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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二郎山，高万丈，
石头荒草遍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第二部分 闽赣建功第19节 草地波折（2）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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