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军的流动总部去会见聂的上司，朱德总司令。要找到一个几乎每夜都换落脚点的人不是件轻易的事。首先是要渡过黄河，因其频繁的洪灾水患而被称为“中国的伤心河”。 黄河西起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最后注入渤海湾，全长3750英里。河水每年都要从高地携带几亿吨泥沙冲入平原，使河床升高，引发了周期性的洪灾。但霍格与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见到的只是一团浑浊的泥水流过筑了堤坝的牧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一条狭窄的河流居然会把日本人吓退，从开封一直到内蒙古，真令人难以置信。” 要与这位领导解放军在1949年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见面，黄河还不是路上唯一的障碍。在一位司令官（参加过长征，曾在巴黎和聂容臻、周恩来一起学习）的带领下，霍格还要穿过一条被日本人重兵把守的路。这条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将北方生产钢铁、煤的地区和南方盛产粮食的地区隔断了。为了阻止这两个地区人员、物资的往来，路上每隔一小段就设了要塞，路边还建了设防的村子。村外的一大片地区变成了自由开火区。 除了司令官外，和他们同行的还有15名游击队员、40名学生和一个工程师。他们在路上发明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暗号系统。他们静静地穿过了遭到严重破坏的村子，沿着满是石头的河床走着，经过了没有一头牲畜的牧场。每半小时休息一次。耳语般的命令从上至下传递着：不要咳嗽……告诉赶骡车的人别点他的旱烟……让牲口别发出这么大的噪音。 在黑暗中，霍格丢失了那条驮着他的被褥、打字机和相机的骡子。队伍停了下来，等着游击队员冒着被日本哨兵发现的危险帮他找那头走失的骡子。在他们头顶，一面日本国旗在哨所的上空迎风飘扬。假如日本人发现了那头骡子或听到它的嘶叫，就会打开探照灯用机枪扫射。半小时后，他们找回了那头骡子，还顺便带回了一卷日本人的电话线。到达那条大路后，他们猛冲了50米，成功进入了远在另一边的乡村。 朱德是毛泽东另一位曾留学欧洲的将领。他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习过，像聂荣臻一样，他也得到过周恩来的照顾，后来在一所苏联军校受训。1909年他便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历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他是怎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无从知晓，但当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 朱德最初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指挥官。1926年，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两年后，他带着他的南昌起义残部几百人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队伍会合。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也成为了后来红军的总设计师。因为他和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们两人经常被称为“朱毛”。 霍格在游击队地区待了几个月，和战士、将领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能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他冒着生命危险返回中国，跨越日本人的防线才得以进入游击队区。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西方记者，可能会对他们的宣传起到帮助。毛泽东很巧妙地利用了外国媒体，并密切关注他们随后的报导。党内领导人也十分关注西方世界的想法和政策。他们经常和来访的记者们讨论国外对抗日战争的反应。聂荣臻和朱德都很清楚，霍格除了能写出对他们有利的报道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将他引向了合作社之路。那一年，也就是1939年，合作社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霍格和朱德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他谈到了他在牛津大学的日子，在美国和日本的游历和这里的合作社运动。因为总是穿着一套普通的蓝军装，戴着一顶蓝军帽，衣服上没有任何军衔，朱德看上去更像这支农民军队的一名普通士兵，而不是它的首领。但这位矮个子、毫无城府的将领却是为游击战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除了打仗，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运动。霍格对体育运动也有同样的热情。篮球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只要有时间，朱德都会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篮球场打篮球，霍格也会加入。他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篮球、听报告，偶然和他们一起出去巡逻。 有一次，霍格被邀请在他们晚上举行的会上发言，主题是英国在欧洲战场中的角色。他的发言让在场的听众吃了一惊，因为他是用汉语说的，而且只有一个小时，而朱德或聂荣臻发言通常最少要三小时。这次大会对霍格来说是个尴尬的经历，因为朱德整个晚上都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 霍格对游击队来说是个珍贵的客人。因为身材高大，汉语也说得比较流利，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在当时的中国走到哪都是道独特的风景。霍格不可能在军队里获得职务，因为八路军不接收任何外国人，除了医生和护士。霍格很想做关于工业合作社的报道。游击队的将领便建议他离开前线，去往在宝鸡的合作社总部。 1939年9月霍格到达了宝鸡。那一年战争在欧洲战场爆发了。像所有人一样，他也想弄清这对中国会意味着什么。经过两年的作战，日本人控制了中国除重庆以外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连续的战败并没有让国民政府投降，相反，中国的反抗更顽强了。 日本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紧张和厌战情绪。东京的指挥部觉得通过经济封锁和隔离，中国不久就会投降，因此他们把注重力投向了欧洲战场带来的机会。他们想要夺得英国、荷兰和法国在东南亚殖民地丰富的矿产资源的控制权。阻碍他们实现这一东南亚计划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尤其是驻扎在珍珠港的舰队。 蒋介石的政府被孤立了，中国的经济也被通货膨胀大大削弱。欧洲好几个月的紧张局势和最终爆发的战争使苏联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援助。英法两国分别和缅甸、越南密切的贸易往来也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逐渐萎缩。共产党仍紧紧守着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 蒋介石的策略是避免同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冲突，并尽量把美国也卷进这场战争。他现在已经集中精神要和共产党来个最后的较量。 由于实力悬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积极开展敌后斗争。他一面加强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建设，一面等待与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佳时机。
西安以西大约225公里的地方，曾是通往欧洲的大漠商道的起点，这里的铁路沿线坐落着一座小城——宝鸡。1939的１０月，乔治·霍格被任命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西北总指挥部的宣传秘书。他拿到了一枚有总指挥官题字“工合”的金属徽章，住进了办公室附属招待所里一间6、7平方米大的房间。他把来自家乡的照片钉在房间的墙上，然后又往小房间里塞了张桌子放打字机。办公室里除了打字机外唯一一样设备就是算盘。比起算盘啪嗒啪嗒安静的声音来，这台老式雷明顿打字机吵得不得了，害得他不得不去外面打字。这份工作需要他在西北地区到处跑，然后撰写关于合作社发展状况和问题的报告。他没有薪水，但是各项开支都能报销。他给自己买了条领带，一个茶壶和一条床单作为庆祝。 乔治·霍格是个开朗的人。他对自己的头衔很自豪——“洋秘书”。“洋鬼子”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传统叫法。“东洋鬼子”就是日本人。“洋车”就是黄包车。世纪之交，各地的城市修了平坦的柏油马路以后，这种车就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手推车。霍格对这种非凡叫法很欢喜。他坚持说他曾听见有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驴子”。理所当然地，进口固体石蜡做成的蜡烛就被称为“洋蜡烛”，用以区别用动物油脂做的本土货。 就在1939年的圣诞前夕，他给家里写了封信描述了一下新工作的情况，好让父母放心他是在做有意义的事，而不是像他母亲事先猜想的那样只知道在中国闲逛到处看古迹。考虑到家里食物紧缺的状况，他特意表示他也不得不面对每餐少得可怜的食物。 这真的是一份优差：既可以从事一个产业，又可以同时享受作为一名“社工”的最大好处，还提供了一个写作的好机会。还有旅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去过很多地方：西北兰州，西部汉中……我跟你们讲过我们的饮食吗？早餐吃大米粥和花生，午餐和晚餐还是如此，非常不错。假如有人想再吃点别的，我们就赌上一把，方法是每个人都伸出几根手指，然后通过数出所有人伸出的手指总数来决定谁出钱。 他也因为有个中国女友而兴奋。现在他已经可以操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了。他是在洛阳第一次遇见她的，之后便爱上了她。洛阳位于黄河畔，因其与孔子有渊源而闻名，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在此地求学。他当时在火车站候车，看见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女孩想搭火车，但是她的弟弟在尽全力阻止她：“他沉默地攥着她的手，脸上带着恳求和挚爱的神情。他们就站在那里，没有注重到我以及四周的一切。” 她叫蒋赤霞，给一个负责访问整个战区的乡村和军团的学生剧团写剧本，剧本以新近事件为主题：军事胜利，战争失利，庄稼丰收或者强盗袭击。那些剧本是拙劣的战争宣传品，但是非常奏效。巡演之后，学生们将回到他们位于宝鸡的合作社中心，在当地学校教书。霍格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姑娘，虽然他几乎完全不会写汉字，最终他找到人帮他写了几封情书。他试图将这段关系保密，但是在这个少有高大英国男人的城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久之后就人尽皆知了。霍格和赤赤（人们都这么叫她）经常熬夜撰写近期的巡演报告或是编写剧本。 学生剧团本着“人人没秘密”的精神在公共场合排练，每月还举行一次“求真”大会，会上队里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被晾出来讨论，包括大家的感情问题，霍格也被拉着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跟大家分享他的感情经历。 屋子里挤满了看上去很和善的生疏人，还有三个流里流气的小鬼。 我想逃跑，或者像伦敦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一样用报纸把自己遮起来。不过大家都很友善。蒋赤霞介绍了大会的主题，接着把某某人从别人那里发现的一封情书一句不落地读给大家听。她读的时候很兴奋，体现了合作社的“人人没秘密”的精神。 蒋赤霞读完后，一位高个子大婶站起来问：“何克，你说说你爱蒋赤霞什么地方？”霍格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可不知怎么就是说不出口。
好吧，我知道我爱她哪一点。我爱她男孩般爽朗的笑声；爱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她的想法；爱她拉响下课铃，孩子们一窝蜂冲到操场上玩耍，她帮他们擦鼻涕的样子；有一次我们俩小小的合谋帮一个洋车夫跟他妻子避免了争吵，我爱她轻轻揪我的手给我的暗示；我爱她……的样子……是的，我爱她，可是我怎么能对他们说得清，而且是用中文呢？更不用说是在这次“求真大会”上了。 霍格的这场恋爱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月。蒋赤霞生病了，不得不接受一个小手术。尽管她和她的同学们在前线经历了无数的危险，这次却没能熬过乡下粗劣的手术。手术后一个星期她死于败血症。那个夜晚，霍格重温了一遍她给他讲过的故事和他们在一起写的稿子。 当他得知德国对低地国家和法国发动了闪电袭击后，他的心情更沮丧了。直到1940年春他才开始认真考虑离开中国。德国造成的威胁和英国战场的消息使他左右为难，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回国参战。他脑子里一直有这个打算，在写回家的信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他很想念家里人，不断询问他们的近况。他对他姐姐芭芭拉的孩子的照片也赞不绝口，十分喜爱。他在信中还责怪母亲想撮合他和露丝·托马斯——一个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本地姑娘。 霍格很快又恋爱了。有段时间，他请求父母帮助合作社在宝鸡的一个妇女组织筹集资金。这个组织是由一个叫大任的女人开办的。它的成员是年轻的女难民，她们在当地的孤儿院工作，或在镇里开纺织学习班。其中一个女孩名叫小任1，是大任的侄女，她是在家乡长沙被烧毁后逃到这里来的。她个子小巧，很聪明，还有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和迷人的微笑”，这是她给洋秘书留下的印象。 1940年初，他们相遇的那一年，霍格25岁，小任22岁。这场恋爱维持了18个月，直到战争把他们俩分开。他们都在宝鸡的合作社工作，霍格把那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