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淫荡娇纵的物质女郎，到目不斜视的“庇隆夫人”，麦当娜的每一次的变化都让她的追随者措手不及。1983年，刚刚出道的麦当娜即以挑逗的超短裙、坦露的小腹、刺猬般的染发和杂乱无章的首饰令街头的女孩们兴奋不已。有趣的是，第二年华纳唱片公司即以一个相反的形象发行了她的唱片专辑《像个淑女》，其中的主题曲竟跃上了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
以街头坏女孩形象一炮走红之后，麦当娜急速转型，在1985年的热门歌曲“Material Girl”、“Live to Tell”中，她又以齐整的波浪状金发、时髦昂贵的服装、貂皮披肩以及钻石首饰向她心中的偶像玛丽莲·梦露致敬，并以物质女郎的称号开创了在时尚界呼风唤雨的新局面，一时间假钻饰、廉价的人造皮草成为时髦女孩的必备装束。
1989年，麦当娜走到了反叛的极端，在新专辑《像个祈祷者》（Like a Prayer）中她不仅烧毁了十字架，还挑衅地亲吻一个非洲裔的美国教徒。整个美国都被惊呆了，这是她唯一不能被人们模仿的一次：宗教团体发誓要将她驱逐出教会，百事可乐因此取消了500万美元的广告合同，《滚石》杂志则将她评选为当年最差歌手和最差录影带得主。
然而麦当娜却尝到了丑闻的甜头，随着恶名的远扬和专辑的畅销，她开始了放荡生涯的全盛时期。1990年，在Blong Ambition tour演唱会中，她终于在服装的设计上与有着“坏孩子”之称的让·保罗·戈尔捷一拍即合，那些自虐式的紧身胸衣、近乎无耻的锥型胸罩，在麦当娜狂野挑逗的表演中大受追捧。就这样，一种内衣外穿的新风尚犹如热病般在时尚界传播开来。
麦当娜乘胜追击，取名为《性（Sex）》的写真自传迅速出笼。尽管这部“性史”受尽嘲笑，但她在其中穿过的一件皮胸罩，仍于不久前在一家拍卖网站上拍出了1。38万美元的好价钱。除此之外，她的一条丁字内裤也被人以荒谬的高价领走。
然而，当人们还沉浸《性》的放纵中窃喜不已的时候，麦当娜却已经开始了她的转世投胎的新举措。这个疯狂的女人忽然摘去了假睫毛，把稻草式的头发弄得比挂面还要直，然后穿上1940年代的外套和大衣，戴上黑色的长手套，扮起了纤尘不染的圣洁天使。
再去追随她的步伐已经来不及了。当她以新鲜出炉的淑女形象一举击败米歇尔·法伊佛，争取到在电影《庇隆夫人》中扮演阿根廷第一夫人的机会时，人们终于明白，这个靠露肚脐起家的小女人，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2003年6月，44岁的麦当娜开始了对好莱坞时尚的总清算。在一张名为《Hollywood》的新MV中，这个一向被认为时尚急先锋的女人以多种造型“赤膊上阵”，以自摸、自虐、露底狂劈及模仿注射等表演，揭开了好莱坞女星们以注射肉毒杆菌来消除皱纹的美容老底。不仅如此，为了重现好莱坞曾经的奢华，她还斥资2000万美元置办演出的时装和钻石首饰，短短几分钟的超豪华表演，一举终结了街头趣味和她的所有牵连。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奥斯卡的时装盛宴
一件衣服，当它的功能仅止于彰显名利和炫耀身段，它的最佳去处无疑就是奥斯卡颁奖仪式，那里具备了高级时装所需要的一切：金钱、荣誉、全世界最迷人的脸蛋、为开叉长裙而准备的大腿、媒体的聚焦、广告商的期待、操纵者的谎言……。一件衣服究竟值多少钱？此时已与这件衣服本身无关，它取决于明星的号召力和广告商精确的计算。
据统计，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能享受高级订制时装的人已经不足2000，而这些人中有一半将在“奥斯卡”碰面。所以，一年一度的奥斯卡与其说是电影界的一场盛会，不如说是时装界的大火拼。奥斯卡提名正式宣布前几个月，一些设计师就开始寻找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热门明星，主动要求免费替她（他）们设计礼服。颁奖典礼正式举办前几周，数十家珠宝商、首饰厂家、发型设计商店及化装师，便纷纷在洛杉矶临时“落户”，建起自己的办公室，专门为各路明星提供免费服务。
为了让自己的品牌与明星同台亮相，设计师们不仅争相将价值连城的衣服拱手相赠，如果可能，他们更愿意奉上首饰和其它的一系列配件。原因很简单，即便没人花得起10000法郎买一条裙子，但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花得起30法郎买一瓶同品牌的香水或领带。据统计，在范思哲公司1999年的总收入中，有21％的利润来自衣饰配件。也正是在这一年，凯瑟琳·泽塔·琼斯穿着范思哲的露背晚装在奥斯卡的大红地毯上出尽了风头。
2003年，中国歌手李汶应邀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演唱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铺天盖地的预先报道中，有一大半竟是关于她如何置办行头的：“为了想在典礼上有最优秀的表现，李纹对自己的服装抱着‘输人不输阵’的想法，奥斯卡大会也特地为她请来三位世界最顶尖的服装造型师，替她设计三套礼服，其中一位还是名影星朱莉亚·罗伯兹的专属设计师”，“而身为华人的COCO表示：绝对会有代表中国服饰的旗袍出现”，“典礼的排场相当大，主办单位安排李纹星光大道时穿一套、看节目时穿一套、上台表演又另一套、最后庆功宴上再秀一套”……。这就是奥斯卡的奇妙所在，时装在这里不仅可以标榜功名，有时还能替人壮胆！
不管怎么说，一年一度的奥斯卡不仅让设计师们赚足了银子，也让时尚刊物的销量大增：谁穿得最差，谁穿得最好，谁最性感，谁最庸俗等等，如此这般的评论总让人兴致勃勃。早些年，中国演员陈冲因为一部《末代皇帝》而出席了奥斯卡颁奖仪式，其蹩脚的打扮让媒体骂了个痛快。后来出名的巩俐也没逃过媒体的法眼，那些时尚编辑们实在挑不出衣服上的毛病，就说那件漂亮的旗袍穿在巩俐身上，就像是借来的。唯一没有被损过的大概就是章子怡了，但是由于她的身材并非性感，所以那些露背的晚装旗袍，绚丽的绣花肚兜，当她穿着它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媒体的精英们在赞叹中国服装的博大精深时，忍不住又将她的瘦削身材嘲笑了一番。
也许只有当我们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一件衣服对于明星们的意义：那样的一个夜晚，那样的一群人，镁光灯闪烁，全世界的镜头向这里聚焦—— 一件衣服，或许就是一个人在场的全部价值。
还是让我们回味一下这场时装盛宴中的经典名菜吧。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奥斯卡的时装盛宴
奥斯卡史上最华贵的礼服是格蕾丝·凯丽创下的。1955年，这位后来的摩纳哥王妃凭借一部《乡下姑娘》登上影后宝座，她那天的礼服之华贵直追公主，这件由设计师伊迪丝·海德量身打造的衣服，据说仅衣料就花去了4000美元，因为那种罕见的冰蓝色是靠手工一根根染成的，然后送往巴黎手工缝制。与之相配的手袋，则缀满了从肯尼亚海岸40000多颗母珠中精选出来的珍珠。
1958年，保罗·纽曼的妻子乔安娜·伍德沃德自制的礼服成了媒体瞩目的焦点。这一年她主演的《三面夏娃》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战国佳人》相遇，不抱希望的乔安娜穿着自己缝制的绿色礼服出席典礼。“我原以为泰勒会获奖”，乔安娜兴奋地说，“所以在衣服上没花什么钱。”这件衣服的确太没什么特点了，但却是世界时装史上唯一一个DIY（自己动手）战胜了高级定制时装的例子。
1969年，芭芭拉·史翠珊的黑色晚礼服在奥斯卡颁奖台上获得了最为意外的效果。那一年她因主演《滑稽女郎》而获最佳女主角提名。颁奖之前，她准备了三套衣服去见奥斯卡之夜的节目制片人霍华德·Ｗ·柯契。霍华德对前两套都不满意，于是她出示了最后一套——这是一件黑色的纱衣，在光线黯淡的试衣间显得十分炫目。当她穿着它走上领奖台，所有的人都傻了，因为在强烈灯光下，她的衣服仿佛突然消失了。她几乎全裸地站在那里，接受着主持人的轻松调侃。
冰岛女歌手比约克2001年出席奥斯卡时穿的天鹅装，是从法国的Ｐｉｅｃｅ博物馆借来的，衣服的佩饰是一只白色天鹅蛋。这件体现环保意识的作品同时还出现在比约克２０００年的唱片《Ｖｅｓｐｅｒｔｉｎｅ》封套上。没想到的是，奥斯卡之后这件衣服获得劣评如潮，被人讥讽为“垂死天鹅”，在英国“年度十大最差衣着排行榜”上名列第五，《今日美国》的网上读者干脆将她评为该届最差衣着女星。
1997年，妮可·基曼穿着Ｄior设计的鹅黄绣花改良旗袍走上红地毯，引发全球中装风暴。尽管后来的中国影星们也穿着旗袍在奥斯卡频频亮相，但最知名的旗袍却仍是妮可·基曼的这件。
被人称为刀片美女的雪儿，1984年凭《西尔克伍德》获提名时，是穿着正统礼服出席的。但1986年她主演的《面具》夺奖呼声虽然很高，却连提名也没有得到。不知她穿着朋克礼服出场是否与内心的愤怒有关，不管怎么说，这件惊世骇俗的衣服成为奥斯卡时装史上最知名的一件。1988年，她终于凭《月色撩人》走上领奖台，这个善于作怪的女人穿着缀满亮片的蝉翼纱衣，打扮得像个脱衣舞娘。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从25——250万（1）
20世纪80年代，超级模特Christy Turlington的一次表演，就从范思哲手上赚取了5万法郎，这样的挣钱的方式令许多女孩羡慕不已：这些扭着屁股走来走去的模特，她们之所以能从时装设计师的手中得到大把的钞票，仅仅是因为她们穿了一下他们的漂亮衣服！
事实的确如此。当一个时装设计师想确立或保持他在时装界的地位，启用“超级名模”有时是唯一的办法，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些模特们开出的天文数字，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穿衣服比别人好看，而是因为她们能为自己的品牌带来更大的声名和利益。所以当千面娇娃琳达·伊万捷丽斯塔（Linda Evangelista）慵懒地说“一天挣不到一万美元，我是不准备下床的”时，设计师们知道，一个时装与模特共存亡的时代开始了。
模特这个职业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令人眼热的，世界上的第一个模特玛丽·沃斯就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分钱——当然，那是因为她的雇主既是被称为时装之父的沃斯，同时也她的丈夫。
职业模特的真正出现始于1916年左右的英美等国，当时的一些商店因为起用“难看的、化妆过分而背上又长着脓包的工厂女工”来展示商品，而受到媒体的嘲讽。相形之下，模特的步伐在巴黎的却晚了很多年，直到1950年代模特才被视为一种职业，并且“仍旧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这些高个儿的姑娘们又很受富有男子的欢迎，当时有一个被称为“神秘的模特”的女孩，叫苏穆兰，她的回忆使人相信，时装表演有时的确会让人走火入魔：
“莫利纳公司为我设计了一套上等的东方服装。里面装有电灯。我的头巾上的一块宝石和我的耳环也能点亮。两个黑人孩子朝着我的脚下撒玫瑰花瓣。观众中的男子跑来将我踩过的花瓣拾起来吻。想想这种场面吧！我的一些年轻的男朋友在模特走道的尽头等着我。有一个走上来递给我两个里面有钻石和翡翠的盒子——我敢发誓我说的是真事。”
尽管如此，模特在当时仍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她们衣着光鲜地在时装店里待着，为的只是向那些傲慢的顾客展示服装；或者一连几个小时地傻站着，听任设计师拿衣料在她们身上试来试去。她们常常无所事事，闷得发慌，而一旦工作起来却又像机器一样“快得发狂”。不仅如此，她们还要忍受令人难堪的低下收入。很难想像，1940年的模特一天只能赚上25美元。
这样的情形在1960年代得到好转。由于服装业的发展，模特终于从时装的附属一跃而为行业的代表，有些模特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国际明星。以身材娇小而著称的模特Twiggy（特维吉）在1966年获得了“年度杰出妇女”称号，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
模特地位的迅速提升直接反映在她们令人咋舌的收入上。1970年代，一个名模每天挣5000美元已不在话下，而到了1990年代，这个收入又翻了几乎两倍。非常成功的模特一年能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