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子，一到外省便不吃，您要知道，彼得堡的老百姓能吃上橙子，外省却不能。酥皮肉饼他肯吃，因为“优质馅饼不比酥皮肉饼差，酥皮点心老百姓司空见惯了，”可是他不吃沙丁鱼。他穿得很寒酸，尽管他喜欢高雅精致之物。在其余各方面，他也是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比方说，他不许自己铺床垫，只睡一条毡褥子，甚至不让把毡褥子折成双层。
他曾有件受良心谴责的事他没能戒烟：“离开雪茄我就不能思考。如果的确如此，我还有理，不过这兴许就是意志薄弱吧。”而他又不能抽劣等雪茄，要知道他可是在贵族环境里长大的。他那四百卢布的开销中，倒有将近一百五十卢布买雪茄抽了。“一个可恶的弱点”，正像他自己说的。惟独这个弱点方给人留有几分回击他的余地。假如他的指责使人难以忍受时，对方便回击道：“十全十美本来就不可能，你还抽烟呢。”这时拉赫梅托夫会加倍凶地指责起来，但是矛头多半转向了自己，原先那被指责的人倒不挨那么多指责了，虽然拉赫梅托夫并未由于自己有弱点而完全地姑息他。
他干的事多得惊人，因为他在支配时间方面也不许自己奢侈浪费，正像在物质生活中一样。他一个月中花费在娱乐上的时间连一刻钟都不到，他不需要休息。“我的工作杂七杂八，变换工种就是休息。”他的朋友们聚会的地点是在基尔萨诺夫家和洛普霍夫家，他也参加，但是去的次数只停留在能维系住与这个圈子的密切联系，决不多去：“我需要这种联系。每天发生的事情都证明，跟某个圈子的人保持密切联系是有好处的。必须有个随时了解各种消息的方便渠道。除了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以外，他从来不去任何人家，除非有事。而且事情一办完就走，连五分钟也不多待。他不在自己家中接待任何人，如果对方不能遵守同样的规矩，他是不让留下来的。他直率地对客人说：“我们已经谈完您的事情，现在让我干别的事吧，因为我应该珍惜时间。”
在他转变的最初几个月，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读书。可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半年多一点。当他看到自己已经掌握了那种他认为是符合于正确原则的思想方法体系时，他立刻对自己说：“现在读书成了次要的事情，我已在这方面为生活做好准备。”从此他只在没事的空余时间来读书，而这样的时间在他是很少的。虽然如此，他还是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现在他才二十二岁，可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功底深厚的人了。因为他在这件事上也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排除任何奢侈品和任性要求，专看必读书。什么叫必读书呢？他说：“每种学科的主要著作并不多，这少数著作阐述的内容都相当充分，相当清楚了，而所有其余的书不过是把那些内容加以重复、冲淡和篡改罢了。必读书只是那少数著作，读任何别的东西都是白费工夫。拿俄国小说来讲，我说首先该读果戈理。在几千篇别人的小说中，我从任选的五页书上各选五行，我看到的除了一个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果戈理之外，一无所获，那我为什么要读这种小说呢？科学也是同样，在科学著作里，这个界线甚至还更为分明。如果我读过亚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①，知道这个学派发展的脉络以后，就无需去读那成百上千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中的任何一个的著作，无论他们多么著名。我从任选的五页书上各选五行，就看得出我不会从他们那儿找到任何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见解，尽是剽窃和歪曲。我只读有独创性的东西，并且仅止于此。”因此不管用什么力量也无法迫使他读麦考莱，他挑几页书看上一刻钟，就断定说：“我知道这堆碎布都是来源于什么料子。”他读过萨克雷的《名利场》，感到心悦诚服，而当他开始读《彭登尼斯》②时，读到第二十页就合上了书本：“全是《名利场》里面说过了的，看来也不会再有什么新鲜的了，不用再读了。”“我读过的每本书都是这种有独创性的，这省得我再去多读几百本书了。”他说。
①亚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李嘉图（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和穆勒（一八○六—一八七三）都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②《彭登尼斯》是英国作家萨克雷（一八一一—一八六三）于一八四八—一八五○年写成的小说。
体操、锻炼力气的粗活和读书，是拉赫梅托夫的私事。不过他返回彼得堡以后，这些私事只占了他四分之一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干别人的事，或者干那不是专属任何人的事①。他平日也遵守着他在阅读中的规矩：不把时间花在次要的人和事上，而只用于主要的。次要的事和被支配的人随主要的变化而变化，不用他管。比方说，他在自己的朋友圈子以外，只跟那些对别人有影响的人物结交。您若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无论用什么办法也别想跟他结交，甚至谈一次话也不可能。他会说：“请您原谅，我没工夫”，就走开了。同样，如果他想要结交您，那您用什么办法也躲不开。他索性来找您，说明他要干什么，他这样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认识您，这是必要的。如果您觉得不合适，那就另外再指定一个时间、”您的琐细的小事他决不在意，即使您是他的亲朋好友，并且曾一再恳求他体察您的困难：“我没有工夫。”他说罢转身便走。但是他认为有关重大的事情必须他来过问时，他是定要管的，即使谁也不希望他过问：“我应该过问。”他会说。在眼下这种场合中他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谁也无法猜测了。就拿我跟他结识的经过为例吧。当时我已经不算年轻，生活过得还好，因此有五六位省里的青年同乡时不时地到我家来聚会。于是在他看来，我就是个难能可贵的人物了。这些青年看出我对他们友好，对我也就怀有好感，由此，他也听说了我的姓名。但是我在基尔萨诺夫家初次碰见他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他，那是在他旅行归来不久。他是在我之后才进来的。在这个圈子中，我是他唯一不认识的人。他一进屋，马上就把基尔萨诺夫拉到一边，用眼光瞄了瞄我，说了几句话。基尔萨诺夫回答了他两句，就走掉了。过了一会儿，拉赫梅托夫在我正对面坐下，我们之间只隔着沙发旁边的一张小桌，他从这个离我只有一俄尺半远的地方使劲地盯着我的脸看起来。我很气忿：他不讲礼貌地审视我，仿佛他面前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幅肖像。我皱了皱眉头，他好像没事人似的。盯了两三分钟，他才对我说：“N先生，我需要跟您认识认识。我知道您，您可未必知道我。您向主人和这个圈子里您特别信任的其他人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吧。”随后他起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这个怪人是谁？”“他是拉赫梅托夫。他希望您了解一下，他是否值得信任。绝对可信。还有，他是否值得注意。他比我们这儿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还重要。”基尔萨诺夫说，其他的人也肯定了他的看法。过了五分钟，拉赫梅托夫回到大家坐着的房间。他没再跟我谈话，跟别人也谈得很少，因为大家的谈话既不带学术性，也无关紧要。“哎呀，已经十点钟了，”过了一会，他说，“十点钟我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事。N先生，”他转向我，“我有几句话得跟您讲。当我把主人拉到一边，向他打听您是谁的时候，我用眼光瞄过您，因为反正您会看出来我在探问您是谁，所以我在提问时也无需注意这种自然动作了。您几时在家？我好去看您。”那时我不喜欢结交新相识，这种硬凑上来的我更不喜欢。“我只在家里过夜，白天整天都不在家。”我说。“在家里过夜吗？您什么时候回家过夜？”“很晚。”“比方说呢？”“两三点钟。”“这没有关系，请指定一个时间。”“如果您非来不可，那就定在后天三点半吧。”“当然，我应该把您的话当作开玩笑和蛮横不讲礼，不过也许您有您的理由，也许还是值得赞许的理由呐。不管怎样，后天早晨三点半我准上您家。”“不，既然您这样坚决，那么最好稍后一点儿来。我一上午都在家，一直到十二点。”“好，我十点钟左右来。您一个人在家吗？”“嗯。”“好。”他来了，然后同样单刀直入地一下子就提到那件使他认为必须跟我结识的事情上来。我们谈了半个来钟头。谈的什么这倒无关紧要，我只讲一点就足够：他说“您必须这样”，我说“不”，他说“您应该如此”，我说“完全不必”。过了个半小时，他说道：“继续谈下去显然也是徒劳无益。您不是相信我这个人绝对值得您信任吗？”“是啊，大家都对我这么说，现在我亲眼看到了。”“您仍然坚持您的意见？”“仍然坚持。”“您知道该从这儿得出什么结论？您不是撒谎专家就是大坏蛋！您看竟然有人这么说话呢！如果别人对我讲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对待他？恐怕会提出决斗吧？但是他的语调中没有丝毫的个人情绪，他犹如一位历史学家，冷静地下判断不是为了贬损谁，而是为了坚持真理，加上他的样子又那么怪异，你若生他的气就太荒唐了。我只能一笑了之。“撒谎专家和大坏蛋原是一样的啊。”我说。“这一次并不一样。”“这么说，也许我既是撒谎专家又是大坏蛋吧。”“这一次不可能二者兼备。不过两者必居其一：也许您想的、做的和您嘴巴说的不是一码事，那么您就是个撒谎专家。也许您想的、做的确实跟嘴巴说的一个样，那么您就是个大坏蛋。两者必居其一。我认为您是头一种。”“您乐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继续笑着说。“再见。无论如何，您要知道，我还对您保持着信任，并且愿意恢复我们的谈话，您什么时候乐意都可以。”
①暗指革命活动。
虽然这件事不合情理，拉赫梅托夫却是完全对的：他这样开始是对的，因为他先把我的情况打听清楚了，然后他才开始行动。他这样结束谈话也是对的，我跟他说的确实不是我心里想的，他确实有权叫我撒谎专家，用他的话说，“这一次”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委屈，甚至也没有觉得面子过不去，因为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而他也确实仍旧对我保持着信任，或许还有敬意。
是的，尽管他的态度不合情理，大家仍旧相信拉赫梅托夫的行动正是最为明智、最为利索的行动。他说话时，言辞之激烈，斥责之严厉简直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但是最富理智的人听了也不会怪罪他，他虽然异常粗暴，心地却是非常温和的。他的开场白大致是这类话每逢他解释一个棘手的问题时，总是这样开始：“您知道，我讲话丝毫没有个人情绪。如果我的话听了不顺耳，那么请您原谅。但我认为，凡是认真负责的肺腑之言，您听了都不该见怪，因为那毫无侮辱人之意，而只是出于需要才说。不过，只要您觉得继续听我说下去没有用处，我马上就停止说。我的原则是：“该提出自己的意见时我总要提出的，但绝对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真的不强加于人。当他认为必须对您说出他的意见的时候，您是决计不能不听的，他一直要说到您对他讲的事情和他的用意理解为止。但是他用两三句话概括说明之后就会问您：“现在您已经知道谈话的内容是什么，您认为进行这样的谈话有用处吗？”假如您回答“不”，他便欠欠身走开了。
他就是这样说话行事的，他的事情多得没底，却全跟他私人无关，他根本没有什么私事，这谁都知道。可是他到底有什么事情，圈子里的人也不知道，只见他忙个没完。他很少在家，老是跑来跑去，四处奔波，步行的时候多。而他家里也断不了人，有一些老朋友，也有不少新相识。因此他给自己规定两点到三点之间总要在家，好利用这段时间谈。工作和吃午饭。但是他常常几天几天地不在家。那时就由他的一位朋友待在他家里替他接待来访者，这人对他绝对忠诚，却总是缄默无语，犹如一座坟墓。
我们看见他坐在基尔萨诺夫书房中阅读牛顿对《启示录》的解释以后，约莫已过了两年光景，他离开了彼得堡，他告诉基尔萨诺夫和其他两三位密友说，他在这儿再也无事可做，能做的他都做了，再过三年左右他才能再有事可做，今后这三年是他的空闲时间，他想着利用这段间。采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给未来的活动做些准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曾经返回他原先的田庄，卖掉了他留下来的土地，得到三万五千卢布，上了一趟喀山和莫斯科，把将近五千卢布分发给了那七名受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