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将战火从越南烧向中国西南边陲，清政府的神经再一次高度紧张，惟恐产生连锁反应，命李鸿章加强所有边防。李鸿章立命吴长庆率在朝三营军队回国，余下三营仍然驻朝。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袁世凯怎肯放过这一天赐良机，加紧活动。这回，张佩纶这条放长线钓了多年的大鱼终于派上了用场，他在自己岳父泰山那里不失时机地吹风，说袁世凯是朝鲜事务专家，又是袁甲三将门之后，总而言之，这也好来那也好，大清国在朝最高军事统帅一职非袁莫属。吹风果真奏效，李鸿章以袁世凯军功卓著、外交老练为由，奏请朝廷同意，任命袁世凯为“总理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下连升两级，成为驻朝庆军的头面人物。
袁世凯在朝站稳脚跟后，果然不忘践诺，托人将上海滩的青楼女子沈氏接到身边，做了姨太太。在婚姻男女之事方面，袁世凯的性情为人也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与长自己两岁的结发妻子于氏婚后头两年感情融洽，相爱的结晶便是袁克定。可是，有一夜晚，一句玩笑话，就将这份情爱葬送了。那晚，于氏在房间对好温水，服侍丈夫洗脸洗脚后，自己亦解衣净身。坐在床上的袁世凯，看见于氏从腰间解下大红绣花缎子裤带，便道：“瞧你这样子，活像个马班子。”于氏一听就恼了，拉着脸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马班子”是河南项城一带土语，就是妓女的意思。于氏长得挺端正，但不识字，心眼实，不知这是丈夫跟她开玩笑，以为有意羞辱她，便找了词儿愣不拉叽地回敬丈夫。于氏所说“我有姥姥家”，意思是说我有娘家，是明媒正娶的正房太太。袁世凯听出言外之意：哦，好你个正房太太，不就是讥讽我亲娘是偏房小妾吗？当下怒不可遏，夺门而出，从此再不跟她同房。袁世凯被于氏揭破的心头伤疤，一辈子都没愈合。于是，袁克定也就成了袁世凯一生三十二个子女中的惟一嫡出。袁世凯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于氏，到朝鲜当官享福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青楼妓女接来与自己日夜厮守；后来，还将袁克定从老家接来交给姨太太护养，让于氏在袁家寨独守空房，在孤灯长夜里苦苦煎熬。到他做了山东巡抚，他把母亲接来享福时，才将于氏接到济南。但这并不意味与于氏有破镜重圆之意，而是为自己树立一方父母官的形象。袁世凯这一点做得很绝，名义上始终没有休掉结发之妻。清朝末年，朝廷还封了她一品夫人的头衔。直到最后他登上中华帝国皇帝宝座，于氏仍拥有大太太的名分。当然，这并没有改变于氏在家中的处境。她有名无实，袁世凯既不给她处理家政的权力，也不与她同床共眠，只是一个满心酸楚的空头夫人。若要不当这个空头太太，也由不得于氏。后来袁世凯任大总统搬入中南海后，让于氏住福禄居。袁世凯当着一大堆姨太太和子女的面，隔三岔五踱到于氏房中坐一坐。袁世凯先说：“太太，你好。”于氏答：“夫君，你好。”接着，聊上几句不冷不热的家常话，例行碰面宣告结束。多少年来，就是这么一个机械的程式。作为总统夫人，逢年过节，袁世凯不得不让于氏摇着小脚出来接受外宾祝贺。有一回，欧洲某国公使上前一步就要亲吻于氏的手，把于氏惊得面无人色，让公使尴尬得不知所措。从此，袁世凯规定，于氏不得在公众场合开口讲话，出来见人须由女儿陪同。于氏遭此洋罪，暗自叫苦不迭。在外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位奉行传统美德、始终不忘糟糠之妻的好丈夫。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一效果。
沈氏是个有眼力有心计的女人，看到袁世凯听了他的话，果然大有出息，在朝鲜活得有模有样的，更是铁了心侍候夫君。沈氏是在上海滩见过世面的女人，青楼接客时就掌握如何讨得官场人物欢心的技巧，巧为周旋、八面玲珑是她的看家本领，到朝鲜后不仅把袁世凯熨烫得浑身舒帖，还帮他料理了不少应酬之事。袁世凯后来官越做越大，姨太太越娶越多，比沈氏出身金贵的有的是，比她长得水灵的也有的是，但就凭着当年上海妓院里的慧眼独具，凭着里里外外的能干劲儿，她占定了姨太太中的头把交椅。袁世凯是个嗜官如命的男人，身边少不了能帮他步步登高的乖巧女人。
朝鲜半岛的风云突变，使袁世凯再次面临大显身手的机会。日本不甘心壬午兵变后在朝失去的利益，与朝亲日势力暗中勾结，伺机反扑。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首的开化党人，标榜独立自主、改革政治，使朝鲜开化，企图依靠日本发动政变，密谋推翻李熙、闵妃统治集团。国王李熙在日本挑拨利诱下对清政府态度也发生变化。袁世凯及驻朝清军对此有所察觉。光绪十年十月十五日（1884年12月2日），朝鲜新生政治势力开化党人在邮政总局举行宴会，两天前该党头面人物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联名邀请驻朝清军三营统领袁世凯、张光前、吴兆有出席。三位清军统领对要不要出席宴会发生激烈争论。吴、张两人认为此去凶多吉少，还是以拒绝为妙。袁世凯坚持认为，这等于堂堂清军示弱于人，日后必助长敌方气焰，即使是鸿门宴也得出席。宴会日，袁世凯不顾众人阻拦，单骑独赴邮政总局，提前一小时抵达宴会厅。当时，组织宴会的开化党头面人物仅半数到场。袁世凯一下马，便索要酒菜先吃起来，声称还有公务等着他处理，无法等人到齐。胡吃海饮一通后，一手紧紧挽着朴泳孝，一边谈笑风生步出庭院。袁世凯这一招很绝，一下打乱了开化党人的如意算盘，他们来不及对袁世凯下手，他们的头头朴泳孝倒先成了人家手中人质。他们只好暗暗叫苦，看着袁世凯飞身上马扬长而去。开化党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十七日（4日）以庆祝新邮政大厦落成为名，由邮政总办洪英植出面，邀请朝鲜旧党政要、外国使节和大清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郎心中有鬼，称病未到。宴会开始，正觥筹交错之际，开化党人按照预谋，在邮局附近纵火，早已潜伏在附近的留日学生数十人乘机涌入，当场刺杀朝鲜禁卫军大将朴泳翊，宴会大厅顿时大乱。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乘乱逃脱。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混乱中入宫晋见国王，谎称清军作乱，威逼国王召竹添一郎率日军进宫保卫。等候已久的竹添一郎得讯，马上率日军三百余人占领朝鲜王宫。当晚，金玉均、朴泳孝假传国王诏书，召六名亲贵大臣入宫，随即将他们全部处死。同时，在竹添一郎监督下，重组亲日政府，并准备废黜国王李熙。因1884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史称朝鲜这场著名政变为“甲申政变”。
乱中取胜（6）
高冕
袁世凯正与姨太太沈氏温存，获知这一惊人消息，立即撇下风情万种的沈氏，率兵急急赶去，邮政局已空寂无人。第二日一早赶到王宫，宫门紧闭不开。袁世凯命人用响箭飞射传书给国王李熙，要求入宫护驾。李熙时已被金玉均软禁，金玉均假传诏书不准袁世凯率兵入宫。吴兆有、袁世凯立即发函请示李鸿章。十九日（6日），朝鲜亲清派官员纷纷向清军求援。同时风传这样一则消息：亲日派准备劫走国王李熙，另立国王，背清投日。吴兆有、袁世凯致函日本驻朝大使竹添一郎，询问有关情况，对方拒绝回答。若是任凭亲日势力控制朝鲜政权，朝鲜就会脱离中国，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形势非常危急。时机稍纵即逝。而当时朝鲜与中国不通电报，要等得李鸿章指示还需好多时日。吴兆有、张光前两位营官主张按兵不动，听候北洋总署及李鸿章指令。袁世凯主张立即行动，进攻王宫。双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袁世凯激昂陈词：“防韩交涉，系我专责，如因此获咎，我一人当之，决不累及诸君！”吴、张两人这才被袁世凯说服，愿率军队一起行动。袁世凯立即率本营人马冲到王宫，将其团团包围。日军在城墙上开枪，袁世凯命士兵还击。激战半日，攻破宫门。袁世凯率军攻入王宫，“朴泳孝督日人所练之韩军，凭墙夹击，弹如雨下，公（袁世凯）之前后左右兵卒伤之者枕藉，有弁崔继泽见公立危地，牵衣请稍避，公以刃挥之。遂领亲兵数十人奋勇仰攻，失势，顷刻间死伤过半。日兵数十，突由后抄袭，后队击走之，（袁）乃命哨弁唐宗远分兵绕院后夹攻，党众不支，遂逃避，公麾兵进蹑，遇公向所教练之韩兵数百人，合力进战，士卒争先，声震屋瓦。”当时，吴兆有在两兵掖抚下临阵逃脱，张光前率所部在一堵高墙下躲避枪林弹雨。最后，袁世凯以区区四哨之众，奋勇击溃负隅顽抗的朝鲜叛军和日军，一举攻占王宫，解救出国王，稳定朝鲜局势，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公使竹添一郎见大势已去，丢下汉城日侨不管，纵火焚烧本国使馆后，率卫队慌忙逃至停泊在仁川的日本邮轮“千年丸”号，狼狈回国。朝民对日本人积愤已久，乘机捕杀日侨。袁世凯非常清醒，立即传令严禁捕杀日本侨民，派人将日侨全部归拢，清点造册，将他们护送到仁川，交给日人，以示人道。袁世凯在平息“甲申政变”中，当机立断，敢作敢为，镇定自若，智勇俱佳，体现出处置突发事件的超常能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政变平息后，袁世凯做起了大头梦。他上书李鸿章，建议清王朝派大员，在朝鲜设立监国，统率重兵，治理内政外交。这一“监国”，实际上就是朝鲜的太上皇。而这一重要职位最佳人选，袁世凯虽未挑明，但不言而喻，此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袁世凯。然而，事情的发展全然出乎他的意料。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吃了大亏后，不肯善罢甘休，挑起中日外交争端，声称中国“首开战端”，并将首要罪责推给袁世凯。清王朝此时如同重病缠身的老人，在南部边陲正与法国交战，担心如果在朝设立监国，会进一步刺激日本，引发战争，导致南北受敌，因此没有采纳袁世凯建议，以息事宁人，缓和与日本的矛盾。但李鸿章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交涉时，断然否认日本关于清政府“首开战端”的指控，只是表态要对“未能小心行事”者进行“戒饬”。这时，驻朝清军总兵吴兆有，早就对袁世凯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心怀不满。论官衔，吴兆有为记名提督，武职从一品。吴长庆率三营撤回国内时，将在朝庆军三营指挥大权交给他。而袁世凯会办防务的营务处，相当于后来的参谋处，也就是说，袁世凯是帮吴兆有料理营务及会同办理朝鲜防务的，充其量只是驻朝庆军三营的副总指挥。但袁世凯却十分抬举自己，给自己定的头衔是“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处处以驻朝清军主帅模样出现，从公文具衔到行文体制、出入仪仗，都高于吴兆有。朝鲜臣君被他弄得稀里糊涂，弄不清他与吴兆有到底谁指挥谁。袁世凯以五品文官的低贱身份，对吴兆有以下营将均以下行文格式，发号施令，狂妄僭越，使吴兆有等一批营将官佐气得肚子发胀。吴兆有等人密谋一番，抓住袁世凯擅自挪用军饷，抚恤死于乱党之手的朝鲜重臣家属之事，大做文章，密告他贪污军饷，并将擅开边衅的责任全盘推到袁世凯头上。李鸿章对胆子贼大的袁世凯给予一顿杀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将挪用军饷全部赔偿，并派会办北洋事宜的吴大澄，在赴朝与日本代表谈判的同时，对袁世凯的多项指控进行查办。袁世凯想做朝鲜监国的大头梦没做成，到头来反落得“戒饬”、赔银子、被查办的结局，不禁喟然长叹：“官运恶极。”好在吴大澄未动身，张佩纶已将内情全部密传给袁世凯，并将吴大澄等人的为官特点乃至性情嗜好也全部传泄给他，袁世凯得以从容应付，把他们伺候得舒舒帖帖、眉开眼笑。袁世凯料想，把吴大澄等人伺候好了，最好结果是不要给他找大麻烦，而对自己的结局没抱太大奢望，急于脱身，跳出是非圈外。因此，在吴大澄等人还在朝鲜时，他就借口嗣母牛氏患病，向吴大澄请假，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85年1月30日），带着大姨太沈氏乘军舰回国。然而，结局却出乎他的意料。吴大澄等人查了一圈回去，对袁世凯如何用银子、美女伺候只字不提，只是在李鸿章等人面前，盛赞他是“奇才”，“能力过大，前途不可限量”。《容庵弟子记》甚至说，吴大澄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不惜以贬李的女婿来夸奖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吴大澄回京复命时，又屡屡夸奖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