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特设的电报装置。在穿过这间大厅之后，所有的这些人才能进入到审判室中。审判室是一间毫无特色的屋子，暗色的灰泥墙，暗色的旧椅，缓缓旋转的吊扇，这些无不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惟一能带来生气的是窗外的景色——从打开的窗子中可以看见绿色的棕榈和蓝天映衬下远处的青山，还有射进来的明媚阳光，当然还会传进来不同的交通噪音，同时带进来很多嗡嗡作响的蚊子。
在审判的全过程中，富裕的白人妇女们占据了总共七十五个公众席位的大部分，毕竟，这是一件极为轰动的社会要闻。虽然泰拉和伊莎贝尔不在她们其中，可是她俩绝不乏精神上的代言人。每天清晨，当四名被告鱼贯而入，坐在律师席后的座位上的时候，观众席上就会传出充满怜悯的悲叹声。每一次听到戏剧性的——在我看来是通俗闹剧式的——证词时，她们就像事先安排过似地同声流泪，同声叹息，同声屏息。她们这一做法从未引起过戴维斯法官的不满，他是一个戴着眼镜，中等体态，有无限耐心的新英格兰人。
不过，她们的表现总会招致原告律师约翰·卡雷的怒目而视，有时他干脆出言加以制止。卡雷有着宽阔的肩膀，面色十分红润，光秃秃的头上只剩下了一圈修士式的红发。
卡雷看上去比达伦要年轻很多，只有四十岁左右。而且，当他与不断想法激怒他的被告律师针锋相对地相斗时，他就更不像是已经年过四十的人了。不仅如此，身着便装不过仍气宇轩昂的斯特林将军每天率领的海军代表团也并未使他显得有丝毫气馁。
在我的眼里，卡雷自信，几乎是自负，白色的热带装束更使他显得干净凌厉。他那双睿敏的蓝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陪审员们。陪审员们是清一色的男性，包括六名白人（其中有一名丹麦人和一名德国人），一名葡萄牙人，两名中国人和三名夏威夷人。
“先生们，”卡雷的土音为他增添了几分威严，“被告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
说这句话的时候，卡雷只是向被告席轻轻摆了摆头，于是，二十四只陪审员的眼睛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背靠着记者席的栏杆，从左起依次是罗德、琼斯、汤米和福斯特克夫人。四个人全都直板板地坐着，目视着前方，对周围的情形连看都不看一眼。福斯特克夫人的举止就像一名面无表情的士兵一样，看起来和她的女婿以及两名同谋犯没有任何不同。
卡雷继续宣读着起诉状：“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大陪审团，格丽斯·福斯特克，汤米·迈西，艾迪·罗德以及阿尔伯特·琼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在火奴鲁鲁市中心携带着武器，即装着弹药的手枪……”
达伦就坐在福斯特克夫人的旁边，他仍旧是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肥胖健硕的身躯随意地靠坐在木椅上，整个样子一如他漫不经心打着的领结一样随意。他那粗大的表链横过深色西服的衣襟处，看起来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而林赛的每一个细节都修饰得一丝不苟，这个华尔街的顶尖律师安静地坐在达伦的身旁，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紧挨着坐在林赛的身边，静静听着卡雷的每一句话，“……非法地、残忍地、经过事先预谋地、未经司法公正处理地……”
这时卡雷一下子转过了身，他那像被剥了皮的椰子壳似的头向后轻轻示意了一下。在陪审团后面的座位上，坐着一名深色皮肤的魁梧男人，他满脸皱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身上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深色的裤子。在他身边坐着一名瘦削的女子，也同样是深色的皮肤，她穿着白色长裙，经常掩面而泣。他们就是乔瑟夫·卡哈哈瓦的父母。
“……谋杀了乔瑟夫·卡哈哈瓦……”
这位好斗的原告律师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大致描述了一下全部的案情，从汤米租用蓝色的伯威克车到福斯特克夫人仿造假的传唤令，从如何在这幢大楼前绑架乔·卡哈哈瓦到弃尸不成，再到警察不得不开枪示意他们停车为止。
他将最精采的部分——谋杀本身留在了最后。他罗列了大量生动的又令人不安的物证：血迹斑斑的衣物，有血污的地板块，藏在沙发下的枪，空弹壳，绳子——绳子上无可辩驳的紫线说明它属于海军物品，用来洗血衣的澡盆，以及因流血致死的被害人相片。
“我们能证实，”卡雷说，“屋子里面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这就说明被告不是出于自卫，要知道卡哈哈瓦是一名强壮的运动员，他足可以应付一场恶战，可是屋子里面却没有任何搏斗过的痕迹。”
在卡雷讲述的整个过程中，福斯特克夫人始终冷漠地盯着前面，而汤米似乎在嚼着什么东西，我起初以为他是嚼着口香糖，后来才知道他是一直在咬着自己的嘴唇。而那两名水手看上去似乎有点烦躁，整桩事似乎并没把他们怎么样。卡雷倚在陪审员席的栏杆上，继续说着：“当乔瑟夫·卡哈哈瓦正准备忠实地去向他的监护官报到，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卡米阿米哈国王塑像的脚下，”卡雷即兴加了一句评论，“虽然这位伟大的夏威夷国王曾给夏威夷岛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可是厄运之手却无情地指向了卡米阿米哈国王这位年轻的后裔臣民。”
突然，卡雷旋风般地冲到福斯特克夫人面前，她似乎被卡雷的举动吓得惊呆了，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正是格丽斯·福斯特克伸出了厄运之手，”他一边说着，一边用食指指向福斯特克夫人，好像要扣动来福枪的扳机一样，“就是她促使卡哈哈瓦走上不归路的。”
当卡雷坐下以后，达伦并没有站起来，他仍然坐在椅子上，径直说道：“阁下，被告一方将保留开案陈词。”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好斗的卡雷快速而有秩序地不断完善着他的诉讼事实：卡哈哈瓦的表弟爱德华·尤伊讲述了绑架经过。迪克斯监护官也走上了证人席，作证说他曾告诉过福斯特克夫人每天卡哈哈瓦向他报到的时间。乔治·哈伯特警察也走上了证人席，他是一位长得十分结实，又英俊得足以符合好莱坞标准警察的形象。他讲述了他们是如何驾车追捕并抓住被告的，在他的讲述中还提到了车后座上用血迹斑斑的白布包裹着的尸体。
“警察，”卡雷说道，“你可以走下证人席，指认一下你逮捕的当事人吗？”
这位肌肉发达的警察走下证人席，依次碰了碰琼斯、罗德和汤米的肩膀。但当他走近福斯特克夫人的时候，她庄严地站起身，直盯着他，高昂着下巴。
她的这一举动似乎吓住了哈伯特，他根本没敢碰她，而是向后退了几步，用拇指小心翼翼指着福斯特克夫人，小声嘀咕着：“当时这位女士开着车。”
福斯特克夫人又坐了下来，哈伯特转身回到了证人席。卡雷继续问道：“警察，当时迈西上尉看上去显得很震惊吗？”
达伦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白纸簿上乱画着，一边显然不很在意地说道：“请给出结论，阁下。”
卡雷带着明显和解的笑容转向法官，“阁下，作为一名警察，哈伯特警察曾处理过不少罪案，也到过不少的事故现场，他关于精神状态方面的见解……”
达伦抬起头，提高了声音：“警察不能被视作心理方面的专家。”
戴维斯法官，他的表情和斯芬克司一样的平板，说道：“赞成。”
“哈伯特警官，”卡雷靠在证人席上说道：“当你在路上逮捕迈西上尉和其他人的时候，他是否和你说话了？”
“说了，不过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先生。”
“‘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是什么意思，警察？”
“波特曼·旁德走过来对我说，‘干得好，小子！’你知道的，他的这一句话是祝贺我干得漂亮。可是迈西上尉，当时正坐在巡逻车的后座上，却以为这话是对他说的……”
达伦毫无耐性地喊道：“法官阁下，证人并不能知道迈西上尉当时在想些什么？”
法官指示法庭书记员，“有关迈西上尉在想些什么这部分删去。”
卡雷问道：“迈西上尉说什么？”
哈伯特耸耸肩，“他说‘谢谢。’然后像这样举起了双手……”哈伯特举起紧扣的双手，以获胜者向观众致意的方式挥动了一下。
卡雷朝陪审员们不愉快地笑了一笑，“谢谢你，警察。我的提问就到这里。”
达伦向警察笑了笑，不过并没有站起身，“当我的同事黑勒先生在上周四与你谈话时，你是否曾这样描述过迈西上尉的举止：‘很严肃，直直地坐在那儿，目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记起来了吗？”
“我是这么说的。”哈伯特承认说。
“当时福斯特克夫人在做什么？”
“坐在路旁的石头上。”
“她的举止如何？”
卡雷站起来，蹙着眉说：“我希望辩方律师不要要求证人提供有关心理方面的证言。”
达伦笑容可掬地说：“我再说一遍，她当时是在滔滔不绝地说话呢，还是笑着，很快乐呢？”
哈伯特回答道：“她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好像正处于茫然状态之中，静默地就像她坐着的岩石一样。”
达伦明智地点点头，“我没有问题了。”
除了这样偶尔的小冲突以外，达伦很少再对卡雷的辩护事实提出异议。他总是拒绝再向卡雷的证人提问，偶尔会让林赛问几个问题。他总是对卡雷的辩护事实漠然置之，交叉提问只能增加血淋淋的犯罪物证在陪审团面前出现的时间，而这一切无疑只可能有利于原告律师。
当要求一名发现犯罪物证的巡逻警出庭作证时，卡哈哈瓦夫人不禁泪如雨下，这一情景终于使得达伦站了起来。
“出于对这名可敬夫人的尊重，”达伦说，“我希望卡哈哈瓦夫人能够暂时回避一下，否则她的情绪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团的意见。”
法官摇了摇头，驳回了达伦的建议，“达伦先生，她有权在场。”卡雷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出庭：一名车场工人，他租给了汤米那辆怕威克车；一名武器店老板，他将一支左轮手枪卖给了福斯特克夫人，一支自动手枪卖给了琼斯；一名邻居，他在一月八日九点左右听到福斯特克夫人家中传出了“爆破声”。贝尔斯警探，他以内行眼光指出捆绑死者的绳子系海军物品。州验尸官法俄斯医生的尸检报告。迈克因托斯警官证实当琼斯在福斯特克夫人家被逮捕时，“好像喝醉了一样”，但在警察局里接受录供时“很清醒”。以及其他警察，他们搜查了房间，发现了塞有卡哈哈瓦相片的福斯特克夫人的钱包，塞在沙发垫下的汤米的自动手枪、卡哈哈瓦的帽子，浴室中找到的卡哈哈瓦短裤上的两枚珍珠钮扣，和用假的传唤令包着的点三二式手枪弹壳（琼斯把它塞在衬衫底下）。
当然了，卡雷当庭宣读了有戏剧色彩的传唤令：“生命是奇妙而激奋人心的，只要你肯寻找并抓住机遇，任何事都可能使人激奋。”
很多人认为达伦很有表演才能，可我不得不承认卡雷比达伦毫不逊色，他甚至还能教上贝雷或威伯纳姆一两手呢。他展示了一张巨大的彩色人体结构图，上面用红色标记着子弹射入的路径，以及到处是血痕的房间照片。他还出示了血迹斑斑的浴巾和血衣。在这之后，他让陪审团传看了血衣以及沾满了血迹的床单。在卡雷的证物中还包括一条绳子、一个闪闪发亮的子弹和空弹壳。
在这整个过程中，达伦一直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玩着铅笔。他偶尔提出反对意见，但从不诘问证人。福斯特克夫人始终一脸冰霜，毫无任何动情的表现。不过汤米又开始咬他的指甲了。
卡雷的最后一名证人是无可辩驳的：艾斯特·卡哈哈瓦，是乔的母亲，她并没有因达伦的反对而退席，相反地又为达伦增加了更多的苦恼。
就在这位瘦弱憔悴的女人走向证人席的时候，达伦站起了身，轻轻地张开双臂，挡住了她的路。然后达伦转向了法官，庄重地说道：“我们将承认这名证人所说的话，因为她是乔瑟夫·卡哈哈瓦的母亲，那天早上她看着他离开……任何……”
卡雷站了起来，“在这间审判室中有两位母亲，法官阁下。一名是被告，而另一名无任何防御之力——她的儿子死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名都必须作证。”
“撤回提议。”达伦轻声说着。他一边向卡哈哈瓦夫人体谅地笑着，一边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哈哈瓦夫人的声音十分低哑，难以听清，可屋里的每个人都没错过一个字。在她作证时不停地用手帕拭泪，许多旁听者——虽然那些有钱的白人妇女是同情被告的——但也和她一起抽噎着。
“是的，这是他的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