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幕落定时，眼前就像望远镜收紧聚焦一样，景象顿时历历在目。眼前竟然是一大群乌合散众，路上走满了人，恍如一支幽灵大军，通过尘沙粒子筛滤，再经白亮阳光照耀扭曲。他们又高又瘦，女人擎着包裹，还有许多孩童，和一些动物──狗与羊。这个场面如此浩大，直追电影《泰山》里面固定出现的画面──露齿执拗的土著伙众前行；此情此景同样恐怖，因为他们占据了整个路面。我们的车子根本就开不过去。
“他们在干什么？”维迪亚非常紧张。
我的车子就像一只小舟破浪航行在汪洋上，慢慢地穿过人群，群众缓缓地分开，不情不愿地。车子经过的时候，人们探头窥看，皱起面孔，还把脸贴在车窗上。
我说：“或许是市场刚刚散集，他们正要回家。”尽量不让维迪亚听出我的警觉。
“他们把整条路都堵住了，老兄。”
他非常神经过敏，发狂般喃喃自语──一大群卢旺达民众，挤进一条狭窄车道，偏偏又没其他的车子经过，只有我的小车，一英寸一英寸地驶过张着嘴的人潮。
他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群众。”
不过，即使我开车远离他们了，道路也疏通了──虽然卢旺达的路上总是有人群漫着──车子还是开不快。路面上辙迹深陷，像草沿线丛生。再走远一些，我们攀高海拔，就可以清楚地近看马哈瓦拉山：集约耕作的山坡，栉比鳞次的泥砖小屋。我对维迪亚说，卢旺达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他问道：“那些人是什么样子呢？”一面还回瞪路人注目探寻的眼光。
第一部：非洲误到刚果（3）
我说：“相当暴力。”接着告诉他，四年前，刚独立那段时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动，胡图族人（Hufu）对抗图西族人（Tutsi）。胡图族长久以来都处于遭人鄙视的下层阶级，积怨深重，终于爆发为大规模的屠杀。我有个记者朋友，曾经亲眼目睹胡图人怎样酷刑虐待图西人的。他们先砍掉图西人的脚，再逼他们站起来。然后，他们再将图西人的腿及膝砍掉，当图西人死命撑在冒血汩汩的残肢上时，胡图人就看着取笑作乐。接下来还有更多截肢酷刑：切掉耳朵、鼻子，剜出眼睛，剥去丸，整个期间受害者都还是活人。数十万图西人就是这样给活活整死的，因此，这个国家后来就画地分据，图西人拿下布隆迪，胡图人占有卢旺达。
维迪亚听着，恐惧与厌恶，一脸苦相。车子里飞扬着卷进车窗的灰尘。关上车窗，又有窒息之虞。现在，维迪亚开始哼起调子来。
“图─图─图西，拜拜，”他用艾尔乔森的歌声唱着，“图─图─图西，乖乖。”
我们开到鲁亨格里的十字路口。左边是爬高上行到基加利的山路，右边则前往奇森邑（Kisenyi）与哥马（Goma）。夕阳西斜，我们坐着思考去向。维迪亚嚼着起士三明治，就着一杯热水壶里倒出的咖啡。即使在偏僻地角，食物稀少，他还是严格遵守他的膳食规则。
我说：“在基加利找到地方过夜的机会比较大。”他也同意了；基加利再怎么说，也是卢旺达的首都。我们未曾预定住房，又没有事先安排；我们只是狩猎北上，毫无计划地掠过丛林而已。
我们进入基加利时，暮色就像地上起雾一样，阻碍了道路视线，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镇上虽然拥挤，也还是个非常小的小镇。那就是卢旺达的问题：人这么多，地方这么小。镇上三四家旅馆，没一家像样的。每一家我们都停车暂借问。维迪亚先是面露错愕，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这么低级的地方”──接着，无以避免地，失望气馁。我们连一个房间也要不到。
他说：“他们脏死了。”
“说不定，他们只是看起来脏而已。”
他没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咱们去美国大使馆碰碰运气。”
时间已经过了晚上7点，在路上奔波十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竟然要面临无处过夜的窘境。大使馆关门了，不过，我们却找到一个美国女人，正在前院──她说，那是值班办公室──处理一个领事上的问题。
我说：“我们走投无路了。”再接着解释我是美国人，马克瑞瑞大学讲师，“我们在基加利找不到地方住。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有间招待所，”她说，“你们今天晚上就住在那里吧。”
然后，我就跟她介绍我尊贵的朋友，访问学者兼作家V。 S。 奈波尔。值班官员从没听说过他，不过，那也无妨，一点问题也没有。她替我画了张地图，招待所离镇中心不远。我们就这样获救了，一人一间客房。她甚至还建议一家餐厅让我们用餐。维迪亚放心宽释了──我甚至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都可以体会得到，或许，他就管这个叫感觉吧。维迪亚最在意不过的，就是清洁与秩序了。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插曲，纾解宽慰了他。
他看着大使馆的招待所说道：“真是完美。”然而，他语带悲伤，我猜想他只是累了。
我们在基加利一条后街上，找到那家餐馆，餐馆有个响亮的法国名字，类似La Coupole（圆顶阁）。维迪亚看起来还是抑郁自持，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运气太好了。他曾经告诉过我，他愤世嫉俗的印度脾性是怎么养成的，还有，他对好运道特别疑心，他相信，福祸相倚，好运会招来厄运的。
第一部：非洲误到刚果（4）
餐馆规模小，洋溢着上好食材、香草与新鲜面包的温暖香气。食客满座，白人黑人都有，个个都高谈阔论。经理是个纤细的比利时女人，中年迟暮。她显然已经疲惫不堪了，却依然温柔招呼，服务无微不至，一面迭声抱歉，生意太忙了。她给我们上了一瓶葡萄酒。维迪亚尝了一口，称说这是第一级的好酒，可是，当他说道，在这么烂的小镇上，喝到一瓶这么好的酒，真是何等可喜，他面色却益显忧郁。女经理听维迪亚这样赞美，服务就更加殷勤了。她跟他闲聊，恭维他法语怎么讲得这么流利。我不意间瞥见维迪亚的同情与悲悯。他被这个女人善良的性格打动，她在这种边疆地带，还勉力经营一家上得了台面的馆子。他钦慕她，就像他钦慕卡塔加山寨的少校一样，看到有人奋力克服各种困难，在混沌中开创秩序，就像某种殖民者一样。那个女人穿梭餐桌之间，上菜，添酒，倒水，叮咛侍者，折叠餐巾，重新布置叉匙。“这鱼哪里产的？”维迪亚好奇。“基伏湖（Lake Kivu）。”那女人回答。
他情感充沛地赞美那个女人。他看着她忙进忙出。然后，他环顾四周，说道：“几年之间，这里也会回归丛林的。”
他还是不改抑郁神情。他吃完他的鱼。我试着跟他聊起素食主义的话头，不过，他只是拿几个单音节的字眼应付，不甚热情。他喝掉了大半瓶酒。他一再地重复，这是一瓶好酒。那么，他为什么还不开心呢？
“你们美国人真幸运，”他终于说话了，“你来自一个强大的国家。总有人照顾你。要是乌干达出了乱子，严重的大乱子，你们的政府就会开一架飞机过来接你，直接把你，紧急空运出去。”
“紧急状态与宵禁的时候，他们确实这样保证过，”我说，“不过，当时，我反而挺如鱼得水的。”
“你是个作家。所以，你才没发疯。你可以定义和处理你的见闻。那一点很重要。要是你没那么做的话，你在坎皮的日子根本就撑不下去了。”
听他这么一点，我顿时生机泉涌。我写了什么？一堆诗，几篇散文，半本小说。我又出版了些什么？几乎没有。然而，对V。 S。 奈波尔来说，这位我钦佩的作家，我就是一名作家。他从阅读我的散文，以及我的掌纹中，看出我的前景来。
“紧急空运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这里的大使馆，老兄。你们的大使馆。我们没地方过夜，他们就提供招待所。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假如之前我们去敲英国大使馆的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老兄。爱莫难助。”
“我想，要是你碰上麻烦了，你的国家也会帮你脱困的。”
维迪亚说：“我没有国家。”
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伤感了。
第一部：非洲丛林地带相互扶持
基加利，一点也不像个首都，即使以非洲的标准来看，还是贫乱得可怜。街道不过几条，看不见规模起眼的建筑物。基加利没有幅员，没有恒产，只有脏乱。道路铺设到市镇边缘。然而，基加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蜂拥到这里找工作与觅食，感受身在群众之间的安全感。胡图族人挤满了这个地方，瞪着饥荒民众特有的警觉与贪婪的眼神，当他们看着我的时候，好像在盯着什么可以大快朵颐的食物，或是可以拿来交换食物的东西。他们在市场闲晃，沿着主要街道游荡，驻足在一处叫做大圣堂的教堂周围。主要街道两旁随处可见贫民区，与附近山坡上贫民群居的简陋小屋。
维迪亚说：“我想我们已经看完这里了。”
他说他不想去看那个大圣堂。教堂害他阴郁寡欢。他想避开市场。他说，都是些暴徒。人群拥挤。危险，臭气冲天。殖民时代的建筑、店面、黄色的灰泥高墙，墙垣上插着玻璃碎片，屋顶覆瓦的房子，他说，这一切比利时文化遗物，现在看来是已经被人忽略了，没多久就会沦为废墟。
他看到一株榕树的根系，穿透人行道的路面，树干倾倚在一座墙上，树根的节瘤与凸起，显露在破裂的砖瓦与路面石材上。
“丛林已经入侵了。”
我们在炎夏高温中，离开基加利，沿着来时路往回走，车行在辙迹深深的蜿蜒路上，回到鲁亨格里的十字路口。道路再度因为行人众多而几乎无法通行。
维迪亚说：“这路因为这些人给弄黑了。”
重回同样的小餐馆，维迪亚坐在啤酒招牌下面，点了同样一份起士三明治。我心想，素食者吃掉的起士三明治还真多。我就着搪瓷盘子吃了一客多筋的鸡肉饭。我们用餐时，胡图人蹲在一旁观看。我们离开时，将车开上西行道路，前往边境小镇奇森邑，它就在基伏湖畔。这个地方以走私客的巢穴麇集闻名。就像大部分的刚果边城一样，奇森邑同样弥漫着一股诡奇的气氛，因为这里也是白种佣兵出没的地方，名号通常都喊做黑杰克、疯狂麦克与巴伯队长等等。刚果东部大省基伏，以及东南部的省份萨巴（Shaba），经常滋扰不安。每当战争爆发，成群的难民只有奔徙越界。时不时地，愤怒的外侨或是白种佣兵出兵攻占，拿下一个刚果城镇，人们就惊惶出奔到卢旺达避难。
路上这些人很有可能也是难民，因为过去一个月来，迦马一带也是征战不歇。不过，再开一段距离，路上就一个行人也没有了。空旷的路面经过枯黄的树丛，逐渐转变为较浓绿、深密的森林，车子奋力颠簸在碎石坡上，那正在活跃的火山脚下。这条路九弯八拐之际，有个男人穿着白衬衫、黑长裤，手里提着一只篮子，我们驱车靠近时，他向我们挥手示意。
维迪亚说：“别让他搭便车。”
不过，我已经开始减缓车速了。
“你为什么要停车？”
“说不定，他遇上麻烦了。”
那人倾身探向车窗，问道：“你可以载我到卡乌马（Kavuma）吗？我错过公共汽车了。”
“上车，”我先用英语说，再用斯瓦希里语说一次。
那人侧身滑进后座，向我们抱歉，他不会讲英语。
维迪亚说：“我的法文也不是特别灵光，偏偏也就是这么回事了。恐怕还要请你包涵我难听的口音。”
那个非洲人说：“你的法文讲得比我好得多呢。”
维迪亚发言抗议，语气甚至还有些不悦，然后，他就一语不发了。那个非洲人也一样。维迪亚生气了。他一开始就不乐意我让人搭便车的。他深信，非洲人专门爱占外侨的便宜。
车子走了十英里路以后，那个非洲人说，他的村子就在附近。下车时，他再度恭维维迪亚讲的法文，身影随即消失在树丛间。
维迪亚还没开口说话以前，我先说：“我在非洲过了两年没车开的日子。我到哪里都跟人家招手搭便车。人家也都给我方便，让我上车。所以，我也会让他搭便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