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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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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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下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子党”  
  “公交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末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瞻、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共“兴无(产阶级)减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吧!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交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聿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子党”(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赓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  
  ——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清末除这个太子党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鼎、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子党之父就更不必提了。  
  ——这一情况与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发展,颇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  
  ——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末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鲁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予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彛盒呛R椤扒垦Щ帷闭鲁蹋錾虾?讨闾我月垩Р缓媳趁恕5缰鑫鸢欤蛞浴盎嵴麓笮校荒苤兄埂备妗D丝崃尬萦谡旁芭浴T督煊Γ磺胁焕矗ΥΤ钢猓次扪畛缫痢坝贰敝溃啾厣⒁印#ㄍ希┰谡舛渭鞘隼铮涤形衔垦Щ嶂О苁怯捎谡胖吹摹氨趁恕薄5歉菟姆蜃幼缘溃置魇撬约壕苋擞谇Ю镏狻D氖钦胖吹谋趁四兀俊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菁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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