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弗里德里奇·西格蒙德…舒尔茨在德国科隆的火车站等候晚点的火车时相遇，二人一段谈话过后，发现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有着共同的反感。他们临别时许下“基督教徒永远不要战争”的诺言。等到战争结束时，调解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莱斯特一家三姐妹就是这个组织的热心支持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组织宣扬的团体精神和和平主义道义就深深植根于幼小的乔治心中。
霍格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搬到了哈彭登，先是居住在一家出租的寓所——‘红色尖顶屋’，乔治就出生在那里。不久，霍格一家就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威弗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战争岁月，随着乔治一天天地长大，哈彭登的变化却不大，仍然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从伦敦乘火车只需要35分钟就可以到达。乔治的父亲，和当时的很多商人一样，天天乘坐头班火车去伦敦工作，母亲凯瑟琳则在家照看孩子们。哈彭登作为一个只有上万人口的小镇，在乔治小时候还只被看作一个小村子，主要道路和大部分居住地也很快就被赫特福德郡的大片绿地所替代。假如不是当地一所名为“圣乔治”的学校，哈彭登几乎不被世人所注重。 和霍格一家拥有同样基督教信仰的邻居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朋友圈。亨特、纳尔逊和普鲁克特三家是霍格一家的近邻，这三个家庭里的孩子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乔治小时候的伙伴。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游戏。大卫·普鲁克特、罗伯特·纳尔逊和罗杰·亨特都是这个年纪里面十分调皮的孩子。整个孩子团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罗伯特的姐姐，被叫做“玛芙”的威妮弗蕾德，则成为乔治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小乔治有时候会因为其父母的政治观点而被某些同伴所耻笑，这对他造成了一些影响，经常让他很尴尬。据他回忆，当同伴找他玩耍的时候，他不得不将家里订的报纸，当时被认为是左翼的《先驱导报》藏起来。 凯瑟琳·霍格对待家庭可谓一丝不苟，从现代的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严格的有点儿过分。她的侄子和侄女曾经回忆说，凯瑟琳是个有点难相处、行为有些古怪的女人，她一贯坚持严厉的行为准则，非凡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霍格一家每周日都要到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而一周其余的日子里，他们还必须《圣经》，或者其他闻名传教士的书籍。除此之外的所有书籍都要用棕色的纸包好，并妥善保管。除了参加宗教活动，星期天还意味着做家务和练习弹奏钢琴。凯瑟琳的孩子以及孙子孙女们仍然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凯瑟琳坐在台阶上，一边梳着头，一边听孩子们练琴，并不时地批评他们。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凯瑟琳却并没有过多地显露她的母爱。在家里，她很少亲吻孩子，也不经常拥抱他们。乔治的侄孙女希拉里·贾维斯曾说：“当时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几乎没有人过多地表露他们对家人的感情。礼节更重要，因此从表面上看的确有些冷酷。”乔治是所有孩子中最像母亲的，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然一直最受宠爱。这点从家庭相册中就能看出来。一张照片里，他穿着紫色的天鹅绒小西服，戴着一顶镶有金边的帽子，站在哥哥姐姐中间。乔治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对付母亲那些严格的规定。乔治似乎天生就带有几分幽默，在别人看来的黑色星期天，他却总能蒙混过关。所有的兄妹中，乔治和比他大三岁的姐姐罗斯玛丽最要好，他们两个经常在全家人都去教堂做礼拜时，一起溜到邻居家玩儿。在家里预备午饭的母亲发现了这个恶作剧后，就会对他们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因为在母亲看来，说教是对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乔治的哥哥斯蒂芬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去教堂做礼拜是一定逃不掉的，因此乔治和罗斯玛丽就经常说服他帮助两个人说谎话，老实的斯蒂芬也每每都是这样做的。 虽然霍格家教很严，但乔治还是有个非常开心快乐的童年。他曾对姐姐罗斯玛丽说：“假如天堂没有人间好，我就希望上帝还同意我回来。”他的侄子和侄女也曾回忆道，乔治是家里的“金童”，父母从小就认为他会有所成就。当然，这可能只是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据他中学的老师和大学瓦德汉学院的院长莫里斯·博瓦拉观察，年轻的霍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乔治从6岁起就接受家庭教师的辅导，到10岁那年被送往位于瑞士日内瓦河岸的格兰德中学学习，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正式接触和平主义教育。罗斯玛丽上学的第二年回到家时，要求带她的弟弟乔治一起上学。那所学校的宗旨是消除一切年龄、性别、阶层和国籍的障碍，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和学生一起劳动。
瑞士的教育带给乔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让他从严格的家庭礼节中解放出来。每逢周末，他可以和同学一起去徒步旅行、骑车或滑雪，而他的姐姐罗斯玛丽却只能在家洗涤和修补衣服。曾经有一个周末，学校召开会议准许学生公开批评教工，甚至是校长，来表达他们心中藏有的不满。对乔治来说，这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意，而当日后乔治自己担任校长职务时，也经常召开类似的大会。 这段舒服的日子随着乔治结束学习回到伦敦而告终，随后，他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进入圣乔治学校继续学习。那里的校长，赛西尔·格兰特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他在学校里实行想象力教育，力求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乔治在为校刊投稿时逐渐显露出其写作天分。他的父母之前就认为他具有驾驭语言的天赋。当乔治10岁时，他的父亲为他朗读了坦尼森的《鹰》一书，并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老鹰。乔治思考片刻后马上回答道：“一个发出呼呼叫声的凶猛的战士。” 乔治在圣乔治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别看他年纪小，却很有能力。在学校里，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猪”——并不是因为他的姓2，而是因为他患有鼻窦炎。和他一起打橄榄球的队友则称他为“头牌”，含义不言自明：不论场上场下乔治都证实了自己是个天生的领袖。乔治六年级的班主任曾经在多年后这样描述他： 我能感到他体内的巨大能量和坚定的意志。他很谦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谦卑。他还是个安静、不装腔作势的人，在人群中并不是主导者。看到他离开后的几年间，同伴都成长为各领域的精英，我很欣慰，因为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模拟了乔治的一些特质，所以说，他的影响一直存在着。这点在他作为一名橄榄球队长时也深有体现，当比赛呈现白热化时，他总能爆发出一股潜藏的力量，在危急中化险为夷。 好学生也有调皮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罗杰·亨特还有大卫·普鲁克特大卫·普鲁克特偷了法语老师特里小姐的小轿车。从16岁起就学会驾驶父亲小轿车的乔治将偷来的车开到一处侦查队的露天营地，将那里的帐篷拆毁，然后逃跑。这件事情暴露后，乔治的班长职务被撤销了两星期，还被校长用藤条教训了一番。 在圣乔治学校，霍格从一名大男孩儿，成长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他喜欢唱歌，也喜欢在每月举办一次的周六舞会上大秀自己的舞技。乔治17岁时，就是学校里的“老大”了，非常自然地与当时的“校花玛芙”，威妮弗蕾德·纳尔逊成为了一对儿。 纳尔逊一家在哈彭登为霍格家的孩子们提供了第二个家。尽管他们也履行基督教教义，但对于信仰规定的遵守却没那么严格。他们布满温情和欢乐的家庭生活——与霍格家里各种严格的礼仪形成鲜明对比——给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好朋友，亨特一家也为乔治和他的哥哥姐姐们提供了能体会到家庭暖和的经历。 玛芙纳尔逊因为从小很喜欢一首名为“小小玛芙小姐”的儿歌而得名。她是个拥有一头红发的漂亮女孩儿，而且很幽默。玛芙比乔治大一岁，从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起，她就喜欢上了乔治。她喜欢和他一起运动，也喜欢看他跳舞，听他唱歌。当玛芙步入老年，回忆儿时的点滴时，她这样写道：“我喜欢这个男孩儿（乔治），那时候就总希望我们能一起长大，然后嫁给他。”在乔治去世后，她还在学校出版的杂志里更加认真地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我只能用赞美和布满爱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乔治的感情，无论在他是一名学生，还是毕业后。我们总是记得校长在他标志性的咳嗽声之后，用平静的语气夸奖乔治‘干得好，孩子。’” 虽然他和玛芙在学校里是公认的一对儿，但这并没有妨碍乔治对于自己一些朋友的女友的爱好。作为圣乔治学校的好学生、大家心目中的“头牌”、橄榄球队的队长、舞场上众人瞩目的焦点，还拥有一副动人的歌喉，乔治非常自信他很招女生喜欢。
在他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之前，乔治，玛芙和他的其他朋友为他在当地一家“银杯”俱乐部举办了一个离别酒会。那时候，他承诺会在一年之内回国。一年后，乔治没有回来且玛芙得知他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新的出色生活的时候，她几乎崩溃了，从此打消了和他继续保持关系的念头。在乔治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了，但是从乔治写给家里的信上看，他对两年之后玛芙和自己的好朋友亨特成为恋人一事还是非常关注。 玛芙不仅承受着和乔治分离的痛苦，那段时间刚好她的哥哥罗伯特，一名海军突击队队员，也在1940年的一次意大利空袭中丧生。那年夏天，战争急剧升级，大不列颠的战争还未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玛芙会渴望婚姻而带来的安全感，尽管那只是她深爱的那个人的最好的朋友。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不久玛芙就从二人婚后居住的海岸指挥中心的住所搬回了在哈彭登的父母家。 可以理解的是，乔治性格中理性的一面给当时熟悉他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死后，熟悉他的人纷纷在学校出版的纪念杂志上留言。他最要好的朋友，大卫·普鲁克特说：“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个思想家，一直追求完美。他不善言谈，但是他的话经常很有道理。”教过乔治的老师，莫里斯·博拉在给乔治母亲凯瑟琳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是个拥有无限能量的人，似乎他的内心总有某种信念在指引着他前进。”考虑到博拉要给他在战争中丧生的学生的父母写很多悼念信，这句话可以说是很高的赞美了。 1934年夏天，19岁的乔治来到瓦德汉学院修读“当代的伟大课程”，当时的人们都这样称呼（它指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那时候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布满自信的年轻人了，6英尺高。长有一头布满孩子气惹人喜爱的金黄卷发。他不出意料地进入了学院橄榄球队的先发阵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又成为了队长。假如乔治长得更壮一点，他肯定可以代表校队参赛。他经常代表牛津二队——“灰狗”队去打比赛。 作为牛津大学规模最小的学院，瓦德汉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有点古怪的地方，考生是否被这里录取，要看考官当时的心情，而不是通过成绩。迈克尔·曼恩，乔治当时的同学，说他能够到瓦德汉上学完全是出于一家名为“国王的武器”酒吧的年老侍应生推荐。因为那时候，瓦德汉学院里的人经常会去那里喝酒，当时曼恩正在申请各个学院的西班牙语奖学金。那位侍应生告诉曼恩，瓦德汉学院的课程是最棒的。于是曼恩就和另外两个人一同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在没有任何监考官的监督下进行，其中一名学生霸占了所有用来答题的纸张，曼恩就找到学校相关负责人告状，然后他就被带到市区的文具店，买了纸，又获得了额外的15分钟回答问题，完成了考试。就这样，曼恩得到了奖学金，毫不希奇，因为另外两名候选人，一名是糊涂地认为他申请的是希伯来奖学金，而另外一人在考试开始后很快就放弃了。 霍格在瓦德汉的学习生活受到20世纪牛津一位有名人士的影响——莫里斯·博拉。虽然博拉一直主持着学院的工作，但是直到1938年，也就是霍格从牛津毕业一年后，才正式成为该学院的院长。即使在博拉成为院长之前，他的很多决定也影响着学院工作的开展，在很多方面改变着学生的生活。他为学生和各方贵宾举办各种社交聚会，在轻松地玩笑中让大家结识。博拉还经常为客人们杜撰各自的事业和取得的成绩，然后再向大家互相介绍，而他自己，就非常享受接下来到场客人间的混乱场面。 20世纪30年代，博拉使得瓦德汉成为个性化十足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