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征税！” 乔治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旅程给他带来了一次非凡的幸运，这个幸运之神一直跟随他来到中国。在他按照约定时间要和穆里尔阿姨在旧金山见面的几天前，霍格发现自己身处德克萨斯州的平原，距离美国东部1000多英里，这强迫他触犯城市里不许搭乘的法规。他天天看着来往的汽车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来。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没有多说什么，就直接朝西开，开了一个半小时后，才问乔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国。”乔治如实回答了他。司机想了一下，说：“我也正要去中国，我和一位名叫穆里尔·莱斯特的英国女士一起。”这时，乔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名司机就是美国圣经协会的莱西博士，他要将圣经装船运往日本。于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乔治都和他一路同行，并终于在码头和他的阿姨团聚。
两星期后，也就是1937年11月中旬，穆里尔阿姨和他的侄子乔治到达了日本横滨，接着来到港口城市神户，和他们在日本的朋友贺川丰彦住在一起。这个人是位有名的基督教领袖，而在当时的日本，天皇被认为是神圣的，而崇拜祖先和其它神祗的神道教则是国教。在军国主义植根于人民心中的日本，他却在宣扬和平主义社会，并两次由于激进活动被判入狱。贺川丰彦出生于1888年，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成为了一名孤儿，后来被一位美国传教士抚养成人。皈依了基督教后，他来到美国和日本的神学院求学，却对永无止境的教条争论不感爱好，而是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大众所受的疾苦。他在1925年的全民公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1940年日本入侵中国后出面道歉。这些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牢狱之灾。 在贺川丰彦从事的其他工作中，他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出一套适用于神户地区的农民和小商业者的合作系统。在穆里尔阿姨积极地和政府官员谈判，希望他们可以接受她对军事扩张看法的时候，乔治被带去参观合作银行、合作农场、合作餐馆以及商业花园。他还从贺川丰彦博士那里明白了军队主导的政府是如何把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优越感中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神圣化，从而将日本入侵中国的恶劣行径合法化。日本将其入侵中国的行为说成是帮助其进行文明开化使命，是要给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中国带来和平和繁荣。他们传递的这种信息，在日本民众心里获得了共鸣和认同。 霍格发现他身处的日本是一个布满了盲目爱国主义、歇斯底里的国家。自1890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部地区满洲里开始，其入侵中国的脚步一步步缓缓进行。而从1931年起，这种侵略速度加快了。乔治和穆里尔阿姨到达日本的那一年，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在东北部建立了傀儡政府，满洲国；日本还控制了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在日本，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都是严厉禁止的。谁敢公开质疑政府的政策就要被解雇，甚至还有遭遇暗杀的危险。日本的报刊、广播等媒体也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监控下。外国人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情而被当成间谍；中学和大学里所用的教科书也都带有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很多国外的学科也被禁止；连广播台里播放给孩子的节目都总是包括他们的士兵如何英勇作战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客居日本的人很难不被这个国家的政治孤立主义和民族妄想症所触动。霍格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语，他居住地方的主人也经常翻译媒体对此的报道给他听。这时，他才开始逐渐意识广播和报纸上对中国的描述，这是一个被内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撕碎的国家。这些宣传因为其部分真实性而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另一方面，这也传递了日本的在中国的使命是教化人民的信息。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目的是阻止其残酷的内战，阻止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日本当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是这种宣传掩盖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即建立一个臣服于日本的地区霸权。 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就处在狂热的军队控制下，热衷于帝国扩张。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激发了这个国家古老的民族光环梦。战争大臣南次郎将军和他的高级军官为了创造并利用政治极端主义倾向做了很多预备。20世纪20年代向着议会民主和多元政治的缓和发展被最近十年中爆发的民族主义热潮所沉没。 帝国主义的传道者很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借口来证实他们追求领土扩张是正确的。学校历史课上，老师一遍遍地告诉学生日本在19世纪的帝国野心被贪婪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阻拦。这些委屈有很多名目，澳大利亚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限制了日本移民的数量。这为他们的借口注入了新的民族理由，即由于欧洲人在经济贸易上享有的优越性，是日本曾经所寻求的。20世纪为了保护美国经济而设立的新贸易关税，更加增添了日本人对西方人怨恨。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很快就沦为日本信仰军国主义阶层和那些天天只想打仗的军官的牺牲品。对于日本进军满洲，并继续计划下一步入侵计划的举动，中国的反抗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抵制日货以及未曾停歇的反日游行的作用似乎也没有那么明显，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混乱的局面，蒋介石民族主义政权急于一统地方军阀，消灭当时快速成长的中国共产党队伍，都只能加速日本进军中国的野心。 1931年9月18日，以“中国政府挑衅”满洲里四周的奉天镇为由，日军发动了进攻彻底攻占了整个满洲地区。这次入侵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当时的政府只是一直在商议增兵的问题。从那时起，直到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降，军方一直都在实际上控制着政府。 在日本的基督教联合运动是少有的反对政府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非常微弱甚至外界根本就听不到。直到1878年基督教才被日本公布为合法。此前，日本的国教神道教意志都是整个帝国民众心中的精神崇拜，没有人质疑它的神圣地位。几个世纪以来，神道教都和佛教共存，在某种程度上说，二者已有些融合的地方。从19世纪末期，它被用作召集民众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它关注于崇拜，这样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宗教。神道教的核心思想认为，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灵的孩子，这个国家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岛国和生活在岛上的人民也是神明的孩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优秀的民族。 由于乔治·霍格从小在信仰浸信会的家庭中长大，他对于在被带有侵略性的异教主导国家中基督教的困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拥有7300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0万人信仰基督教。17世纪对宗教的迫害已经使得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大减少，而在这一宗教合法化后的岁月里，也只有一些小的基督团体零落地分布在国家的土地上，而且时而遭受恐吓和摧毁。 由于担心历史会再度上演，贺川丰彦博士和其他基督教领袖拼命寻找一切方法让这个野心十足的国家接受基督教。因此，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侵略行动，他们小心翼翼地发表言论，避免受到政府的指责；对于此，霍格冷漠地写道：至少这些基督教堂还没有沦为为日本胜利而祈祷的场所。
乔治·霍格乘坐法国杜默尔总统号轮船从日本启程，并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他本来只想在上海待两个星期，然后就回到日本与穆里尔阿姨两个人一起去印度，再从印度返回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上海就以“东方巴黎”或是“东方之珠”的称号成为有钱人旅游的目的地。在这里，居住着300万中国人和7万外国人。沿着长江支流的黄浦江北岸看去，那些奢华体面的高楼后面，却是延绵数里的贫民窟。现在，那些游客，以及曾在码头流连的游船都离开了，但是上海仍然保留着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残骸。 上海在被日军占领前，实际上已被划分为三块：由英国和美国联合控制的公共租界，总面积占黄浦江沿岸的8平方英里；工业、商业和船务服务都集中在这里。居住在这片地区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四周的中国百姓格格不入。外国势力还控制着这里的警察局和税务局，中国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外国佬的廉价劳动力和仆人。其次，则是法租界，与前者相比，法国管辖的区域不大，却拥有与前者类似的机构设置。除了以上两块地界外，就是大量中国百姓密集生活的地方。 乔治·霍格与穆里尔阿姨的教友们待在一起。弗兰克·米利肯和艾米·米利肯是美国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们从1907年就来到了中国，米利肯牧师负责组织当地教堂活动以及在市里散发基督教宣传教义，而他的妻子则治理着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 在上海，霍格初步了解了日本所谓的教化人民的使命。那年夏天，在不断的战争中，日本军队霸占了除公共租界外的所有地盘。这段时间里，霍格还仍在英国赫特福德郡考虑他的未来。当日军的铁蹄在1937年12月中旬踏进中国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时，霍格正在日本和他的房东讨论合作化运动。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径持续了7个星期后，霍格才开始了解到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什么。 他发现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难民和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一片片被毁的村庄在城市边缘孤独地站立着。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所有主要建筑的入口都被沙袋堵住，街角设置了碉堡，岗哨内也到处摆上了刺刀。霍格在信中非凡提到了见到外国人就蜂拥而至的孩子，他们哭喊着，“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威士忌苏打。” 霍格喜欢上海，因为他发现这个城市让人异常兴奋。虽然在这儿无法像美国那样可以随意搭便车穿行在广袤的土地上，也没有导游带领参观各种合作社，如同以前在日本那样；但他被那些在困境中顽强地生活的中国百姓所吸引。公共租界的街道已经成为成千上万难民的住所。在霍格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得如此卑微。这些难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吃饭、睡觉、做爱、生孩子，死去。旧报纸都被住在街上的人搜集光了，因为报纸可以在严寒的夜晚留住微弱的暖和，它们决定着生命是继续还是停止。 上海的一切都可以被拿来变卖，霍格将街边的小贩描写成一边吹嘘着自己的炸鳗鱼，一边叫卖着自来水笔。总之，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能拿出来卖，只要能想到的。这些景象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这样一位天真、年轻的英国青年全部看在眼里，但在寄回家的信上却只字未提。 在霍格到达上海的几个星期后，以撰写一本中国游记为目的的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来到了这里。这本书后来被命名为《战地行》。为了找到相关写作素材，这两人加入了外国媒体圈。乔治·霍格也在这个圈子中，并正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很有分量的团员。 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人早在萨里郡辛德海德的圣爱德蒙学院上学时就熟悉了。他们的文学造诣都很深，并在他们三十岁左右——奥登在一年后将其称为“低调的，不老实的十年”——的时候成为了情人。此前，伊舍伍德已经出版了闻名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年）和《萨利·鲍尔斯》（后被收录在《再见！柏林》一书中）这两个男人曾合作撰写过三部作品，在他们长久的友谊中也偶然享受下性的乐趣。
对于正卷入与共产党游击队内战的国民政府来说，在上海落脚也会为其获取更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蒋介石认为在外国地界的眼皮下发生的任何争端，都会引起西方势力的关注、同情，进而希冀他们会从中干涉、调解。然而，蒋介石和他的军官们小看了日军彻头彻尾的凶残。将战场转移到上海不仅导致了当地大批百姓和士兵的伤亡，也使得自日军南京大屠杀行径以来，战争导致的伤亡人数升至新高。 8月11日，蒋介石将其接受过德国练习、装备精良的3个师调进上海，驻扎在外国租界外围。日军发现后大吃一惊，并马上增强了对相应区域的部署。双方于8月13日开战。 地面火力和空袭攻势使得双方都伤亡惨重，手无寸铁的上海百姓更是如此。在持续3个月的战斗中，国民政府军，蒋介石现代化的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日军伤亡人数也高达4万人，更有数千百姓死于无辜，外国租界外的大片土地被毁。伤亡惨重以及陷入无组织状态，中国军队被迫退回国民政府首府南京。 日本政府此时提出协商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事件”并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