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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班固竟然讥刺司马迁不知道明哲保身（参考前九九年）。我们绝不因班固不能明哲保身瞧不起他，反而更增加我们同情。可是，判断一个人而用明哲保身作为标准，说明他不但伧俗，而且缺乏良知。
迷唐叛变之谜
蜀郡（四川省成都市）郡长聂尚，接替邓训当西羌保安司令（护羌校尉），准备用恩德怀柔诸羌部落。乃派出翻译官，前往招抚烧当部落（颇岩谷）酋长迷唐（参考八八年），让他们再回到大小榆谷（青海省尖扎县西）。迷唐既回到大小榆谷，请他的祖母卑缺，晋见聂尚。聂尚亲自把卑缺送到塞外，设宴送行，派翻译官田汜等五人，护送卑缺到她所住的庐帐。迷唐遂起兵叛变，联合其他部落，把田汜等五人活生生剖腹屠杀，用鲜血盟誓，攻击金城郡（甘肃省永靖县西北）
边塞。聂尚受免职处份。
迷唐之叛，不可思议。以聂尚对他的恩重如山，既允许他返回流奶与蜜之地的大小榆谷，而又亲自送还他的祖母，绝不可能产生这种结局。迷唐如果有了流奶与蜜之地，便立刻抖了起来，迫不及待的要大干一场，则又何必劳动祖母去向聂尚道谢？如果道谢是为了拖延时间，则何至祖母一归，立即翻脸？难道只为了多争取几天？依照人之常情，迷唐只会有感谢之心；即令没有感谢之心，也会等到在新地盘上生根之后，再行发动。
然而，迷唐竟然在受到大恩大德，和隆重礼遇之后，做出惨无人道的反应。
我们不晓得原因何在，但晓得必有原因。最直觉的解释是，迷唐祖母在这次亲善之旅中，受到羌人无法忍受的羞侮，这羞侮可能来自聂尚，更可能来自田汜等五位护送的差役。所以迷唐在暴怒之下，用最残酷的手段，剖腹挖心。而其他部落，也都慷慨追随。他只是为了雪耻泄愤，不是为了叛变。只不过雪耻泄愤之后，只好叛变。
外患来自北方
最初，左翼指挥官（左校尉）耿，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汗国（参考九一年二月），鲜卑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开始从东方向西方，辗转迁移，填补北匈奴留下的广大地区（今蒙古共和国。但核心组成部份，仍留在今内蒙古东南部）。匈奴聚落残余的还有十余万，为了生存，也自称鲜卑。鲜卑自此日益强大。
中国因为地理形势特殊，五千年来，严重的外患，始终来自北方（吐蕃王国是唯一例外）。匈奴之后有鲜卑，鲜卑之后有柔然，柔然之后有突厥，突厥之后有回纥，回纥之后有契丹，契丹之后有女真，女真之后有蒙古，蒙古之后有俄罗斯。每一个时代，中国都要倾全国之力，艰苦缠斗，保卫国土。可怜的是，中国的战斗力跟儒家学派的声势，成反比例发展，圣人越多，英雄越少，酱缸越深，活力越弱。中国遂越来越抵抗不住，不断惨败，以致皇帝被人生擒活捉，国家屡次灭亡，几乎不能翻身。
保持北疆和平──当然不是屈辱的和平，而是光荣的和平，一直是中国最高的追求目标。追求得到，中国强；追求不到，中国弱。
匈奴内斗
南匈奴汗国（王庭设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单于（三十一任）栾提安国，跟中国派驻的匈奴协防司令（使匈奴中郎将）杜崇，不能和睦相处。栾提安国遂向东汉政府控告杜崇，杜崇指使西河郡（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美稷县「王庭所在」属西河郡管辖）郡长，在中途把奏章扣留。栾提安国失去上诉管道，无法表白自己。杜崇乘机反击，跟朱徽联合上书，说：「栾提安国疏远他的忠诚旧部，反而跟新归附的降人（指北匈奴降人）亲近，打算诛杀左贤王栾提师子，以及东部军区司令（左大且渠）刘利等。」栾提安国放弃所有营帐，集结兵力，打算先行诛杀栾提师子，追到城下，城门已经关闭。朱徽派人前往调解，栾提安国拒不接受，一定要得到栾提师子才甘心。栾提安国的舅父、队长（骨都侯）喜为等，担心全族有被屠灭的危险，于是，格杀栾提安国。
匈奴已沦落破碎到这种地步，仍不能团结，窝里斗层出不穷，徒提供别人宰割机会外，有什么裨益？我们对这个不争气的敌人，既轻视，又感叹。
四条人命代价
乐成王（首府信都「河北省冀县」）刘党（刘肇的叔父），被控杀人，剥夺封国的东光（河北省东光县）、邻县（河北省辛集市东，邻，音qao「敲」）
两县。
刘党并不比其他王子好，也不比其他王子坏。两汉王朝有明文规定，皇宫宫女出嫁，只可嫁到民间，不准封国的王府、侯府收留。而皇宫歌星哀置女士，嫁给民间男子章初。刘党把哀置接到王宫，跟她上床。章初准备上书控告，刘党用重金买通哀置的姐姐哀焦，把章初害死；为了防止消息走露，又一连绞死三个侍女灭口。
四条人命，只值两县采邑的赋税。叫得震天响的口号：「爱民如子。」以及：「王子犯法，与小民同罪。」不过是一个化解小民悲愤的骗局。
甘英
西域总督（都护）定远侯班超，派他的秘书（掾）甘英，出使大秦帝国（罗马帝国）、条支王国（叙利亚王国「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卡斯建立」）。甘英深入西方（西海），经过之处，都是前人从没有到过的地方。甘英一一考察他们的风土人情，取得他们的奇异产品。最后，进入安息王国（伊朗共和国）的西界，抵达大海（今地不详），准备船只，打算再向西进发。水手们告诉甘英说：「大海广阔，遇到顺风，要走三个月；如果遇到逆风，可能走上两年。所以，渡海的人，都带三年粮食。海上寂寞，容易使人害思乡病，常有人死亡。」甘英才停止。
甘英恐怕是个色厉内荏型人物，表面上雄壮如狮，豪气如虹，班超才派他担任这项重要的西方探险任务，结果他到了一个不知道地名的水滨，就抱头折回。
有人认为甘英所到的「大海」是波斯湾，但波斯湾即令有最强大的顺风，三个月也到不了罗马（那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船只必须绕道非洲好望角，而好望角当时还没有发现）。所以，「大海」是地中海，较合常理。「大海」之滨，应该是今日的巴勒斯坦。如果这项判断正确，那就更证明甘英的报告并不可靠。他抵达巴勒斯坦之时，正是基督教使徒保罗，向罗马城出发之际。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交通频繁。甘英绝不会躲在旅馆里，只听船夫们片面之词（甚至可能是向他兜售粮食的贩夫走卒的片面之词），连码头都不去一下。否则码头上繁荣忙碌，会证明去大秦（罗马帝国）并不困难，也没有危险。
班超似乎是选错了人，如果是班超自己，或另一位部下田虑，说不定当时世界上东西两大帝国，从此直接接触。因为国势相等，所以那将是平等的接触。东西文化的文流，用不着再等漫长的一千七百年，直到中国最昏弱的十八世纪。
徐防
最高监察长（司空）徐防上书东汉帝（四任和帝）刘肇，认为：「东汉王朝设立十四家研究官（博士。一任帝刘秀在位时，核定儒家学派五经标准本，计：易经：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书经：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
诗经：申培、辕固、韩婴。春秋：严彭祖、颜安乐。礼经：戴德、戴圣），设有甲乙等级，作为对学者的一种鼓励（各家研究官所教授的学生，每年考试一次。甲等录取四十人，当宫廷禁卫官「郎中」；乙等录取二十人，当太子宫禁卫官「太子舍人」；丙等录取四人，当各郡、各封国教育官「文学」）。
可是，我考察国立大学（太学）每次考试学生，都是用自己的意见，并不尊重各家的标准解释，互相私下包容，开辟奸邪之路。每逢遇到向他们征求意见时，大家就议论纷纷，你指控，我批驳，是是非非，一团糟乱。孔丘自称：「继承先圣先贤的旨意，自己并没有创见。」又说：「我年轻时还曾经看到史书上有很多缺文。」（孔丘年轻时还看到过史书上有缺文，年老时却看不到，因为都被人擅自补上去了。）而今，学生们不遵照标准本的原文章句，却自己妄行发挥，认为师父的道理，不一定需要遵守，自己的创见才合理；轻视侮辱传统经典，一时成为风气，这不是陛下当初遴选人才的本意。改变浇薄的习俗，莫如提倡「忠心」，这是三代（夏商周）的正常法则。专心而精密的研究师父的学说，是儒家学者最优先的工作。我认为，研究官（博士）跟厘订等级的考试，应该完全根据标准本，挑出五十个难题，命他们回答。解释最多的是第一等，引文出处明白的是最高级。
如果不依照师父的学说，而以自己的见解，互相攻击，都要纠正，肯定他犯了错误。」刘肇批准。
纪元前一四○年，西汉政府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灿烂辉煌、百花怒放的学术自由，告一结束。学术界成了儒家学派一家的天下，经过两百年的漫长培养，前有鲁丕（参考九九年），后有徐防，蓦然出现，花样翻新，更要求知识份子──当然是儒家学派的知识份子，不但不可以跳出儒家学派大圈圈，还不可以跳出「师承」小圈圈。
儒家学派自从献身政治，跟统治阶级合作以来，帮派即行林立。只因对儒家经典，必须有点特殊的见解，才能在政治上插上一腿。师父跟学生之间，不仅是教育关系，而且成了利益集团；两汉王朝时代儒家学派五经研究，最重家法，师父传授学问，成为一种标帜，只要他张口，立刻可以发现他属于某个门派。最后，东汉政府核定十四个标准学说，作为法定的知识规范，十四家之外的学说，全属左道旁门。
然而，在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学者们仍可以小有出入，使奄奄一息的儒家学派，仍有微弱呼吸。想不到，鲁丕、徐防，出手一击，连这微弱的呼吸，也被窒息。从此，儒家学派的学者，不准有想像力，不准有创意。在二十世纪被视为宝的想像力，儒家却被认为是一种邪恶；价值连城的创意，却被认为是轻视侮辱道统。儒家学者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是：效法孔丘的「述而不作」。用圣人的经典，解释圣人的经典，用古人的话，证明古人的话。以「圣言量」取胜，什么人的意见都有，独没有自己的意见。如果有自己的意见，即令正确，也是错误。
董仲舒是扼杀中国学术自由的罪魁，鲁丕、徐防则是扼杀中国知识份子复苏的凶手。从此，中国知识份子再用不着思考，因为圣人古人已经思考得很精密了，年复一年，中华人的思考能力，遂完全僵化，直到十八世纪清王朝末叶，所谓「八股文」，一脉相传，字字都是死尸。
这种精神在中华人社会流行最广的武侠小说上，充份表达，江湖好汉醉心的是，从古人「秘笈」中寻求武功，很少自己发明武功。而且，门徒的武功再高强，也永远高强不过师父。这件事情如果倒转过来一想，事态就十分严重。那就是中华人已被命中注定：一代不如一代，精华在「古」，越现代越功力不济。这种发展违反进化原则，祖师爷如果可以一跳三丈的话，最后一个徒孙，大概一寸也跳不起来，只因门徒不能胜过师父。于是「尊师」跟「重道」同等，「师」与「父」
合一，有创见或企图突破，就是「背叛师门」，将受到唾弃和诛杀。
儒家就是这种结构，不同的是，侠客用剑，儒生用笔，侠客用血遏阻，儒生则借用政治力量。柏拉图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高贵挑战精神，直到二十世纪，中华人学术界里，不但找不到，反而豢养出来成群结队的「护师动物」，眼里只有师承，没有真理。所以儒家的高级知识份子，最勤奋经营的一件事，就是广收学生，招揽门徒。学生门徒不但成了传播他学问的宣传员，也成了保护他荣耀的锦衣卫。
国家民族的叛徒是可厌的，但学术界的叛徒却是促使学术发出万丈光芒的火炬。一直在「师承」中旋转折腾，不过是终于要沉淀在酱缸缸底的虫蛆而已。
吉成事件
一○五年，东汉帝（四任和帝）
刘肇在章德前殿逝世（年二十七岁）。刘肇最喜爱的一位名叫吉成的宫女，她的侍婢联合起来，一口咬定吉成从事巫蛊诅咒。皇后邓绥命宫廷事务总管（掖庭令）审问，证据俱在，吉成也全部自动招认。邓绥感到怀疑，认为吉成是刘肇的侍女，邓绥对她不但宽厚，而且有恩，平常从没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