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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冲击受阻，７旅的方向却鸦雀无声。江拥辉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
他的任务就是从北面打进去，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伤亡从北面打进去。
枪林弹雨中，一个称职的指挥员的头脑，会变得出奇得冷静、敏捷而又活跃，在扑面而来的热浪中，江拥辉发现东北角敌人火力较弱，还有个弯曲的小河沟，便于隐蔽，冲击距离也短。他立即命令１营向那里运动，集中全团火力压制敌人，掩护１营迅速发起了攻击。
就在这时，７旅方向枪声大作，撼动了整个战场。
原来，这是林彪安排的。他故意让１９团晚２０分钟发起攻击，迷惑敌人，使敌人将兵力和火器投入到２团方向，以增加攻击的突然性和可靠性。
趁敌人转移火力之际，２团１营迅速突破敌人阵地。接着，另外三支箭头也相继射入镇内。
短兵相接，全美械的１３军可就不如半美械的５２军了。大炮不能上刺刀，炮弹都打到后边去了。每班只有３支步枪，想拼命也只有３把刺刀。可敌人也不是一打就瘫，没刺刀就跟你抢枪把子。有个机枪手脑袋被扭住了，还抱着机枪射击。
这一仗，１师和７旅伤亡７００多人。
这个数字，打破了山东和华中地区８年抗战中任何一次夜战的伤亡纪录。
秀水河子战斗，是在节节后退的不利态势下，利用敌人轻敌冒进，精心策划的第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对于打击敌人气焰，消除当时对美械装备敌人的恐惧，恢复和坚定斗争信心，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背景上看，这一仗向那个“万花筒”时期诉说着的，却远非仅仅如此。
沙岭—碰上了“王牌”就在１师和７旅乘坐３０多辆美制“大道奇”，在老百姓“这八路可真小看不得呀”的啧啧赞叹声中，浩浩荡荡阔阔气气驶出“一举成名”的秀水河子时，沙岭战斗打响了。
２月初闯到关东的新６军新２２师，２月１０日后，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以西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６６团和师教导营进至辽河南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
辽东军区决定吃掉这股敌人。
兵力部署，以４纵五个团（后又调来３纵一个团）主攻，３纵两个旅警戒、打援。
除了都是打孤立突出之敌外，一切都和秀水河子是另一种情景。
首先是“最后一战”。
战前动员：这是“最后一战”了，这一仗打完了，东北就和平了！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力量坚决打好这一仗，也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日本鬼子都打垮了，顽军算老几？把炮弹放出去就是胜利！
真是把对手当成几炮就能轰散的“土顽”了。结果一打才明白，新６军新２２师是号称“虎师”的王牌中的王牌。
从延安到西柏坡，毛泽东都有电报，要林彪想方设法打掉这个新６军新２２师。林彪几次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吃掉这个王牌中的王牌，都未得手。４纵和３纵都是东北野战军中和主力，也可以说是王牌。可这都是后来的事。是在和新６军这些王牌不断较量中打出威风的。就像在山海关“拒敌于国门之外”的７师，后来成为著名的“攻坚老虎”，当时还不是一样。现在，这两个纵队各方面实力，都明显地逊于对手。
不是“土顽”是“王牌”，就该认真对付了吧？不能说没认真，但战术是谈不上的。四面八方，人海战术，猛打猛冲，把立足已稳之敌当作立足未稳之敌，一次不行再来，还不行再上。这个部队伤亡大了，顶不动了，换个部队再顶。就像羊顶架似的，顶了一昼三夜，不得不撤出战斗。
毙伤俘敌近７百人，４纵和３纵伤亡为２千１百人（24）。
张继璜老人当时是四纵十旅二十八团政委。
老人说∶
开进路上，大家都很高兴。打八年日本还要打老蒋，“最后一战”了，能不兴奋？我们团后边是炮团，九门日式山炮，大骡子大马拉着，瞅着美气神气又长劲儿。
一开火就不行了，那炮弹不少从敌人头上飞过去落到自己阵地上去了。敌人那炮弹却象长了眼睛，专往咱人堆里砸。都是燃烧弹，打哪哪着火，雪好象都打着了。我和团长在一间草房里指挥，草房打着了跑到外边。草垛，芦苇，可利用的隐蔽物都打着了。没招了，就躲进个大粪坑里指挥。
我们还有个粪坑，部队往哪儿躲呀，就那么顺着街道往里冲。我说这样不行，赶快在墙上打洞，从两边房子里往上攻。
当时还是班长的崔文清老人说∶
和新二十二师一交手就叫人吃惊。枪打得准，炮打得更准，就在你头上几米处爆炸———小鬼子可没打出这水平。
赵斌当时是四纵十一旅三十二团二营副营长。
老人说∶
我那个营伤亡了一半，大都是火焰喷射器烧的。一打一条火龙，满是冰雪的大街都烧黑了。当时也不知道那叫“火焰喷射器”，就叫“那玩艺儿”，“喷火的那玩艺儿”。后来不知谁说那叫“火箭炮”，大家就叫“火箭炮”。
来个纵队领导，说∶甚么娘卖×的“火箭炮”，弄来个我看看！
我带两个班，从路边人家挖开墙钻进去。两个国军趴在沙袋后面，正往火焰喷射器上鼓捣甚么。我瞅一气，认准了，就扑上去。
满以为拿回来就有办法了。那个领导转圈儿看，掂一掂，踢两脚∶娘卖×的，就这么个玩艺儿呀？就这么个玩艺儿叫“火箭炮”呀！
撤出战斗后，大家议论，说过去打鬼子也没这样呀？这是“顽军”吗？后来就传说，新六军是在美国训练的，都是大学生。
那时可真有点怕美式装备，怕新六军。
这边攻坚攻不动，那边打援没打住。
３纵８旅两个团在六间房打援。晚到一步，敌人两个营已经进村了。８旅连俘虏也没抓个问问，赶到那里，围住就打。攻了一天，占领一半村子，就一步也动不了了。旅长火了：再攻不进去杀你们的头！正发脾气，背后“轰隆”一声，一个连没几个人了。
高秀成当时是８旅２２团３营教导员。
老人说：我那个营是预备队。１营、２营攻了两天，伤亡挺大，又疲劳。我们要上，他们不干，怕我们把“最后一战”的光荣抢跑了。团长是刚从延安来的，理论有一套。敌人没把咱土八路放在眼里，他没把我们这些冀东土八路放在眼里。
你得有真本事呀？关键时刻却拿不出决心，就让那两个半残废的营在前边粘糊。
六间房久攻不下，敌人大队援兵要到，旅里决定用攻鬼子炮楼的辨法造土坦克。拉来满满两马车炸药，放在９连休息的院子里。也不知是有坏人还是怎的，半夜时分，一下子就响了，几十里外都看见火光，还听见爆炸声。我这耳朵，现在还不大好使。
前边伤亡，后边伤亡。这边不能打了，沙岭那边也撤了。一路抬着伤员，那个垂头丧气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都说，回到辽阳后开追悼会，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这叫甚么“最后一战”哟！
一胜一负，国共两党，一比一平。
足球是圆的，战争也不能说是方的。不应以胜负论英雄。但对于成败的原因，还是应该论论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胜也好，负也好，圆的也好，方的也好，诉说着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㈠
－－４Ａ电报之二
对于这段万花筒般变化着的时局，看得比较清楚的人，历史己经在黑土地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林彪、黄克诚、陈云、罗荣桓、高岗、张闻天……
其中，首推林彪和黄克诚。
“黄瞎子”的眼力新四军３师老人，都说黄克诚眼神不好，近视。平时，师里几个领导有时称这位师长兼政委“黄瞎子”，他也答应。对于惯于夜间活动的土八路，眼神不好是个难题。行军时，有人跟他开玩笑，故意在前边一蹦一跳的，说有石头，有沟。他就挺认真地在后边又蹦又跳。
从身材到心灵都是堪称巨人的戴高乐将军，有句名言：“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他就不会有威信。”这种“距离论”的版权，其实并不是这位法兰西英雄的。翻译名人传记，那些曾在历史上留下雷霆般足音的中外名人，在都是这样说的，做的。
来自湘南红土地的戴眼镜的瘦小的黄克诚，与这种不无道理、也令人讨厌的“距离论”无缘。他是以对同志手足般的情谊，和基于这种情谊的严厉和宽厚，建立起绝非装腔作势才能攫获的权威。他是以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耿耿忠贞，赢得了人民的敬仰和信赖。他是以他深邃的眼力和杰出和贡献，在中国半个世纪风雨如磐的路上，留下了属于他的也属于人民的非同凡响的足音。这种品格和眼力，在这片黑土地上，在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时期，曳起一道耀眼的闪电。
据说，如今有些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仪式，过了“那一会儿”，人们就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了。而黄克诚的追悼会，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景仰、怀念的气氛笼罩着，那么深沉，那么庄重，那么肃穆。流泪的人那么多，流的泪也那么多。人们谈论的只有黄老的为人，黄老的刚正，黄老的节操，黄老的气度……
９月１３日，黄克诚得知苏军占领东北，即致电中央：“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内地战争。”
到东北后，他始终关注根据地建设。
１１月２６日，在那封著名的关于“７无”的电报中，他向毛泽东提议：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同一天，又致电军委：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１１月２９日，又致电东北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列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１２月１７日，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当从中央到地方都觉得东北形势很好时，他在那里来了个“７无”，简直把形势描写得一团漆黑。当一些人还把美械装备的敌人视为不堪一击的“土顽”时，他在那里一笔一笔地算计了敌人的“８条进步”。
当有些人还未从“独霸东北”中清醒时，他在那里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
是危言耸听吗？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４日，在四平失守后的一片悲观气氛中，在科尔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他在给中央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中，这样剖白了那颗赤子之心：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在他口述或是撰写这封以及此前此后的那些电报时，他都想了些什么？想没想到宋人张商英那句“自古忠烈多磨难”？他应该想到－－但４４岁的瘦小羸弱的男子汉，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翻开建国后的报纸，“形势”好像从来都未坏过，连“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这样一个人罹难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或迟或早而已。
据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曾派一位著名人物和黄克诚谈话，意思是站过来就行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拒绝了。
一个忧国忧民，忧党忧军的人。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据说，毛泽东１２月２８日给东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