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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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墙-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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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别人操心,忍让别人(我这样评价自己),我优良的品行,却被看作古怪?
  不管怎么说,我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总分844,成为进步最快的。
  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对学习越来越没兴趣,不知为何,非常向往社会生活。      瞅着那些越来越陌生的数字、公式、符号,难言的痛苦与惆怅如同山岚瘴气升腾,使我产生了极度的迷惘与恐惧。一学期转瞬过去了,我没学到什么,我不知道未来会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事。
  孔老头布置了《不积水流无以成江海的启示》的作文,难倒了一大片,除了贺东洋洋洒洒写了半个本子外,大多同学只写了点皮毛,孔老头气得暴跳如雷,就差破口大骂了。贺东虽然受到了表扬,可他的情绪却特别的低落,课后他又找到我,对我倾诉了一肚子的苦恼,这小子比我还消极,他给自己设计的蓝图是:毕业后学木工,做一个优秀的木匠。我说你不当作家了?他愁苦地笑了笑:难哪,没什么希望。我说你行的,贺东说:“不行,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写出的文章令自己烦恼,我的文章总带一些对现实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我不知怎么劝他,对他有了些失望。
  一周后,贺东离开了十一中,更换了个新名字,转到七中学文科去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囚的雄狮,疯狂地咀嚼着牢笼,强烈向往自由。而一旦冲出笼去,却又那么茫然无助,手足无措,怀恋起笼里的生活。虽然在家中只呆了十几天,但我懂得了许多,从迷茫中一下子醒悟过来,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成人了。
  因为这场雨,孔老头说麦假延迟,起码还得两个星期。对这个假期,我可是盼望已久了的。现在的课程将近结束,我们一边复习一边听课。化学和物理课全结束,正在全面复习,《几何》也剩下不多,语文只剩两课,但英语还有不少。
  孔老头对纪律涣散很恼火,他认为大家之所以“敢做敢为”,常擅自溜出校门散步,是因为班里的复习生很多,“作案”的大都是这些人,他们有心计。孔老头情绪很激动,一边批判着,一边来回走个不停。校外汽车的鸣笛声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的隆隆机声告诉我们:外面是一个生机昂然的世界,而教室里的气氛却越来越压抑,与我们的感觉极不协调。
  孔老头的火气越来越大,几乎把每个同学都批过了,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下一块块沉重的石头,激起的波澜好久没散去。大家对他的来回走动很恼火,因为他这样晃来晃去,害得我们不能自由地看书和讲话。
  下课后孔老头点名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忐忑不安地跟在他屁股后边,心里挺乱,不知哪个地方又出叉儿了。等进了办公室,才知道没什么,他只是转交给我一大包资料,他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同学托我转交给你。”又补充了一句:“是个女学生。”听他的语气,似乎这个女学生是天外来客,值得好好研究。我当即“次拉”一声撕开包装,我要当面证实自己的清白,不管里边是什么,我都会解释得清清楚楚。孔老头并不在意我的举动,他很宽宏大度,一直对我笑脸相迎。
  赵琳琳送来的,除了学习资料,还有两个日记本,仅此而已。孔老头语重深长地说你要对得起这些资料啊。我担心他接下来不定会说出怎样难听的话,抱起资料就走。孔老头捡起地上的碎屑扔到纸篓里,还想对我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又作罢了。
  回到桌位后,我仔细地翻找了每一本资料,但很失望,没有我期待的信,她一个符号也没给我留。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愉快的,为琳琳仍然对我的惦记,为她还瞧得起我,仅凭这一点,我也该大大高兴一番。
  我想,是否应该给她写封回信?
  我真得写了一封回信,除了感激之外,还有鼓励,并且寻问她的近况,我的言辞中流露着约见之意,不知她能否看懂。我不想让小弟代转这封信,我对他开始提防,这小子越来越鬼,让我不放心。
  中午我去邮局寄信,竟然遇见了王林国。他直奔我而来,自行车没刹住,蹿出好远。王林国并没有记仇,短短的十几天,他变得老练而成熟了。他很激动,也很热情,似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费了半天劲,才讲起他正在忙碌的大事:前不久报考了镇办企业。他把这事看得比考大学还重要。王林国要我帮个忙,找熟人查一查他的考试成绩。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问了他一些我自己也记不清的琐碎杂事,然后急急与他告别。我感觉出我们之间的隔阂,对我来说,他已经很陌生了。我没想到他会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不去学技术,却到一个社办工厂当一名普通的工人,真是不可思议。我发现我真的不了解他,我本以为会与他成为知心朋友的,现在才明白,我和他根本不在一个层面。我看重的只是过去那段短暂的同桌关系,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无法与鱼干相提并论。
  在车站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赵琳琳,我几乎要窒息了,无限的、说不清的情感涌上心头,这份情感使我许久难以平静下来,她的音容笑貌那么亲切,勾起我无尽的怀恋。我必须和她见一面,我毫不犹豫地朝她走过去,但走近了才发现,那个身影并不是琳琳,我认错人了。
  真是活见鬼。
  我非常沮丧地、没精打采地回到学校。照相馆前聚集了许多穿白衣扎红领巾的少年,是照毕业照的小学生。
  晚上我便听小弟说初中中专入选已经结束,赵琳琳并没考取,她休学回家了。我那封信,肯定泡汤了。我感到悲痛与失望。
  晚上我没有去学校,而是独自一人去影院看《自古英雄出少年》。
  找到十四排二十二号坐下,两边的坐位还空着,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对那些兴高彩烈的鸳鸯们既羡慕又嫉妒,现在如果琳琳在身边该多好。我需要一个人陪我说话,把心里所有的怨恨与痛苦发泄出来。
  我好久没有到影院看电影了,坐在那里很不自在。看到本校的几位女生也在场,我有点紧张,努力使自己的脸上挂满不屑一顾的、高傲的微笑把这场电影看下来。
  早上睁开眼就听到喇叭里正播送通知,是镇办企业的招工信息,录取人员的名单里有王林国,还有几个是我联中时的同学,我心里说不出是欣喜还是惆怅,他们终于熬到头了,总算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社会上了,而我呢?依然这般茫然地浪荡时光。
  正文 三十三、孔老头的笤把
  昨夜梦里的笑声并不预示今天会有好的事情发生。教务主任心肌梗塞猝然死去,使我感到心悸,正是壮年有为的时候,他却凄然一笑地离开了他所爱的亲人。
  下午的课全是劳动,锄玉米和花生,地少人多工具稀。女生留在“大后方”,由体育老师指挥,洗运动服,打扫教室,男生统统参战。孔老头形象地把我们比做野战军,挑出我和张飞等几个人做军中前哨。锄地这活真他妈累,没多久我就体力不支,汗流浃背。孔老头越来越不可理喻,粗暴野蛮专横独断,在地头大声咋呼着,搞得气氛相当紧张。我们只用了一节自习课加一个课外活动,活就干完了。孔老头开恩,批准我们上阅览课。
  阅览室的报刊太少了,给的时间也不够,45分钟要看透一篇文章很难。大家无聊地翻了翻就没了兴趣,悻悻地回到宿舍忙起了“家务”——洗衣服。我只看画报,不看小说,这是个好办法。但画报也是单调得可怜,很快被我阅览一空,此时我突然觉得阅览室再也没有吸引力了。我们本来可以借书的,但一直也没见到借书证的影子。
  孔老头的脾气越来越坏,下决心要把自习课——糊涂课的毛病改掉,每节课都神不知鬼不觉溜进来,逮到哪个倒霉蛋就大骂一通。不过他也有走眼的时候,多次表扬我们组是最好的,其实呢,本组特差。经分析,我们认为:是因本组干部最多的缘故。全班共十一名干部,我们组有六个。
  严抓狠治,并没有多大效果。我们自习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大家的话题涉及到了时事、人生、社会、交际、……专捡那些有刺激性的话题争论。本组被誉为“杠子铺”,因为不论谁发表的话题,本组都要激烈与之辩论,辩论的范围不断扩大,象水波一样衍射,从南组传到北组,直至引起全班轰动。孔老头大为恼火,加强了巡查的频率,几乎把每个人都训斥遍了。这些日子他跟笤把打得热火,一旦揪住了谁的尾巴,就会毫不客气地操起笤把痛打一顿。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他风风火火闯教室。大声点着几个同学的名字,那声音,让人听了发毛,说话时喷出的浓重烟味,很快溢满屋子。
  事件的起因是几个同学经常溜到校外散步,孔老头气愤至极,说:“你们这些人,肯定不正经。……”然后,把矛头指向另外几个看长篇小说的同学:“你们也肯定外溜神,成天不想好事。《镜花缘》是你们看的吗……”不知他老人家可否知道,我们不仅看《镜花缘》,还看了许多比这更“黄”的书,比如:《红楼梦》、《红屋骑士》等等。
  张飞对镇办企业招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知道我有一点社会关系,托我帮他活动活动,去当个工人。我很鄙视:“集体企业,小厂,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是个合同工。”他没料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用疑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失望地走开了。
  我对下半年的形势感到了不安。听说要分文理科,我害怕,不知道应该上哪个班。祝海飞说你没什么可怕的,很简单,你这样的上文科班就是了,文科班不学物理、化学。他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学理科,你彻底没戏!
  扯淡!谁不想留在理科班?进了文科班就等于进了慢班,文科班历届都没考取一名大学生。不过,我也实在找不出读理科班的理由,我没信心,因为我根本就不通“理”。祝海飞没查觉出我的心烦,继续忽悠:“你不是天天写日记吗?到文科班你甩开膀子尽管写就是了。”我听这话别扭,冷冷反驳他:“写日记就要进文科班?到文科班就要写日记?”“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火气上来了:“那你什么意思?干嘛老提这个?”“提这个不对吗?”“你说呢!”我冲他瞪起了眼,祝海飞不再说话,他直直地盯着我,眼神是复杂的,充满了敌意。
  我知道祝海飞的说法没错,他对我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认识,在同学们眼中,我王连杰只是个浪荡混世的公子哥儿,毫无作为的妄想之徒。
  我最终决定还是读文科班,我不能硬撑下去,我承受不了伪装的痛苦,戴着假面具活着太累。不过,我担心老妈,她肯定又要端坐在那里,阴沉着脸训我,说不定还要找一找班主任,把我弄进理科班去。管不了这么多了。我惟一的希望是顺利升级,然后全力攻一下英语与数学。
  打定了主意,我却没心思学习了,上课除了看课外书,就坐在那里想开心的事,或者与同学逗逗趣,对自己莫名的兴奋,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祝海飞这几天总是在找别人的茬,他一直怀疑有人告他的黑状。连续几天,他都在寻找目标,终于把目光锁定在班长身上,认认真真的向班长下了挑战书,约他晚自习后操场上见。其结果是:赴约的是孔老头。他老人家手持笤把,借着酒力,狠狠地练了祝海飞一通。次日早课,孔老头在班上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他对我们这班学生的看法,归结为四个字:不求上进。
  1984年9月24日,高一的生活梦一样远去了,如今,我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学校并没分什么文理班,我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老师的变动很大,许多老师是从联中调上来的,他们当中不少是十一中培养的。
  同学们在麦假中都晒黑了,也很疲劳,上课时常有睡觉的。课间便议论英语老师——小老师竟然烫发了,我们认定:她结婚了,肯定。不久,小老师离开了十一中,从此不知去向。
  我们的班主任是大学刚毕业的李开老师。年纪轻轻的,戴一副近视镜,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行动却如风闪电,办事麻利,且文武全才——文能奏风琴,武能跑越野,身体壮得像牛——那结实的、高高突起的胸肌证明了这一切。李开确实是个人才,他担负着两个级部四个班的英语教学,够受的。可从他身上看不到压力,课间几分钟,他竟然还去活动室奏奏风琴,坐在那里,煞有介事地按动琴键。于是,《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旋律悠然荡漾,李开伴着节奏前倾后仰,很是陶醉,直到打钟上课了,他便几步冲到课桌前,“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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