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 第16部分

　　港口优越性不及上海作为一个港口，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优越性却不及上海。后者近港口且位于长江口，既能成为中国货物的吐吞口，而又比香港接近日本及北美。解放前上海比香港繁荣得多，这是重要理由之一。

　　若中国能尽量发展自由市场——像香港那样自由——则香港会遇到难以取胜的竞争对手。目前上海的经济地位，与香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制度不同。

　　在大学念书时我会写过一篇有关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文章（可惜现无存稿），在抨击英国的结论中，我不能不赞赏她当时能看重海盗多如牛毛的香港的先见之明。用武力强迫开放贸易的行为已成历史陈迹，但若不是角京条约，中国

　　何时才会发现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还是一个疑问。

　　至于钱俊瑞提出香港因久享太平而得的特殊好处，我以为他是忽略了较重要的一点。这就是香港军事费用较其他国家低。但香港并不太平。五六年及六七年的暴动，及在几个期间大量难民涌至，都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战后三十多

　　年来，香港居民暴增十一倍！撇开提高生活水准不谈，单就处理治安及难民福利徙置等问题，手续之繁，费用之巨，都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发“国难财”谈何容易

　　外国在香港的投资，不是因为和平安定之故，而是因为在不安定的环境下，香港仍能保持自由竞争，在大量供应徙置及廉租屋的政策下仍能保持低税率，使投资者能估计香港的风险负担，比起其他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较为优

　　胜。

　　我从不相信外地战争能导致本港的繁荣。少数人发“国难财”是可能的，但整个社会因外地战争而在经济上大蒙其利的，很难有实据。当然，无战事的地方总比有战事的地人好得多。但与其希望日本和台湾开战而使香港从中发财，倒

　　不如希望他们国富民安，跟他们交易而获利。这不是因为为我们应有仁慈之心，而是因为要在他人的困境中赚钱，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那么容易。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几年，并不是韩战、越战或文革动乱期间，而是这些不幸之后的一九七

　　六至一九八二年！

　　钱先生又认为，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同胞辛勤所致。这观点对了一半，错了一半，为甚么呢？因为他们忽略了经济制度的决定性。撇开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在中国并不勤劳的困窘问题不谈，制度对勤劳还有两个要点。第

　　一、若只要辛勤就可带来繁荣，那么繁荣实在是太容易了！辛勤要有所值，而市值是经济繁荣最准确的量度。若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劳力是不可能由市值带动的。第二、勤于知识投资，与勤于生产同样重要。前者也必须基于市价的

　　指引才有客观的收获。

　　大恩不言谢上下交征利

　　我以为近来关于香港繁荣的各种言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香港人的知识资源。在香港，不仅专业人士众多有目共睹，就是工商管理有方的杰出青年，也是屈指难数。这现象，绝非二十年前的香港所可比。

　　钱俊瑞提及的最后一个有关香港繁荣的因素，是中国以优惠的价格大量将物品供应香港。这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同样地，其他国家向香港供应汽车、石油、电器用品及种种食用品，应有尽有。而香港也供应外地各种产品。在金

　　融上，香港提供的服务更使内外商人减低交易费用。

　　大恩不言谢，是市场的黄金定律。这定律自一七七六年经阿当．史密斯指出后，从未有人能成功地否定过。“上下交征利”是任何经济繁荣的主因。在市场上，无论价格如何优惠，买家从不怀疑供应者有利可图，而生产出售者也从不

　　否认是为图利而供应。

　　钱俊瑞认为港英在香港的贡献是“搞了港口、码头、道路、通讯等基础建设”。他可能不知道，这些建设中较有成就的，不少是私营企业，即由资本家管理。其他政府经营的发展，见仁见智，但绝不单是香港政府才能办到的。

　　港兴盛英衰败的原因

　　港英对香港繁荣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香港的经济制度。我将这制度的设施及保护的功劳归功于港英，就是因为我不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能有其他执政者可取代港英的地位而能保持香港市场自由竞争的激烈性。究竟港英是幸运还

　　是明智并不重要，因为成功只能以效果来衡量。一个能使经济繁荣的制度，是知难而行更难的。

　　经济学家都是善于批评政府的。说实话，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以此谋生——香港政府的各种政策都是论文的好题目。我与钱俊瑞先生在观点上的基本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对繁荣的决定性要比钱先生所指的各种因素大得多。而我和某些

　　香港经济学者有所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的优劣只能以比较方式来衡量。香港的经济制度，虽然可批评的地方仍多，但在我们所知的局限下，它对繁荣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

　　在私下谈话中，钱先生提出近来常听到的问题——既然港英能将香港的经济辨得好，为甚么英国本身却办得一团糟？这是一个困窘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我无从作答。

　　可以肯定的是，假若英国在战后没有改走福利主义，使国营企业激增、工会林立，她当年在世界上的经济雄风，是绝不会在二三十年间被日本取而代之的。（原载《信报》，1983年12月6日）

　　——摘自：张五常，1995年，《卖桔者言》（第21版），信报“张五常论衡”集，信报有限公司　

清楚的文章
　　作者：张五常

　　前些时发表《古文今用》一文，说自己的中文水平有所不逮，于是套用少小时背诵下来的古文、诗、词以补不足，救了我。臧老兄文仲读该文后，不同意古文救了我的观点，但又大赞我的文章了得。臧老兄认为，我的中文可读是因为

　　我的英文也可读之故。天下为文之道，殊途同归，这点我当然没有异议。我也同意臧老兄的论断：一个通双语的人，不可能一语写得好而另一语却一无是处。

　　我收到好些记者及读者的来信或电话，希望我能细说一下为文之道，以及介绍一下我提及过的Elements　of　Style那本小书。

　　说实话，我的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写得清楚明白。这“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长，在国际学术界也算是略有小名的。但我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天分——二十九岁之前，我喜欢卖弄文笔，文章写来九曲十三

　　弯，使人读来有天旋地转之感。

　　是二十九岁某一天，我敬佩的老师艾智仁（Armen　Alchian）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我说：“我们指（他和其他的老师）绝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不过，你的文章不容易看得懂。为文之道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要写得清楚明白。要记

　　着，不管你的思想如何了得，文章不容易明白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听后我想，艾老从来不召见学生，这次隆重其事地召见我，就只是说这几句话，秘笈无疑也。我当时又想，自己是中国人，二十多岁才开始认真地学英语，要成为一个英语文豪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单学写清楚明白的文字

　　就算了。

　　决定了要做什么，就把心一横地去做，是我天生的个性吧。但要学写清楚明白的文章，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其中的一个困难，是要“戒除”自己历来为文的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倒非所我独有，虽然当年我有的可能特别

　　多。于今回顾，我当时的坏习惯有下述五点。

　　其一是花拳绣腿，往往跳一下草裙舞。清楚明白的文章是要有话直说。从“花拳绣腿”改为“有话直说”，是困难的改进——即使到了今天，久不久我还是觉得自己有“花拳绣腿”之弊。

　　其二是喜欢用深字，比如几个有同样表达能力的字以供选择，我当年就喜欢选用较深的一个，以为（误以为）可以此而向读者表现一下自己是个读过书之人。自从决定写清楚的文章后，凡有字（或词）的选择，我就取其最浅的一个。

　　（话得说回来，有一些特别的文字——例如三次介绍弗里德曼——为了要加点学术气氛来过瘾一下，我就选用深字，花拳绣腿一番。这样做，听众或读者究竟明白与否——只要他们知道我是在大读弗老——则无伤大雅了。）

　　其三是用长句。清楚的文字要用短句。不仅句子要短，分段也要短。一句说完就用句号或分号；一个小小的论点，说完就要立刻分段。清楚的文字，是不能拖泥带水地写的。好些人像我当年那样，认为懂得用长句才算是文章高手。这

　　是不对的。

　　其四是着重文法。我不是说文法不重要——更不是说英语的文法不重要——而是下笔写初稿时要置文法于度外。文法的对或错，是应该在有了初稿之后才修改的。

　　如果一下笔就重文法，分了心，“清楚”的问题就打了折扣。（是的，文法错了的文章有时也可能很清楚。即使在今天，我写英语文章的初稿，文法往往欠妥，而且错字连篇。自己时间不足，就乐得依美国的惯例，请他人代为改正。）

　　其五是以为读者可以明白。好些时，为了文字之美，我们会写些有欠清晰的、以为读者仔细阅读一下就会明白的文字。但我们却忽略了读者读文章不是下象棋，肯大费工夫研究你在说什么。行文之中，认为读者可能不明白的，就要修

　　改、浅化。好些时，为了达意，宁可多用几个字，虽用得不大“美”，还是“化算”之举。

　　兹谨答覆读者问及Elements　of　Style　一书之优点如下：这本小书摆明车马，一、二、三、四……列出规例，英语怎样写可取，怎样写不可取，不作解释，没有哲理。例如，小书上说，一句之中，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不要放

　　在中间。此规其妙无穷也。类似的规则，小书中凡数十，记着即可。对于像我这种懒得研究文字而又想文字写得像样的人来说，它是没有捷径的为文之道中的“捷径”了。　

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
　　作者：张五常

　　先生、女士们：

　　1979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我写一篇500字左右的文章，谈谈“中国可能的变化”。为此，我于当年访问了广东省。访问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写一篇只有500字的文章来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这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给你们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写一点东西。大约在1981年的四、五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这个初稿大大超过了500字，达到约2万多字。在把这篇

　　文章送交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了我在美国的一些同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劝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弗里德曼教

　　授，另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说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我恐怕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的理论和逻辑

　　非常正确，里面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他说从学术角度来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下的结论，这位教授就是科斯。于是大约在1982年2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版了一本小

　　小的书。在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了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现象，显示中国确实有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因此，1984年时我的这本小书

　　就变得非常有名了。

　　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这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