然。结论只能是
——我在他的眼里无足轻重。
    ……惨白的汽灯在我头顶旋转,翟团长铁似的手臂搂紧我的腰肢,混浊的酒气烟气像浪头打着我的脸,从翟团长一晚上陕北口音的话语中我只记住了一句:
    “咱们就算认识了……”

第四章
    一种本能驱使我腾地站起来。不顾王队长的劝阻夺门而出!
    三月里,我们师没有开赴东北,而是向西,开到天津以北的芦台附近兴修水利——挖潮白河。据说,由各团抽调的战斗骨干早已集中,而且奔赴安东。一个团抽出有一个连人。剩下的大部队,包括我们文工队,暂时留在后方。
    在我们的要求下,师里给我们文工队也划分了一小段挖河地段,但是我们更多的任务是组成几个演出小分队,下到各团的施工地段为战士们做现场演出。
    月末的一天午后,我们在一团施工河段演出一些小节目。演出结束后,部队战士懒洋洋地从土坡上站起,各自拿起他们的锹和镐头,准备继续劳作。而我们则收拾着乐器杂物。春日的阳光温煦可人,人人似乎略有困意。
   “翟团长——”王林一声喊,声音似有些不寻常。
    我们抬头向南望去——远处一片轻烟如雾的柳树趟里,飞驰出两匹骏马,骑手越来越近,而且一路呼减着,伴着马蹄沉闷的敲击。
    “喂——他娘的好消息盼来喽——”翟团长粗黑的脖子涨起青筋,咧着大嘴喷吐着唾沫,“都停下你们的破铁锨!做好善后扫尾!
    找出你们的枪,擦得它跟漂亮娘们儿的脸蛋一样光!咱们有仗打啦!咱们要到朝鲜去!……再别眼红那帮提前抽调集中的家伙啦,他们跟兔子似的从火车上给截回来啦!这回咱们全师一齐开上去,跟美国人干一下子!快准备吧……“
    挖河的士兵们直起腰来,揩拭着脸上的汗污,看着飞驰而来又驰过的骏马,惊讶又兴奋地议论起来。不少人扔了手中的锹镐,登上河畔的土堆,高举手臂嗷嗷嚎叫起来,活像一群饥渴的狼。
    “听咱白了吧?”廖沙队长望着远去的翟团长和他的警卫员,忽然转过身来,吼了一声,“要上朝鲜啦!要打仗啦!”
    我们一齐围拢到廖沙身边,兴奋地议论起来——
    “翟团长肯定刚从上头开会回来!”
    “抽调的战斗骨干都回原单位了!这回是连锅端,一个不少全上!”
    “文工队去不去?”
    “少不了文工队!先去朝鲜的部队都带了文工团!”
    “啥时候出发?得写个家信吧?”
    “让廖沙队长去队部问问,打探清楚。”
    廖沙欢笑地拉起了手风琴,我们跟着节拍唱起了《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
    在三月和煦的春风里,我们的歌声洋溢着激情,欢乐而兴奋。
    那时,我们似乎不是即将奔赴弃尸抛骨的战场,而是即将奔赴一场盛大的青春舞会。
    晚饭后,我们七八个女队员到驻地村外河边一片桃林散步。晚霞殷红,映照着盛开的桃花,映着我们年轻美貌的脸庞。微风撩动着我们的秀发,也传递着我们的歌声:“……再见吧妈妈,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后来歌声停了。我们坐在水流清澈的小河旁,望着西边渐落的夕阳,沉默了一阵。
    “朝鲜很远吧?”是谁问了一句。
    “远吧?……出国了嘛……”
    “不远,古时候薛仁贵征东去过朝鲜……”
    “怪不得前些天春红分队长带人去天津、保定招募文工队员,肯定是为人朝做准备哩!”
    “听说朝鲜那地方尽是大蟒蛇!”
    “多大?”
    “几里地长,见头不见尾……拿小钢炮轰它,炸断了大蟒,一看,肚子里尽是步枪、钢盔、人骨头架子——它好人坏人一起吞……”
    “别听这个,造谣哩,吓唬人。”
    “去了朝鲜,能不能收到家信?”我想起这个问题。离家以来,我一直没收到家信,现在快要赴朝了,更担心以后断绝音讯。
    “想家了吧?姑娘们?”突然一声喝,吓了我们一跳。回头一看,是廖沙分队长从桃林里钻出,前胸挂着手风琴。“咱们唱歌吧,我来伴奏,以后这种悠闲的日子不多啦……”
    廖沙队长说着,走到离我很近的一块青石上坐下,看了我一眼,拉动了手风琴。
    “廖沙队长,”我问他,“你问过王队长了吗?我们去不去朝鲜?”
    廖沙又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他的手指在琴键上似鸟翅般拍动,音乐像黄昏的小河水汩汩流淌。
    “你在哪里,褐色的眼睛?你在哪里,祖国的边境?前边是保加利亚,后面是多瑙河……”廖沙随着琴声,沙哑而忧郁地唱道,“在水面,在陆地上,我走过无数的路程。但是无论走到哪里,苏维埃总活在我的心中……”
    一遍又一遍,我们随着廖沙的琴声,哼唱着喜爱的苏联歌曲。
    《小路》、《莫斯科效外的晚上》、《山楂树》……从此我再也没有忘记,1951年春天,我们在一条蜿蜒的潮白河支流上,在黄昏的岸边,随着廖沙沙哑的嗓音,学会了唱《褐色的眼睛》:
    在巴尔干星空下,
    我们偏偏要想起,
    雅罗斯拉夫,布良斯克,
    和斯摩棱斯克的地方。
    你在哪里,褐色的眼睛?
    你在哪里,祖国的边境?
    前边是保加利亚,
    后面是多瑙河……
    廖沙低沉的歌声中,夜幕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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