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世界文学的浩瀚银河中，侦探小说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星。
侦探小说最早的发源地是英国与美国，后来影响到法国、比利时、德国、加拿大、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的文坛，逐渐又发展到亚洲，在日本、中国、韩国都出现了“侦探小说热”。其发行量在世界文坛上也是高居其他小说之首。
在中国，侦探小说所拥有的读者群是仅次于武侠小说的，这无疑是因为这两种小说精彩的情节与巧妙的构思，以及悬念迭起和神秘色彩吸引着读者。在我看来，侦探小说不仅是罪犯与侦探的斗智，也是作者与广大读者的斗智。侦探小说的启智性，还表现在一些科学破案的陈述上，通过把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知识融入作品，人们在阅读时既获得了各方面的知识，又自觉锻炼了读者的思维能力。这是只有侦探小说才具备的特点，也是武侠小说所无法比肩的，更是《棒槌学堂》系列精校E书制作的初始动力所在。
在此，特别感谢52EBOOK论坛提供的交流平台，更感谢听风轩、GWJYC及各位书友对这套丛书的制作所提供的无私的帮助！真诚的表示感谢！！而对于本丛书，虽然自称是精校E书，却仍然会存在许多缺点及疏漏，这完全是制作者知识水平所致，也望朋友们海涵！！
作品及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安伯托·埃柯
一九三二年生于意大利。目前任教于波洛尼亚大学，住在米兰。埃柯身兼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等多种身份，更是全球最知名的记号语言学权威。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广泛，从圣多玛斯·阿奎纳到詹姆斯·乔伊思乃至于超人，知识极为渊博。个人藏书超过三万册，已发表过十余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读者的角色——记号语言学的探讨》一书。
《玫瑰的名字》是他的第一本小说，自一九八0年出版后，迅速赢得各界一致的好评，荣获意大利两个最高文学奖和法国的文学奖，席卷欧美各地的畅销排行榜，迄今销售已超过一千六百万册，并被翻译成三十五种文字，在美、加、英、法、德均被誉为“最佳小说”，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交口称赞。达到了文学的高质量和畅销的完美统一。尽管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却迟至八年后才再度出版第二本小说——《傅科摆》，正如各方预料，又再度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大轰动，成为最热门的阅读话题。
埃柯的第三本小说《昨日之岛》，自一九九四年出版后，亦已畅销逾三百万册。埃柯另著有《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智慧女神的火药》、《康德与鸭兽》等杂文集。
二00一年，埃柯又有新长篇小说问世。
【内容简介】
本书是“当代世界大师经典”之一。书名是中世纪用来表明含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故事亦以一所中世纪修道院为背景。原本就已被异端的怀疑和僧侣的个人私欲弄得乌烟瘴气的寺院，却又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死亡事件。一个博学多闻的圣方济格教士负责调查真相，却被卷入恐怖的犯罪中……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侦探——哲理——历史小说。除了扑朔迷离、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外，书中充满了各种学问，涉及神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还涉及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等不同的思想。展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叙述才能。全书能深深扣住读者的心，所以自出版以来在欧美文坛引起空前的震撼，是既叫好又叫座的经典小说巨作！
导读——寻回读小说的真正乐趣
张大春
导因于一宗中世纪修道院谋杀案，这位比福尔摩斯早出生数百年、却晚创造出来的侦探英雄，掀起了欧美文学排行榜的持续热潮。
《玫瑰的名字》没有《好莱坞妻妾》那样的美女、金钱和丑闻，而能置身于畅销书之列，是一个意外，却也实至而名归。
为了追求“被禁制的知识”而遭杀身之祸的僧侣，并不是第一个面对“真理/信仰”难以两全僵局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负责调查发生在神秘修道院之诡异谋杀案的圣方济格修士威廉就曾经这么说：“也许深爱人类的人所负有之任务，就是让人们嘲笑真理，使真理可笑；因为惟一的真理在于使我们自己由追求真理的狂热中解脱。”
这种怀疑的老调并非安伯托·埃柯（Umberto Eco）设置在《玫瑰的名字》里惟一的“主题”。因为这位记号语言学大师的叙述策略使本书的意旨形成了一部远比书中隐藏“禁制知识”的迷宫图书馆更为复杂的网络，它们相互辩证、颠覆、缠祟。于是当威廉为我们“侦破”了一连串的谋杀案之后（“一连串”显然不免是由于威廉的介入），世故的读者也会因“元凶”的哲学信念而轻微感动或强烈震撼。然而，富于深邃智慧的论述课题，并不会让比较天真的读者感觉索然乏味或枯燥晦涩—即使读者对中世纪欧洲政教纷争、神学议论或文化仪式全无了解之诚意，他仍然可以从《玫瑰的名字》中获取许多“追随福尔摩斯推探线索”的侦伺奇趣。另一方面，沉浸于写实规范的批评家或读者在赞叹作者细腻、准确、翔实的描述和考证功夫时也必须留心：安伯托·埃柯愈是逞弄其写实性修辞，往往就是他对“真实”最加疑虑和嘲消的表现（如：对图书馆设计装满以及圣物陈列之描绘）。
于是，我们才可以根本怀疑作者在序言里对于“梅可的埃森修士手稿”的发现和传抄、移译过程完全出于虚构，从而认识到《玫瑰的名字》非但不是一部古老轶事的考订材料，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故事”、“一本小说”，它只是利用读者对“推理情节”、“历史常识”、“英雄传奇”、“宗教启示”等文本的种种成见所架设出来的相互质疑的符号。我们运用这些成见来阅读，之后便摧毁了这些成见。
一个阅读本书的理想方式是：随便翻到任何一页，读下去，直到困倦为止。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前戏之后，如果它还不能引起你对侦探、历史、哲理或高度嘲讽艺术的任何兴趣的话，就请你去看电视节目《百战百胜》吧——那是一个最适合无脑力人士产生自我优越感的电视节目。
——录自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
作者序
1968年8月6日，我收到了一本书，作者是亚贝·华莱，书名是《梅勒克的阿德索修士手稿》，法文本由丁·马毕隆修士译成（1842年，巴黎泉源修道院印行出版）。这本书所附的史料极少，但声明忠实地复写了一份十四世纪的手稿，而这份手稿是十八世纪一位对圣本尼迪克特教团有相当研究的大学者在梅勒克修道院发现的。这个学术上的发现（我指的是我的发现以年代序来算已是第三个），使我备觉欣喜。当时我正在布拉格等待一个亲密的好友。六天后，苏军侵入那个可悲的都市，我冒着危险设法逃抵奥地利北部林兹的边境，由那里转往维也纳，和我所爱的人会晤，再一起乘船溯多瑙河而上。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着迷地阅读阿德索的故事，同时在极度的沉醉中，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翻译稿，用掉了好几本以鹅毛笔书写极为流利的吉伯特大笔记本。我还在翻译之时，我们行抵梅勒克附近，在河湾的山丘上，那座几世纪以来经过不少次修复的修道院依然巍巍耸立。读者们必然也猜到了，我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并没有找到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任何记载。
在我们到达萨尔斯堡之前，有一晚我们停歇在蒙德西河河岸的一家小旅馆里，我的旅游情谊猝然中断，和我一起旅行的人愤然离去，把亚贝·华莱的那本著作也带走了……并非由于泄愤，而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中止得那么突然，又那么纠扯不清。于是我只剩下几本我所写的笔记手稿，以及心中无比的空虚。
几个月后在巴黎，我决定要追根究底。除了自那本法文译本推得的几项资料外，我还有有关手稿出处的参考书目，格外的详细、精确。
在圣吉尼维图书馆，我很快便找到了一本《维特拉轶事》。
但令我惊讶的是，我所找到的那个版本，和参考资料上的记载有两点显著的差异：第一，出版商的名称不同；第二，年代也晚了两年。不用说，在这本书中，并不包含梅勒克的阿德索的手稿。
反之，正如所有感兴趣的人猜想得到的，这不过是一本短篇及中篇故事集，其中有数百页是华莱誊写的。我向著名的中世纪研究家——例如艾丁·吉森——请教，但显然我在圣吉尼维图书馆看到的那本《维特拉轶事》，是独一无二的一本。我又到帕西附近的泉源修道院去走了一趟，和阿尼·莱尼特修士谈过话后，确定了修道院并未印行一位亚贝·华莱的任何著作（甚至于根本没有出版过书籍）。法国学者对于参考书目向来不太重视，资料常常不确实，可是这件事例未免太不合理了。我开始怀疑我所看到的是一本伪造的撰述。我是拿不回那本书了（或者该说，我不敢去找把书拿走的人要回来），剩下的就只有那些手稿，但是对那些稿子我也存疑了。
有些神奇的时刻，当肉体极度疲惫，运动神经异常兴奋之时，会使人们产生属于过去的幻象。后来我从亚贝·华莱的小书中获悉，这些幻象也包括尚未写出的书。
若非后来这件事有了新的进展，至今我仍会对梅勒克的阿德索的故事究竟是谁所创作的感到怀疑；但1970年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里安特街上，离著名的“探戈天井”不远处一家小旧书店里，我在书架之间随意浏览时，无意间翻到了卡斯提尔版本米洛·汤斯华所写的一本作品：《观镜下棋》。那是乔治五世时期（1934）的意大利原文版，现在已经绝版了；在这本书中，我至为意外地读到了阿德索手稿引句，虽然出处既非华莱所写的，也不是引自《维特拉轶事》，而是一位耶丹瑟·柯奇神父的著作（但书名为何却不得而知）。后来有一位学者——姑隐其名——向我保证，据他记忆所及，这个伟大的耶稣会信徒从未提起梅勒克的阿德索其人。但汤斯华的书就摆在我的眼前，而他所引述的插曲和华莱手稿中的完全一样（对迷宫的描写尤其丝毫不差）。
我的结论是，阿德索所叙述的事件，就是他的回忆录：被许多神秘的阴影所遮蔽，以作者的身分为始，以修道院的所在地为终——对于这点，阿德索固执而谨慎地坚不透露。根据臆测，我们可以界定位于庞巴萨和康格士之间一个模糊的区域，很可能这个修道院是在皮得蒙、利朱立安和法国之间亚平宁山的中央山脊处。至于书中描写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1327年11月；另一方面，作者撰文的日期却又不得而知。由于作者自述1327年时他还是一个见习僧，又说他写回忆录之时已濒风烛残年，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那份手稿是在十四世纪最后十年二十年之间写就的。
我再三思索，觉得理应将我译出的那份意大利文手稿付梓。
原作是一位德国修士在十四世纪末期以拉丁文写成，十七世纪时以拉丁文印行出版，而我所根据的是一本来历不明的法文译本。
最重要的是，我该采用什么文体呢？我绝不能用当时的意大利文体：不仅因为阿德索是用拉丁文写的，而且根据整个内文看来，他的文化（或者是显然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修道院文化）可溯至更久远的时期；中世纪末期的拉丁传统是几世纪的学问与琢磨文体警句的总和。阿德索是个修道士，他的思想和笔法都没有受到当时文艺复兴方言革命的影响，仍然拘泥于他所述及的那间图书馆中的藏书，念的是初期基督教教父刻版的经典；由这种语文及深博的引句看来，他的故事和十二三世纪的作品并无二致（除了十四世纪的参考资料和事件，阿德索无比困惑地记录下道听途说的事）。
另一方面，华莱将阿德索的拉丁原文译成他自己的新哥德式法文时，必然有自由发挥之处，而且并不只限于文体。举例而言，书中人物有时谈到药草的性质，清楚地提及艾伯特·麦努的草药书；而这本书在多少世纪以来，曾经过无数次的修正。阿德索无疑熟读过这本书，但他从书中引用的几段文字，不管是帕拉塞尔士处方或是自艾伯特草药书都德时期版本显然的篡改，几乎是原封不动的依样画葫芦。不过，后来我发现在华莱抄写阿德索手稿之时，巴黎正流传着十八世纪版本的《大公》和《小爱柏德》，这两本书中谬误百出。不管怎么说，我又怎能确信阿德索所知道的典籍，或被他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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