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年仅五十一周岁的皇太极猝然病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皇冠阴差阳错落到五岁孩童福临头上。范文程一如既往，殚精竭虑，辅佐幼主，完成皇太极生前未竟之志。
登上皇位的福临是个不懂事的孩童，清朝内部对实际最高权力的争夺异常激烈。在这场角逐中渐据上风的睿亲王多尔衮，排斥以皇长子豪格和两黄旗大臣为主的异己势力，拉拢中间力量，力图将最高统治权独揽手中。正当多尔衮集中精力“窝里斗”之际，范文程却鹰隼凝眸，全身心关注着山海关内明王朝政局的变化。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辅政大臣多尔衮等人，阐明天下大势，敦促清统治者务必抓住明王朝内乱这一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迅速出师，进取中原。这一垂载青史的上书原文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故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祗承先皇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而径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裨各朝夕献纳，以贤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范文程上书时，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明王朝京师的情报，尚未传到处于关东一隅的清朝统治区，范文程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和犀利的政治眼光，率先提出行将改写大清国国运、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略主张。
仅凭这份上书，范文程就有资格跻身于卓越的历史扳道夫行列。
在范文程一再敦促下，睿亲王多尔衮幡然清醒，急忙收起内争之剑，将目光投向关内。就在这时，传来了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率农民军入主北京，明崇祯帝自杀身亡的情报。多尔衮非常吃惊，连忙召开王公大臣会议，并急召正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赴沈阳商议对策。
范文程扶病上路，日夜兼程，赶到多尔衮身边，为他挥师争天下打气。首先，他阐明此仗可打，师出有名：“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接着，他预言李自成必败，而且一战可破：“（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最后，他进言必须以德取天下，不可滥杀无辜、丧失民心：“好生者天下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安百姓不可。”
第二天，他又抱病驰赴军中，起草檄文，晓喻大明国官吏百姓：“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并提出与农民军打击官僚地主做法截然相反的口号，争取民心和士心：“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文末尾，一概署着范文程的官阶和姓名。
多尔衮听了范文程透辟精到的分析，终于下定决心，实行全国总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参战。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带着智囊范文程，从沈阳挥师启程，踏上逐鹿中原的征途。
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战，多尔衮所率清军击败李自成所率农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李自成率残兵逃回北京，在武英殿登极称帝，匆匆过了一把皇帝瘾，焚毁紫禁城，率师西撤。
进献殊礼（6）
高冕
拥有数百万之众的李自成农民军，被一战击破。事实果真应验了范文程的预言。
十月初一日，小皇帝福临在睿亲王多尔衮等文武大臣的簇拥下，即皇帝位，再次举行开国大典，定鼎燕京，纪元顺治。
此前，皇太极、福临父子虽早已自称皇帝，但止于关东一隅，毕竟底气不足，有很重的自卑心理。以致清统治者将上一年八月举行的登基大典不作数，夺取明王朝京师后重新举行登基大典。至此，福临终于夺取中央帝国的大龙椅，当上了名副其实的皇帝，实现了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梦想。
定鼎燕京，百废待兴。在范文程积极建议下，清统治者采取为明崇祯帝发丧，安抚遗老遗少，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等一系列措施；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再行乡试、广其登进，废除三饷、编行保甲等重大政策，为清统治者平定大江南北、一统华夏江山，倾注了智慧和心血。
多尔衮其人，因统兵入关、都燕京、创制度、定中原，功成名就，光芒四射。世人多知多尔衮，而鲜知范文程。殊不知，在其显赫功名背后，倾注着范文程默默无闻的经纶筹划、呕心沥血。可以说，如果没有范文程及时倾奉政治智慧，拿出一系列卓越的战略主张，就不可能有多尔衮底定中原、成就大业的华章。
顺治元年，行功论赏，范文程被抬入镶黄旗，晋封一等阿思尼哈番（乾隆时改称男爵），赐号“巴克什”。不久，再次晋爵，获二等精奇尼哈番（子爵）爵位。
多尔衮入关后，重启迫害异己、独专威权的内争，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声望的提高，加快独霸皇权的步伐，从称辅政大臣，到称辅政王，进而称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步步攀升，登峰造极，无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完全凌驾于小皇帝福临之上。
在大清国高层政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大学士范文程挺直腰杆，不与谭泰、刚林等见风使舵、奉迎权臣的大臣同流合污，坚持不向多尔衮摇尾。多尔衮渴望树立个人专威，哪里容得有人冲他硬头硬脑，遂借范文程等人将甘肃巡抚黄国安呈请终养之本呈送辅政王济尔哈朗批复之事，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此事原本是：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二十六日，正逢睿亲王斋期，范文程等人就将被吏部驳回的黄国安呈请送交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此时对多尔衮已非常忌惮，不敢拿什么主张，“令姑待之”。应该说，范文程等人将公文先呈交济尔哈朗，是为了不惊扰斋期中的多尔衮，完全是为他着想。但多尔衮借此大做文章，不由分说，以“文程等擅自关白辅政王”的罪名，命将范文程“下法司勘问”。刑部官员为了捧多尔衮臭脚，屈从淫威，无视律例，竟对这位赤胆忠心的开国勋臣施以大棒，作出削夺职务、抄没全部家产的判决。
范文程不肯低下高傲的头。他是靠自身大智慧安身立命的大臣，绝不靠摧眉折腰轻薄无耻过日子。多尔衮最终虽从轻发落范文程，下达“姑释其罪”，“勉效厥职，以赎前罪”的谕令，但范文程没有屁颠屁颠地跑去，向这位一手遮天的权臣感恩戴德。范文程睿智的目光看得很远，干脆称病不朝，急流勇退。
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确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佩带顶珠、玉带。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年仅三十八周岁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暴病而死。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刚林和祁充格因讨好多尔衮、妄改清太祖实录罪发，被打入死牢。范文程也是大学士，本当一同定为死罪，顺治帝福临念他一身正气，坚持不奉迎多尔衮，下令只削夺其官职。而且事隔不久，当年就令他官复原职。次年，范文程被晋封世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子爵）爵位，授议政大臣之职，负责监修清太宗实录。范文程沐浴皇恩雨露，重新坐上文臣头把交椅，秉承皇上旨意，辅佐顺治帝治理天下。在遭受打击之后，范文程依然受到重用。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年近七十的范文程病逝。他堪称四朝老臣，一生经历了天命、崇德、顺治、康熙四朝。
但毋庸讳言，范文程是崇德朝之星。与在崇德朝光芒四射、大红大紫相比，生活在其他几朝的范文程就大为逊色了。
那么，少年皇帝康熙为何要将范文程称为开国“元辅”，曲意将他划归天命朝红人呢？说到底，康熙帝这么做，完全出于当时政治需要。
清军入关时，满洲男丁老老少少加起来，仅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人。这么些人，要统治一亿多汉人，必须推行满汉亲善政策，必须树立一个汉臣榜样。这个榜样，当然最好是在大清开山之祖努尔哈赤时代就受到重用的。谁堪为榜样？康熙帝选中了范文程，于是便将这位崇德朝才走红的人物，硬是说成天命朝就走红了。抬举范文程，实质就是抬举努尔哈赤老人家，为这位开创大清基业的先祖唱颂歌；归根结蒂，是要汉人摒弃族群之见，甘心情愿做大清皇帝的忠臣顺民，世世代代心甘情愿接受爱新觉罗氏的统治。
由此可见，少年皇帝绝不是犯糊涂。对范文程到底何时登上首辅高位这个问题，在他泼墨御书“元辅高风”祠额时，心里必是明镜一般。
铁血忠臣（1）
高冕
索尼出身于一个富有语言天才的家族。父亲硕色和后来当上大学士的叔父希福，精通女真、蒙、汉语言文字，受努尔哈赤赏识，均选拔到文馆理事，被授予“巴克什”称号。索尼与父亲、叔父一样，也精通女真、蒙、汉语言文字，努尔哈赤授予他一等侍卫，出入扈从，随军征讨。
女真民族跃马挥剑创天下，与绝大多数女真男人一样，索尼也是靠冲锋陷阵建立军功出人头地的。哈达部落派兵侵犯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部落，索尼身先士卒，将来犯之敌杀得落花流水。后来随努尔哈赤征讨栋揆部，蒙古大兵前来增援，结下两座大营，互为掎角，索尼会同其他将领发动联合进攻，攻破其中一座大营，其余敌人见势不妙，全部缴械投降。
进入皇太极天聪时代的大金国，仿佛青春发育少年，渴求急剧扩张，寻求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强悍的八旗劲旅，在歼灭左邻喀尔喀蒙古、威逼右邻朝鲜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落在山海关内辽阔富庶的明王朝身上。扩张的需要，使得满洲人要与这个汉人政权和蒙古部落更多地打交道，无论战争还是边贸交易，都需懂汉、蒙语言的人才。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率兵突袭抚顺城、揭开大规模伐明序幕，至皇太极掌权的金天聪末年，十八年间，金明两军战争不断，大小战役不下数十次。在与明朝汉人军队频繁交战中，索尼精通汉语的才能得到积极发挥。
索尼的语言才能得以充分施展，是在清军锋镝突入关内之后。天聪三年（1629年）秋，金军兵分三路，绕过宁远、锦州防线和山海关，绕道蒙古，毁边墙而入，成功远袭明王朝京师，并于次年正月攻占迁安、遵化、滦州、永平四城，在明王朝北京城之侧建立起战略桥头堡。这期间，索尼不仅表现英勇，横刀跃马将京城下陷入明军重围的皇长子豪格救出，而且发挥精通汉语的独特优势，立下弓马武夫难以立下的独特战功。清军开到榛子镇，当地官员已弃城而逃，索尼等人撰写了一份汉文诏谕，当地百姓看后，纷纷向清军投降；兵至沙河驿，索尼仍采用这一办法，成功招抚了当地百姓。清军攻克永平时，索尼等人在城头树起黄旗，用汉语向守城军民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