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被空前激发起来，连少年也参军报效国家。图中的两个少年兵被日军俘虏
九一八事变：
它疯狂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一、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
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沈阳城外，寂静的大地上，一群群鬼鬼祟祟的人影在窜动：七八条汉子急匆匆奔向距沈阳约２．５公里、距东北军北大营约８００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队１００多人的队伍悄悄地潜伏在柳条湖村以北约３公里处的文官屯等候出击；而在沈阳城内的一个住宅里，一个焦急的身影在不停地晃动。２２时２０分左右，柳条湖方向传出数声爆炸声。旋即，电话声、枪声响成一片，一群群全副武装的军队疯狂地扑向北大营，扑向沈阳城。
一个荼毒中日两国人民的罪恶事件，在侵略者的炮制下出笼了。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真实一幕。
侵略中国以发展自己：近代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1）
侵略者的所有活动，集中在一个目的上——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群魔乱舞，华北骤然风云变幻，成为国人和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二、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
１９３５年，华北大地上，一群群衔有特殊使命的日本人在游荡，一件件别有用意的非常事件不断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角色或在幕后操纵策划，或在华北滋事寻衅。
侵略者的所有活动，集中在一个目的上——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群魔乱舞，华北骤然风云变幻，成为国人和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事变，是其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不仅使华北的局势，而且使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危急关头，它决定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政局的走向，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疯狂的“华北国”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后，随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１９３２年日军又制造一·二八事变，向上海的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致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累万。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１９３２年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在华东建立了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桥头堡。
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转移国际视线，配合其建立伪满洲国。而在占领东北，实现其“大陆政策”所规定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第一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按照其“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既定政策，开始实施其“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征服中国”。
日本把侵略的毒爪首先伸向毗邻东北的华北，疯狂叫嚷：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阴谋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国”。
为此，从１９３３年起，日本对华北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
首先，日军发动了对山海关的进攻。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在山海关、秦皇岛驻有军队。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２３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派人在日军守备队院内投掷手榴弹并鸣枪数次，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蛮横地要求中国军队、警察及保安队撤出山海关的南关及南门，由日军进驻。在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后，日军于２日早晨强行占领南关车站，将中国警察缴械。随后，日军调动军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命令第八师团第四旅团长铃木美通：“一并指挥随着事件发生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十六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中国守军激战失利，于３日撤出，日军占领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
接着，日军发动了对热河的侵略。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０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了进攻热河的命令，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的基础”。
２３日，日本政府故伎重演，由其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谎称有日本军官在热河境内失踪，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省，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2）
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日军在当天就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由于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畏敌先逃，所以中国军队没有形成有力的抵抗。结果，日军用了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
其后，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过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最后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
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打开了大门。
通过上述侵略战争，日军打开了侵略华北的通道，进而开始了对华北的大规模的侵吞。就在《塘沽协定》签订之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记者声称：“为保护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１９３３年７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制定的《对华政策大纲》提出：“１．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活动。２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１０月２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帝国政策》，提出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１１月３０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最后修正案中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称：如英美各国“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
这实际上是不准中国与其他国家联系，也不准别国援助中国，把中国完全看作是日本的“保护国”。
日本驻南京领事叫嚣：如果中国继续与别的国家联合，则“酿成第二满洲国的出现，或第二上海事变的发生，都非任何人所能保证其必无”。
２ 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１９３５年５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河北事件。
这年５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等密谋，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入侵”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及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两汉奸在津日租界被暗杀事件，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等为借口，于２９日向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侵犯中国华北主权的无理要求。酒井隆等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同时开始调兵遣将。
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胁迫中方满足其侵略要求。
日方要求的内容是：“为了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日本军认为蒋介石必须放弃对日的两面政策，最小限度必须将执行该政策的机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从华北撤退，并希望将其‘实力后盾’——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有害无益的中央军一律撤退，还必须罢免与这次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等，以及不顾停战协定的精神、与以上各机关通谋策划、与日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
酒井隆等威胁说：“今天不是为商量这些问题而来的，而是来把我军的决心通知你们。”
面对日本蛮横无理的寻衅，南京政府一方面电令何应钦主持应付，妥善处理；一方面令驻日大使蒋作宾乞求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从中调解。３１日，广田答复：“此乃军部之事，中国政府须与日本军事当局谈判，望中国能见机行事。”这时，日本陆军省一面炮制《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一面训令华北驻屯军应有采取断然手段之必要准备。同时，日本陆相和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及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关东军司令部协商对策，决定派酒井隆再访何应钦，要何应钦接受日方所提的要求。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3）
在日本的压力下，６月１日，南京政府免去了蒋孝先（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曾扩情（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府训练所所长）的职务。６月４日，何应钦约见酒井、高桥，通知了南京政府对蒋孝先、曾扩情免职的决定，并表示，白、胡被暗杀事件，因发生于天津日租界，中国政府无从知其详。但因日租界与天津市相连，故已令天津市协助缉凶。至于援助孙永勤部问题，已饬河北省严查，如果属实，自当按律严惩。同时还表示：中日亲善提携，为我中央既定方针，过去如有不周之处，当加以改善，务使中日国交日益亲密。但酒井、高桥并不以此为满足，要求必须将于学忠（河北省政府主席）、张廷谔（天津市长）罢免；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从天津撤出；结束天津市党部；调走驻北平的宪兵第三团；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调走驻平津的第五十一军；解散抗日团体。
为满足日方要求，南京政府决定，划天津市直属行政院，任王克敏为天津市市长，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６月６日，于学忠被免职；７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奉令结束；８日，驻津第五十一军奉命南下，何应钦发出“严令平津军政宪警各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团体”之手谕；９日，宪兵第三团开始离平。
在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下，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
６月９日，酒井隆往访何应钦，出示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实为最后通牒的“觉书”（即“备忘录”），要何应钦答复并签字。“觉书”内容如下：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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