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 作者: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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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 作者:张正隆- 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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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S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谈到蒋介石等43名战犯,“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⑼。
  1988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发公告:“对去台湾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往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⑽。
  总统与士兵平等,都是40年。
  蒋经国去世,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⑾。
  蒋介石去世,新华社发表消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⑿。
  如果蒋介石能再活上13年,中国共产党即便不发封唁电,新华社还会发这样的消息吗?
  实际上,蒋经国未去世前,共产党就称其父为“先生”了。
  三分之一世纪风吹雨打,“头号战犯”、“人民公敌”变成了“先生”。那些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冰跎样的尸体,那些在热带和亚热带烈日下一会儿就膨胀了的尸体,会死而复生吗?
  黑土地上没有国民党阵亡官兵纪念碑(黄土地和红土地大概也没有。台湾肯定会有的)。中国人好像没有为对手立碑的习惯。
  然而,在华夏大地的每个“凡尔登”,都耸立著一座无形的无字碑。
  每座碑都在告诫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告诫中国人不要忘记发动了这场内战的那个人的姓名。
  那是岁月的风雨永远吹打不去的。
  河两岸是百姓
  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4千万人中,一半以上是平民。
  在中国这次内战中,直接和间接死於战争的老百姓,知多少?
  白红黑
  锦州凌河区菊花街印染二委主任,52岁的张玉杰说:打仗时,我家住在古塔区南街西二胡同。一个大杂院10多户人家,住一连国民党。外边朝里打,里边朝外打,我们钻在果窖里打哆嗦。50多人死两个。没来得及进果窖打死一个,炮弹片从气孔钻进去打死一个。国民党不行了,也注果窖里钻,和老百姓换衣服。八路喊“缴枪不杀”,我们一家三代举著手走出来。现在看电影电视,一看到谁投降就想起这段,心头直扑腾。当时才12岁,觉得挺好玩儿。
  菊花街陶瓷联委书记,57岁的郭维珍老人说:我姑奶奶住在神社附近,那儿打得凶,死的人多。姑爷爷不在家,就她领三个孩子。炮弹房前屋後响,谁知哪下掉头上呀!一会儿钻地洞,一会儿趴在炕沿下,一会儿拖儿抱女再往地洞跑。女的没主意,也是“麻爪”了,姑奶奶总叼咕,说後趟房40多个人躲在地洞里,炮弹打上去,全捂里了。一唠起来,她就说那命是检来的。
  哈尔滨Zll医院原副院长韩德老人,四平攻坚战时还未参军,是市立医院内科医生。老人说:问问四平老人都知道,那一仗下来,全市完整无损的房子基本没有了。
  咱们部队一层层往里推,推到哪里,两边炮弹就往哪里砸。大大白天晚上烧。老百姓开头都躲在家里,盼咱们快打进来就算熬过去了,哪知打起来没头了,就开始往外边跑,天上飞机炸,地上炮弹打,子弹嗖嗖飞,那人死的呀,包袱箱子扔一地。没人管。那功夫谁管谁呀!死个人不如只小鸡。哪是逃命是玩命呀!玩命也比等死强,我爱人怀孕四个月,跑不动了,我就扶著架著她。那时那人真抗折腾。
  塔山镇65岁的张连生老人说:开仗以前,八路让老百姓走,走2千多口人。胆大的,腿脚不方便的,顾家不顾命的,留下了。各找出路。俺一家6口跑到12里外的老官堡,就听那炮打的呀,天都红了,就惦着那个家甚麽样了。庄稼人除个家还有甚麽可惦念的?回去一看全毁啦!炸的炸,烧的烧,没一家好房子。河西南国民党那边都平了,死伤几千口子,张国胜老两口全炸死了。那个哭呀,哭人,哭家,哭这个日子还怎麽熬呀……。
  71岁的王振成老人说:俺家六间房子,八路要扒了搭炮楼。俺跪下磕头,说庄稼人盖个房子不易呀,老少10多口子,好歹留个窝吧。扒了两间偏房,四间正房拆去了门窗。唉,没扒棹也打完球的了,打完仗都走了,叫老百姓怎麽活呀!怎麽活也得活,鼻涕一把泪一把,搭巴搭巴猫一冬。
  塔山、锦州、辽西打烂的那些房子、窝棚,还来得及在第一场大雪前“搭巴搭巴”。文家台呢?零下35至40度,大雪没膝深,打平了。
  三个冬天,国共两党在冰天雪地中大打出手。一仗下来,雪白,血红,打烂的房子朝天张著焦黑的大口。
  堑壕中有冻死的士兵,废墟上有冻死的百姓。
  从亚洲到欧洲,当许多饱受战人蹂躏的国家,正在废墟上重建或己经重建了家园时,我们却在8年抗战的废墟上,继续制造着废墟。
  瓦砾、饥饿和死亡!
  地震可能发生在冰川,海洋,大漠。这场内战不可能在没有人烟处进行。这已使卷入战争的百姓遭难。劫难还不仅於此。
  1945年10月,共产党放弃鄂豫根挎地北移後,国民党军队进入“匪区”,大肆屠杀“通匪人员”。甚至斩草除根,一家老少全部杀掉,1948年10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载文《舟山群岛剿匪记》,刊登5幅照片,中间一幅为“东福山俘获之女匪”,照片上3个短发少女,纤秀、朴实,典型的渔家女儿形象。中间一个低着头,两边的向前望看甚麽,左边一个顶多不超过15岁,一双不谙事的大眼睛,满脸稚气,毫不在乎。那神态与其说是“坚贞不屈”甚麽的,倒不如说更像在一场“捉猫猫”游戏中被捉住了,觉得挺好玩儿。
  辽沈战役期间,廖耀湘兵团西进路上,对沿途村镇“共匪干部”和“通匪人员”,也是抓的抓,杀的杀。
  当时是8纵民连兼敌工部长,离休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潘纯老人说,他家在冀东青龙县七道河村。抗战时那里是“人圈”。“八·一五”后是拉锯区。国民党来了杀一批“通匪人员”,共产党来了再杀一批“通匪”的。全村500多口人,死的死,逃的逃,解放时就剩几十口了。
  礼义之邦的中国,政权更迭从来都是在血泊中进行的。
  “胜者王侯败者贼”,永远倒霉的是老百姓。
  黑土地上一些老人说:那时呀,管它谁输谁赢的,老百姓就盼著快点打巴打巴完了就好了,可折腾不起受不了啦!
  若再打上10年、8年的,也得受着。
  养不活
  1947年收成不好,1948年又是个灾年。
  春旱,苗未出齐。夏涝,雨水之大为30年所未有。辽河沿岸很多村镇成为泽国,粮食绝收。头年就是先旱後涝,当年又多个虫灾,仅此一项,沈阳附近各县,半个月左右就减产三成以上。
  天灾战祸,双刀齐下。
  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粮草足”为“十全”之首。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抢夺小麦之战”: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
  (一)我们要求二十五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
  A,扩新到冀东,党与群众队伍非常混乱,大批逃兵回家,还有少数份子勾结地富和被撤掉的坏干部上山当土匪。队伍未整顿前,扩军只有强迫命令,使党与群众更加对立,造成严重后果,冀热察基本人口七十多万,新解放区四十多万,老区已扩军及地干共六万多人(抗战时死亡在外),有些区村已无几个青壮年。政权干部为妇女担任,热河四百三十万人口,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年约八十万。“八·一五”到现在参军约廿万人,村以上地干脱离生产者,约四万人,土改中杀掉五千人,鼠疫伤寒饥饿死掉约四千。当土匪者被杀者约二千,国民党抓去若干烟民青壮年约廿万,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尔後主力补充亦无办法。
  B,养不活(现冀察热辽区负担人口只一千万),冀东三百九十万,热河四百二十万,冀察热一百二十万,各区游击区约二百万,现在脱离生产人数包括扬罗兵团(扬德志、罗瑞卿乒团——笔者)在内,已达四十一万,如再扩兵三十五个团,则为四十七万,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在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从城市到乡村,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内战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呀!
  1912年(民国元年)至1949年,37年间中国人口增加1。4亿。
  1949年至1957年,8年中人口增长1亿。
  难道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争?
  海两岸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越南鬼子”,中国人习惯称敌对的外国人为“鬼子”,对于同为炎黄子孙的对手,讲究“正统”的中国人,最通用的是一个“匪”字。“共匪”,“奸匪”,“毛匪”,“林匪”,“蒋匪”,“杜匪聿明”,“卫匪立煌”,“博匪作义”,等等,等等。当北平有和平解决迹象了,“傅匪作义”就变成“博作义将军”。而近40年後,台湾当局仍称大陆为“匪区”。
  这似乎挺可笑,就像小孩打架玩儿。
  1958年,美国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力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如果此举得逞,下一步就可能“托管台湾”。蒋介石的中国心不甘,已力不从心。毛泽东火眼金睛,万炮震金门,告诉“美帝国主义”:内战还在打,军队不能撤,托管不可能。据说蒋介石接到炮战报告,连叫三声“好”,而在大陆与邻国发生的历次边界冲突中,台湾当局几乎每次都引经据典,说明哪哪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给予声援和关注。到底都是炎黄子孙,多远是多远。
  “主义”却是万万碰不得的,一碰上立刻就怒目相对,翻脸不认人,又“共匪”、“奸匪”地骂上了。
  就因为共产党夺了国民党的江山?确实,那时国民党是合法的“正统”。可如此追究起来,领导辛亥革命的国父孙中山不也大逆不道了吗?那时的“正统”是大清帝国。
  当年的“鬼子”们纷纷来华投资,发财,海峡两岸为甚麽不能堂堂正正地发财?“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实际,可自家兄弟多分点,不是理所当然,也是最起码的吗?
  对“鬼子”、“洋人”似乎是不必大认真的,对中国人可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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