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天水一色的北海来说，白塔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为之补充了无穷的活力。它更像是彼岸的灯塔，不仅使人间苦度的众生感受到希望，而且锦上添花般地为风景照明，使美变得更美。“文革”期间，宣扬破旧立新，许多宗教建筑都受到了致命的冲击，譬如法源寺、卧佛寺等，却没有哪位红卫兵小将想过把永安寺的白塔连根拔掉——那无异于拔掉了老北京的门牙。野蛮可以摧毁美，但最终仍将为美所驯服。在北海一波三折的水面上，白塔至今仍是最牢固、最有分量的镇纸。
即使是疯狂了的红卫兵小将，恐怕也是在北海白塔的注视下长大的。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谁不曾在北海公园里划过船呢？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一首众口相传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有一句是“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里面出现的“白塔”即北海白塔也。据作曲家刘炽回忆，当时他领着一大群少先队员在北海划船，头脑中忽然有段旋律不请自来，于是赶紧弃舟上岸，趴在琼华岛的一块假山石上将之记录下来。是北海给了他灵感，是白塔照亮了他！
因为漂浮在一首永远的儿歌里，白塔很旧，又很新。它无形中担任了许多人童年记忆的证人，它本身也因之而保持着淳朴与童真。白塔作证，歌声作证：我们都曾经有过一颗玉璞般未曾雕琢的纯洁的心。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双桨，也失去了天真？
其实白塔并不只是北海的这一座，在阜成门内还有一座更为古老的——建于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的妙应寺白塔，高50。9米，系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远在辽代，这里属辽南京北郊的永安寺，寿昌二年（1096年）就曾建有一座释迦佛舍利塔，后被毁。元世祖忽必烈将此地圈入新建的大都城内，并敕令在辽塔遗址上重新营造一座用以“坐镇都邑”的大型藏式佛舍利塔。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命以塔为核心，修筑作为皇室在京师佛事活动中心的大圣寿万安寺。忽必烈讲究“以佛治心”，颇受其青睐的大白塔自然集皇权和神权之象征于一身，不仅佛光普照，而且皇气逼人。况且它在体型上也算元大都城内罕见的巨人，不可一世，标志着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帝国的尊严。这座喇嘛塔是因通体洁白而被称为白塔的，而寺也一直被民间俗称为白塔寺。虽然明朝时把它改名妙应寺，但即使在今天，老百姓仍习惯以白塔寺相称，连公交车的站牌上也以此为地名。
妙应寺白塔
假如说北海白塔是北京的小胖子，妙应寺白塔则绝对是大胖子：塔基面积1 422平方米，底部有高9米、共3层的方形折角须弥座（由佛祖莲花宝座衍化而来），上承覆钵形塔身，塔身以上是重叠的13层相轮和垂有流苏的华盖，华盖以上还有高约5米、重达4吨的鎏金宝塔形的塔刹（俗称金顶），真称得上是雍容华贵、倾国倾城。可惜如今它被一大群灰暗的民居所包围，被大商场和巨幅广告牌所包围，已无当年鹤立鸡群的气势。站在车水马龙的阜成门内大街，即使仰酸了脖子，也看不见那曾经脱颖而出的白塔金顶。是北京城长高了，还是白塔变矮了？
林语堂把北海白塔与妙应寺白塔合称为“绝妙的一对”。他谈论妙应寺白塔尤其有趣，偏偏认定它状如意大利红勤地酒瓶——这是北京城里一瓶古老的洋酒？他还感叹：“康熙和乾隆皇帝时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但如今的白塔已陈旧破败不堪，宽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庙会的场所，成了废铜烂铁、水果蔬菜的交易市场。”民国期间，白塔寺的庙会确实很有名：小商小贩们在庄严的白塔底下念着生意经，只是解放后就取缔了。不知道白塔究竟是喜欢热闹呢，还是喜欢清静？
位于黄寺西侧的清净化城塔院，同样以白塔金顶的美景著称。据说从北三环中路中间往南看，就可以看到那座汉白玉石塔鎏金的塔刹和闪耀的垂带，它是班禅六世的衣冠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来北京给皇帝祝寿的班禅染病圆寂于黄寺，皇帝很悲痛，遂下令建造清净化城塔院以示纪念，塔下安葬着班禅六世的经咒衣履。
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创建于乾隆初年，则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塔身洁白，覆钵上镶嵌着黄色琉璃环带，再加上蓝天白云掩映的金色塔刹，简直完美无缺，被称为“融合了汉、藏和印度诸风格于一体的巧妙建筑”。它和玉泉山南峰的玉峰塔遥相呼应，如同云河间的双子星座，系颐和园西部名景。
第一部分B：白云观 Baiyunguan
对道教有兴趣的人，恐怕都知道北京的白云观。此乃北京最大的道观，被誉为“道教全真第一丛林”。早在唐开元年间已成规模，名为天长观；金时改称太极宫；元时又叫长春宫，因为掌门的道士即大名鼎鼎的长春真人邱处机。
邱处机曾先后拒绝了金朝皇帝和南宋皇帝的召见，却对成吉思汗遣使相邀欣然允诺。不远万里直奔蒙古草原。据说他在使者尚未登堂入室之前就有预感了，吩咐弟子：“赶快替我整理行装，皇帝派人来召见我了，我要去了。”对于这一幕，后世学者褒贬不一。可当我们看了邱真人的弟子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后，便可以洞见这位修行一生的老人为什么会历尽千山万水去见成吉思汗了。他西行的主题是“一言止杀”。他根据“清心寡欲方能长生不老”的道家思想，向大动干戈的成吉思汗进谏：治国当以敬天爱民为本，要想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就不可嗜好杀戮。不知草原上的霸主是否因此而放下了屠刀，但他当时确实做出听进耳朵里的样子，命令史官逐一记录，后来又封其为大宗师，赐号“神仙”，让他居于燕京长春宫，执掌天下道教。从此邱处机便很少离开长春宫，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宫内，长春宫因此改名为白云观，有怀念的意思。应该说，白云观是因为这位姓邱的真人而出名的。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白云观
白云观的春节庙会连开数天，以正月十九最为热闹，因为这是老掌门邱处机的生日，故称“燕九节”。清代的一首《竹枝词》描绘道：“京师盛曰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可以看出其中还包括一些体育竞技项目。听老人说，扭秧歌、踩高跷等民间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年的大漠孤烟、铁马冰河乃至金玉良言皆已成往事，而这幢层楼曲廊的建筑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凭吊。出西便门（而今已无城门，却有一平地而起的立交桥代替）约一里路，便可望见白云观的袅袅香烟。香烟，毕竟比硝烟要安逸，而且比炊烟更超脱。因此这一里路最好步行，乘公共汽车或打车都多多少少会破坏古老的意境和浪漫的游兴。与白云为伍，诚不易也。
第一部分B：报国寺 Baoguosi
报国寺牌楼
报国寺位于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为千年古刹，占地17 000平方米。此寺规模宏大，为南城最大庙宇。寺内三大殿保存较好，仍可见当年的气势。寺内树木多为松柏、银杏。
报国寺始建于辽，明初塌毁；成化二年（1466年）重修，改名慈仁寺，俗称报国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修，改名大报国慈仁寺；光绪年间又改建为昭忠祠，成为朝廷供奉先辈将士和英烈忠臣的祠堂。思想家顾炎武在京时，曾住寺院西院。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改建西院为顾亭林祠。因此，报国寺在很多人看来，说是顾炎武的故居要更为亲近些。
报国寺有七进院落，七层殿堂，堂后为36级高的毗卢阁，当年登上毗卢阁，可遍览京城风景。阁下有高尺余的瓷观音像，宝冠绿帔，手捧一梵字轮，系神宗时景德镇瓷窑所贡献，为旧京八宝之一，谓之窑变观音。梁间曾悬《胜果妙因图》一轴，寺内还有嘉庆六年（1801年）《五彩天尊仙女》一轴。现寺中仍保存成化二年（1466年）御制碑，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
20世纪90年代初，报国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如今全寺已修整一新。现寺内开办有报国寺文化市场，并辟作北京古文化市场，经营工艺品、收藏品、文化用品和图书，成为旅游观光、民间收藏交流的活动中心。因此，到报国寺除游览古迹外，还可购买与交流各种古旧书籍、钱币邮票、古玩首饰等。
在这一点上，报国寺和潘家园旧货市场很有得一比。有人认为潘家园旧货品种全，有人认为报国寺的旧货才正宗。其实旧货齐全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在逛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心爱之物。因此，奉劝各位收藏迷，还是都转转看看为妙。
第一部分B：北大红楼 Beida Honglou
红楼不是梦
中国美术馆往西不远，故宫东北角，在五四大街上一个叫沙滩的地方，有一处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建筑，那是一座看似普通的红砖小楼，却有着极不平凡的历史。它就是北大红楼，现为文物出版社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红楼真的算不上什么，和动辄几十层的CBD建筑群相比，区区四层只能算是个小字辈儿。然而八十多年前，这个拥有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西洋式建筑，可堪称北京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了。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所以从建成起至今一直被叫做红楼。这种主体的颜色与中国革命的颜色是一致的，而它，也确实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批批仁人志士便是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于火红的革命征途。岁月流逝，这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红色建筑也饱经了沧桑。由于受风雨侵蚀，建筑的不少处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用青砖修葺过的痕迹，但她仍屹然挺立着，红色的主调没有改变，红楼的名称仍然时常被响亮地叫起。
红楼所在的街道叫五四大街，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条有着许多光荣的大街，而用一个历史事件来命名一条街，这在北京众多的道路名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红楼后面是华北学联于1947年命名的民主广场。
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她既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也见证了诸多文化名流的流金岁月。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样一来，北京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她对历史的影响绝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红楼一层东南角这间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号是119。搬入红楼后不久，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在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完整的介绍。
在红楼这间普通的办公室里，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北大红楼由此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里还曾经来过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间民房里（因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过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