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取决于极端灵活的战略战术，要用反复穿插的曲线行军调动敌人部署，诱使蒋介石让出或减少江防兵力。为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激战娄山关，三军团夺魁；再取遵守城，一军团告捷。林聂欲建新功，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聂荣臻是最早称林彪为“魏延”的人。为了反对部队走弓背，林彪胆大包天，竟然上书中央，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
会理会议追究换帅风波。“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把林彪的错误记到了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采取不抗辩、不申明的态度，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
飞夺泸定桥决定红军的命运。夺桥的勇士得到的最高奖励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不是林彪抠门，而是他只能拿出这么多东西。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娃娃。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置时，对林彪在长征途中的过失都宽容地原谅了。
南国春早。二月的贵州，一望无际的群山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的野花，令人心旷神怡。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长途行军身体十分疲惫，但他们失而复得、期待已久的游击战略又回到他们身边。2月16日，军委发布《告红军战士书》，阐述了今后红军行军作战新的指导思想。《告红军战士书》中写道：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告红军战士书》准确无误告诉广大基层指战员一个信息：毛泽东又开始重掌军权，中央换了舵把子。
毛泽东披挂上阵决心打几个胜仗以振奋军心，但是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惨重。这时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十分不利。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也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也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仗。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三人团”中，周恩来、王稼祥忧心忡忡，毛泽东不以为然，“土城之役，问题出在情报不准。起初以为只有川军两旅四团，接敌才知数倍于前。这是个意外。大家有意见很自然，有意见怎么办？再打一个胜仗不就平息了吗？”说罢，他一挥手，仿佛把这些烦恼和不快轻烟般地抛至脑后。
2月26日，红军在国民党铁桶合围下绕了一圈，来到云贵高原著名的天险娄山关脚下。这里群峰环立，直削如剑，沟壑纵横，狰狞可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驻扎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数师人马，横亘在国民党包围圈中央，成为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的障碍。中央军委集中兵力，由彭德怀指挥，猛攻娄山关，击溃敌军两个师二十八个团，扭转了长征以来红军尽打败仗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各军团军政首长登上关口，这时，天边晚霞正红，火红的亮光透过云朵照射到巍峨的群峰之上，如同威武壮士披上了金色的霞衣，格外壮观。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周恩来兴奋地说。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你们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着四周险峻的峰峦严肃地说。
山风呼啸，吹得毛泽东蓬松齐耳的长发纷纷扬扬。他心情凝重，百感交集，吟成《忆秦娥》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主席，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确定？”总参谋长刘伯承打断了毛泽东的诗兴。
“追击，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吩咐道，“这次老三有功，也很辛苦，攻击遵义的任务交给老大。”
林彪高兴地接受任务，纵马飞驰至指挥所，命令号兵用号音通知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开会。
第二部分 闽赣建功第16节 遵义外围的大追击
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
3月5日，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后主动撤离遵义向西开拔。根据敌情综报，北面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翼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中央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
3月10日，野战军进抵苟坝。毛泽东经洛甫提议已任前敌总指挥。深夜，周恩来送来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的急电：
（万急）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11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10日1时
在油灯下，毛泽东阅完电文，良久不语，他有一种感觉，这场仗不能打，硬打会有危险。
“林彪大概是想乘遵义新胜之威再打一个漂亮仗，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打鼓新场一带敌情不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毛泽东严肃地说。
“嗯，事关重大，是否通知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的负责人来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周恩来建议。
“好，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会议。”
很快，洛甫、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等十数人齐集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总司令可明了新场一带敌军情况？”毛泽东反问。
“据侦察报告，滇敌有向新场开进的模样，但现在还没有动，只有黔军一两个团守在那里。”朱德回答。
“我了解的情况与总司令略有出入。驻守新场之敌，除确系黔军之外，滇军主力正朝这一方向运动，如果我冒进，势必与滇军正面对垒，重演土城之役。”毛泽东明确反对林聂建议。
“土城之役，是否把我们的胆子弄小了，”林彪接过话题，“既然吴奇伟的中央军，我们都较量过了，还怕滇军？”
“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兵书《管子》上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滇军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集中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也表态。
这样，以毛泽东为一方，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毛泽东不惜辞职。
“不干就不干！”
“少数服从多数！”
激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