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民族危难十分紧迫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毅然担当起了领导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华北独立的斗争。
第三部分：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一二·九运动（2）
１９３５年夏天，在遭受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后，活动在北平的中共党员组成新的中共北平市工委，王健（新中国成立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任书记，彭涛（新中国成立后任化工部部长）任宣传部长，朱子贞（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院副院长）任组织部长。谷景生（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军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委书记）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
周小舟等人同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为领导学生爱国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共北平市工委一成立，就领导进行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这年６月，《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面对华北、平津国土沦丧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势，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在７月发动了一次向主持华北军政要务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请愿活动。活动以北平的中学生为主，请愿学生聚集到北平军分会所在的中南海的新华门前，挥舞写有抗日要求的小旗，高呼口号，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呼吁民众武装自卫。请愿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并未遭遇弹压，这使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深受鼓舞和启迪，感到今后完全可以更多地通过公开、合法的请愿方式，展开斗争。１９３５年夏秋之际，黄河泛滥，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灾民。中共北方局指示北平地下党参与组织水灾救济活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再次动员青年知识分子行动起来，在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成立赈济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郑重其事地到国民党北平当局备了案，披上合法的保护衣。他们积极开展赈灾活动，并在活动中加进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抵抗侵略的内容。
１１月１日，经他们策划，发表了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请愿书《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所谓“民主”、“约法”的虚伪性，要求南京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华北自治运动”甚嚣尘上，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
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族危亡的局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针？
当时，北平党内产生了意见分歧。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曾从不同途径看到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党的《八一宣言》，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认为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主张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所有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但是王学明、冷楚等人不同意这一主张，他们仍然坚持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口号，认为不是向国民党争抗日的自由，而是整个地打倒国民党。双方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王学明还采取组织手段，说彭涛和谷景生、周小舟是“右倾小集团”活动，决定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彭、谷、周等人商量，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河北省委汇报了争论的情况。河北省委认真听取意见后，肯定了他们的正确主张，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河北省委又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来到北平，加强新市委的领导和党内的团结。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1）
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周恩来在到西安不足２０个小时的时间内，与张、杨分别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
四、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拂晓，陕西临潼华清池内，枪声大作。１００多名东北军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华清池内院。二三十名内院侍卫寡不敌众，伤的伤，死的死，且战且退。这时，蒋介石身穿内衣，在一名侍卫的扶持下，跌跌撞撞地向着骊山逃去。在发觉四面被围、无处可逃后，惊恐之中只好藏在一块大石头的夹缝中。未几，侍卫被捕。
在东北军的搜捕和叫喊声中，蒋介石只好束手就缚，当了俘虏。
这就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捉的真实一幕。
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建立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带动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和强烈的要求，也成为检验一个政党、集团、个人的试金石。在风云激荡之中，中国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２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中共政治主张，表示愿意同正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止作战，共同抗日。５月５日，在结束东征的回师通电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光明磊落的行为，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成为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主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使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日益孤立，进而促进了国民党营垒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在陕北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张学良、杨虎城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为蒋介石所驱使“围剿”红军。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2）
１９３５年９月，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从此开始，东北军以１０万之众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使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１９３０年后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一度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３年）。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在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过程中，也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１９３５年１月，他奉蒋介石之命，阻击红军北上。在短短半年之内，所属部队三个旅被击溃，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他本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
蒋介石对待嫡系以外的杂牌军队总是伺机打击吞并。
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在陕甘“剿共”中打头阵，就包含着这种险恶用心。在张、杨部队遭到红军沉重打击后，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番号被撤销，军饷减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备受申斥。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张学良原本就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现又蒙受不抵抗之耻。他曾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信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教，带着东北军“围剿”红军，结果损兵折将。在国事日非、民众抗日怒潮遍起的情况下，在红军的严厉打击下，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召唤下，张学良认识到，如再继续攻打红军，实力势必消耗殆尽，更谈不上抗日，乃至打回东北去。
杨虎城出身贫寒，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具有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曾同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尤其是进攻红军受到严重挫折后，他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从保存自己的实力考虑，还是从抵御外侮着想，都不能再跟着蒋介石打内战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从个人的坎坷经历中认识到，红军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他们的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要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从１９３６年１月起，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两次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３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４月９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定。张学良还提出要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建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是跟周恩来见了面，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可以说我俩一见如故。”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3）
肤施会谈，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化干戈为玉帛，为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肤施会谈后，中共中央为继续推动张学良走向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中说：“肤施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同时还恳切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１０月５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这一主张转告蒋介石。这使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更加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
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