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 除了一笔奖金，霍格的高质量的报道还为他赢得了一份合众国际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选择地点，然后从那里写文章给他们。他在上海青年会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令他惊喜的是宾馆还配有一个健身房和壁球馆。在这里他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他在延安的短暂逗留使他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极大的爱好，于是他决定延安就是最终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过完圣诞节后就去北京，然后越过日军的防线进入共产党控制下的区域。他还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汉口曾与这个新西兰人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在西北某地的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 然而一场副伤寒，一种通常由于喝了不洁净的水而感染的传染病打乱了他的计划。霍格在医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乱。因为当时上海的医药供给很紧张，他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他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弗兰克和埃里·米利肯收留了他。他们知道如何照顾伤寒病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救了他的命。 霍格待在中国期间，新教的传教士两次救了他的命，为此他一直感恩在心。直到后来，他才熟悉到中国民众对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活动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憎恨。16世纪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小规模地频繁活动。西方列强侵略欺侮中国所上的每一个新台阶都有这些传教士的推波助澜。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失败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和开放的5个港口，并同意西方传教活动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厦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结束后，中国被迫接受答应西方传教士自由活动并保障中国人民改信基督教的权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之后，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继续得到扩大。对传教士的敌视以及对传教活动对中国传统信仰带来挑战的厌恶是这些起义的主要因素。3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于义和团起义。紧接着20世纪初发生了闻名的保守新教运动和社会福音运动。到1930年，中国有8000多名新教传教士和大约50万人的新教团体。到1949年更大的教派——天主教，教徒估计达到了200万人。
米利肯一家开办了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能让听众随时了解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大事。他们同时也提供留局待取服务。当霍格康复后，他收到了几封家里寄来的信，得知了家里人的近况。他姐姐罗斯玛丽在信中告诉了他他的前女友玛芙·尼尔森在和他的好朋友罗杰·亨特谈恋爱。他还知道他哥哥斯蒂芬在那年8月结了婚，他最大的哥哥加里和他妻子分居了。这些不能说都是好消息。“加里和多萝西的事真是太让人遗憾了！”这是他看完信后的感叹。加里比霍格大14岁，不管在童年还是长大后，他们的关系都不是很密切。而关于史蒂芬，霍格则提到了他母亲拿他在婚礼那天穿的尺寸有点小的礼服开玩笑。芭芭拉——他最大的姐姐嫁给了唐纳德·托马斯，又一个来自圣乔治的哈彭登男孩。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战争期间为《曼彻斯特卫报》做审查工作，他审的稿子中说不定就有他小舅子从中国寄来的呢。 罗斯玛丽，霍格童年时期最亲密的姐姐和一个来自布里斯托的银行经理谈恋爱了。罗斯玛丽的这位追求者——西瑞尔·贝克虽然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但婚姻关系还没解除。对此，这个家严厉的女主人凯瑟琳却表现出了不同平常的理解。显然她对她女儿的这段感情抱有很高的期望。霍格在1938年12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中也说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有进一步发展。” 那一年年底，欧洲战场的一场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了。霍格在圣诞节前写给他父母的信中也表达了对伦敦缺少反空袭防御的焦虑。他还告诉他母亲说他缺钱用。他对自己能支付这次住院的费用是感到自豪的，但治疗也花光了他所有的奖金。随着圣诞节的临近，他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假如谁要送我礼物的话，那就送现金吧。”圣诞节这天，在和米利肯一家吃早饭的时候，他收到了父母寄给他的一张10英镑的支票。 《曼彻斯特卫报》把他写的关于汉口陷落的文章登在头版，却拒绝付给他稿费，霍格对这种低劣的欺骗感到很愤怒。他催促他的父母向这家报纸追讨每千字3。3英镑的稿酬。想到许多自由撰稿记者都有过同样的遭遇，他把报社的这种行为称为“赤裸裸的抢劫”，并写道：“所有的大报纸都极度无耻、无所顾忌，《曼彻斯特卫报》更是英国稿费最低的一家。” 霍格这时期写回家的信让他的父母明显感受到了他逐渐变强硬的政治态度。除了催他们向《曼彻斯特卫报》追讨稿酬外，他还在信中发表了对慕尼黑条约的看法，“在我看来，最好有个人把张伯伦（当时英国首相）在意大利或德国的集中营里关几个星期，让他也尝尝滋味。也许他在慕尼黑做的事是对的，但他的错误动机太明显了，时间不对，方式也不对。” 1938年9月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中，英法两国为了和希特勒达成和平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使得中国人民认为外国的干涉会阻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日本人侵占汉口时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广州的获得却是不费吹灰之力。既然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港口城市和海港，日本军官们想象着中国人接下来会很快投降。国民党军队里几个高级长官确实急切想和日本人谈判了。 武汉陷落后，蒋介石表现得很镇静。他把总部搬到了500英里以外的重庆，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到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山区以避免敌人飞机的袭击。 各方都做好了打一场持久战的预备。国共两党都开始制定作战计划，预备同日本人来个10到20年的中国保卫战。
1939年2月，副伤寒病愈后，霍格被上海的日本当局传见。他之前给《曼彻斯特卫报》和《新政治家》邮寄的文章照例被拦截了下来，日本人不喜欢他文章的腔调。更糟的是，他们知道了他曾采访过共军在延安的总部。他们建议他离开中国。虽然霍格还没遭到正式驱逐，但日本人已经明确表态，不希望他再回来。 霍格坐船去了日本，他想在那里找出困扰他多年的问题的答案。到底是日本文化和民族个性中的什么使得日本的军人和大多数平民认为征服中国是他们神圣的使命呢？日本对华政策的现实政治1是显而易见的。1934年日本外相在东京发表声明，公布中国是日本的保护对象，并无耻地公布日本有权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秩序”。 隐藏在日本人想要控制亚洲地区的强烈愿望背后的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霍格相信在中国的新闻团体和大多数外交官都未曾注重他们正在报导的这场战争的根源。 通过早期对日本的访问和与日本战俘的谈话，霍格对他们这种信仰的神秘根源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找到答案，他决定和朝圣者们一起前往伊势，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那里就有日本最闻名的神道神宫。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曼彻斯特卫报》，得到同意之后，他在东京登上了去伊势的火车。火车在晚上10：30停了一次，上来更多的朝圣者。第二天早上到达了位于东京西南290英里的广岛半岛的伊势。 霍格在3月27日写的这篇名为“现代朝圣”的文章得到了《曼彻斯特卫报》高度的关注。伊势的这两座神社是日式风格的简单木建筑，耸立在树木茂密的山脚，相隔几英里远。神社在伊势镇的郊区，四周杉树环绕，使它与白天的嘈杂和夜晚的街灯隔绝，独自静谧。为了给朝拜者营造宁静、和谐的气氛，这里的人做了极大的努力。打扫得一尘不染的石子路，精心栽种的树木，清亮的小溪……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感受到安宁和幸福。就连修建神社用的木头都是光滑的，没有难看的节子。 穿过神社外墙，人们可以进到内部朝拜。设在里面的供奉太阳女神“天照”的神社更神圣，据说它因里面有天皇的神镜而闻名。这里也有潺潺的流水、精心修剪的树木和石子路，烘托出了四周环境的圣洁。这两个神社的主要建筑物四周都留下了一片空地，因为它们每20年会被拆毁重新再建造一次，借此说明人间的事物都是短暂的，而这些神社供奉的神灵都是不朽的。 霍格对有如此多的日本人来参拜他们甚至无法见到的古代神社感到很惊异。据他估计，那一年头3个月，这两个大神社的参拜人数就达到了96万。这意味着日本730万人口中，大约有400万人每年都来参拜一次。每一个日本人在有生之年至少要来这里参拜一次。显然，他们在30年代末的战争年代中参拜得更频繁了。 前来参拜的人们祈求古代的神灵能保佑他们，甚至包括自己的爱人、婚姻或事业。他们在神社或四周举行婚礼，新出生的婴儿也被抱来祈福。在花园里，学龄儿童把手浸在圣泉里以得到净化。一位背着小孩的母亲跪下参拜，年迈的老人就站着祈祷。在成千上万的参拜者中有很多人都是经过了24小时的长途跋涉赶来的，包括好几所学校的学生们。他们仅为了这几分钟的仪式。 霍格向一个友善的护卫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参拜？他们静静地在想些什么呢？”这位护卫很吃惊，似乎第一次想到会有人对此有疑问。“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到这来大多是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的生意、孩子、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现在是保佑打胜仗，为在前线的丈夫或儿子求平安。” 在这里游览期间，霍格可以听到飞机在四周一个空军基地起飞降落的声音。“对我来说，在这样一个古树葱郁、流水潺潺、大自然被神化了的地方，那声音就像远处的雷声……对那些赶来参拜的日本人来说，它一定也让他们联想到他们祖国的力量和强大。”
但霍格没能找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假如说古代的神灵圣化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入侵，那又是什么驱使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这一神圣使命时犯下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呢？即使是好心的香川博士也无法解答他的这一疑难。但在他接下来的行程中，似乎有了某种答案。 1939年2月，霍格坐船离开了日本，前往朝鲜。当时朝鲜是日本占领下的土地。在那里他坐火车北上，经过了满洲，当时满洲也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他没有暴露自己记者的身份，通关的时候，他拿出他的英国护照亮了亮就顺利过关了。3月份，他到达了北京。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迷人的古都，西面被群山环绕成半圆形。1939年开辟了四大城门，城内的街道是方形的布局。1949年北京解放后，为了交通方便，城门和大部分城墙都被拆了。 尽管北京是日本人占领的第一个中国的重要城市，城墙内却没有一声枪响。北京的郊区和外围乡村遭到了攻击，城内却安然无恙。然而战争却近在咫尺。八路军一直活跃在墙外几英里的范围内。美国作家乔伊·荷马回忆说，当他在离城中心几英里的颐和园品茶时，一场战斗恰好在几百米远的一座山头打起来。茶话会在枪炮声中继续着，没有任何人对它作评价。 在经历了上海和汉口的恐怖后，北京对霍格来说是个启示性的发现。这里的街道依旧是被日军占领前的热闹。街道上人群拥挤，小贩们用独特的叫卖声，或敲着小铜锣、吹着小喇叭推销自己的货物。每条街上都有孩子们爱看的木偶剧、动物杂技表演，还有挑着担、走街串巷的理发师。送水的用独轮手推车把水送到每家每户，经常在街上和黄包车抢地盘。在主要的街道上，摊主们和小贩竞争，他们卖的货物齐全，从笼子里的鸟到铁澡盆子应有尽有。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有苍鹰卖，还有相机、收音机和旧西洋书。一到公共节假日，许多居民就出来放风筝。几片彩纸、几根竹签子就能做出各式各样的风筝来，有动物的、脸谱的、抽象图案的……高高地飘在空中。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某些地区的鸦片馆重新开张。有时候一些欧洲人也会和中国人一起在这些没有窗户的阴暗的房间里，躺在长凳上抽着一管又一管的鸦片。或者因为太忙，或者因为顾忌到华盛顿或曼彻斯特的编辑会撕掉这样的文章，霍格没有写关于鸦片馆的报道。 日本人对北京进行了谨慎但严密的监控。每个城门都设有检查站，白天有日本兵把守，夜晚关闭。因为怀疑被日本人监视，霍格和英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邀请和一位外交官共进晚餐。美联社驻中国的记者哈尔多·汉森是另外一位客人。谈话的内容转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野蛮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