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创造出来的政治构架和人生准则——譬如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等，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大模大样地走上龙椅，铺设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于是，这个民族和社会，常常需要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就这样，皇太极以筑城义州为开端，开始实施对锦州的持久围困。他先后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铎率兵围困锦州，随后，又加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轮番围城，以期达到长围久困万无一失之目的。
这种围城和攻坚对于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时，大明方面的锦州主将是素有名将之称的祖大寿，在他的指挥下，锦州城防守严密，粮饷充足，致使清军打得十分艰苦。甚至一度被包围的明军尚未动摇，围城的清军反而粮草不继，逼得清军前敌主帅多尔衮为防备城中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无法收拾，不得不下令全军后退三十里，以便兵就食、马有草，并命令军中将领带部下分批回沈阳休整。这就在事实上解除了对锦州的包围。皇太极知道后，极为震怒，下令严厉处置。多尔衮根据大清家法，自请死罪。最后，皇太极下令削去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处分。随后，皇太极的命令被迅速执行，锦州城外被清军加筑了一道围城，与杏山、松山、宁远的联系被阻隔掐断，锦州成了孤城，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之中。
崇祯皇帝接到祖大寿的求援报告后，命令洪承畴前去救援，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提出，若没有十五万兵马，没有足够一年的粮饷，则根本不能谈战守之事。崇祯皇帝同意洪承畴的见解，责成有关部门按照洪承畴的要求，为他调集军马钱粮。
公元1641年，即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三月，洪承畴率领从全国各战区调来的八员大将、十三万人马出山海关，赴宁远，并以此地为前进基地，向松山、杏山推进，志在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宁远——塔山——高桥——松山——杏山——锦州，一步步向前推进，最后与锦州连成一气，内外呼应，一举击败清军。当此时，祖大寿派遣军士从锦州城中逸出，来到洪承畴军中，传话过来，请洪承畴千万不可浪战，就是不要轻易交战，务必要以战车为营，徐徐逼近是为上策。不仅两位前敌统帅不谋而合，北京城里的皇帝和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首长们也都赞同。十三万大军，充足的粮草器械，上下一心，此种战法应该是最为可取的制胜之道。
这种战法给清军造成的困扰十分明显。其前敌主帅济尔哈朗力图以野战打破明军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次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均告失利。甚至驻扎在山顶上的三军营地和指挥部一度都被明军夺占。削夺了亲王爵位的多尔衮，此时也在军中戴罪立功，他率军冲击明军营阵，也不利而退。在多尔衮向皇太极的报告和后来大清帝国官方史籍中，对这些失败予以掩饰，轻描淡写地说是：“累经攻战，微有损伤。”但在朝鲜使臣写给国内的报告中，却透露出了一些真实的信息，曰：“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十月庚戌。）另外一则史料记载，在盛京沈阳的皇太极听到前方传回来的战报后，“忧愤呕血”，表明前线清军遭遇的打击相当严重，甚至可能几近崩溃。后来，读我国史籍时，之所以对这场大会战总是有一种云遮雾罩的感觉，除了史学工作者们的缘故之外，也与明军松山前线最高统帅洪承畴、锦州驻防最高统帅祖大寿后来投入满清阵营有关，对于自己当时的赫赫武威与武功，他们没有可能予以表彰，恐怕要避之唯恐不及才对。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6）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带病率军驰援。史书记载说，皇太极从沈阳出发，昼夜兼程，六日夜奔驰近六百里，来到前线。本来，原定三天前出发，因为严重的鼻衄，只好宕后三日。到十四日，他实在按捺不住，下令启程。弟弟阿济格等人愿意率兵先行，劝他治好病再说。皇太极说：“要是有翅膀，我恨不得马上飞去。”遂率军纵马出征。史书记载说，一路上，皇太极持续流着鼻血，以至于要手里拿一只碗接着才行。据说，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多方才略有好转。
皇太极与洪承畴短兵相接了。
在此前后，明明占据着有利形势的大明军内部，却偏偏自己乱了阵脚。原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最高军事首长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和皇帝本人，越来越不喜欢洪承畴的战法，他们希望洪承畴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打他个松锦大捷出来。
他们派到洪承畴军中一位督察代表，直接对兵部尚书负责。这位国防部长代表名叫张若麒，他的职位是五品的兵部职方司郎中。此次，派到前敌的名义是“赞画”，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目理解成是“参谋长”或者“总策划”。谁知，这位并不知兵的“参谋长”，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热情特别高涨，可能是因为身后站着国防部长的缘故，他“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就是说，参谋长不太拿司令官当回事儿，到处指手画脚，使司令官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其二是他对这场战争持特别乐观的态度，并喜欢程度颇大地夸大有利的情势。
他可能太想尽快建功立业了，于是，大军每前进一步，这张若麒都要日夜向北京报喜告捷，并满怀信心地保证，只要再打一次胜仗，则锦州之围即可立解。他还告诉北京的大员们，如今，前线的敌人方面，粮饷不继十分困难，他们的骑兵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步兵只能吃上一顿。因此，一再要求国防部长和皇帝密令洪承畴尽快出战，打一场风卷残云般的大战硬仗。没有人知道这个报告内容的真实程度。但是，只要阅读报告的人相信就足够了。
于是，同样渴望辉煌政绩的国防部长，写信给洪承畴，说：阁下受命出兵快一年了，饷银花了不少，而锦州之围至今未解，不知道阁下准备怎样面对圣上寄予的厚望和满朝文武的期待。主忧臣死，清平之夜扪心自问，想必阁下心中也会觉得不安吧？
皇帝显然觉得自己的国防部长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改变了对步步为营战术的赞同，密令洪承畴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进兵。洪承畴没有办法了，他没有能够坚持住，他不敢冒违旨抗上的大风险，他只能奉命而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陈新甲。）大明帝国决策层缺少统揽全局之头脑、眼光，缺少持之以恒的政略、战略原则，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任何奸臣的奸计和内外敌人的打击。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可以成立，正是因为决策层素质的缺失，方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当年，辽东战事初起时，指挥萨尔浒大战的大明前敌统帅，就是由于皇帝限期破敌的严厉指令，从而无法顾及天气、地形等诸多因素，匆匆拟定战法，匆匆出兵而导致全军覆灭；皇太极第一次兵临北京时，素有名将之称的蒙古族大将满桂，身受重伤，也是在皇帝一再催逼下，洒泪出战而战死沙场；蹲了三年大牢的孙传庭，出狱后，兵马没有训练好、粮草器械没有准备足，便在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下匆匆上阵，结果，稀里糊涂地死在了被他多次打败过的李自成手下。如今，轮到洪承畴在这同一块石头上绊跤了。
在清军方面，情形却变得全然不同。此次，皇太极带领前来赴援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三千人。十九日，皇太极到达前线后，登山观察情势，见明军布阵严整，曾经感叹着对部下们说：“人言洪承畴善于用兵，真是如此。难怪大家怕他。”随后，皇太极发现明军众多部队集中在前部，后面的预备队则稀疏简陋。于是，皇太极大胆分兵，一路大军于松山与杏山之间，由山至海，将大路拦腰截断，致使两地之间的饷道和信息完全被阻断；另派一路部队袭击明军驻在塔山的护粮部队，致使明军的粮草基地落入清军之手。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7）
这两个布置干净利索，双方形势立即发生了逆转，明军既失去粮道，又于战守之间首鼠两端，只能收束部队，背靠松山城列阵。
皇太极断定洪承畴大军从宁远出发到松山，携带的粮草决不会超过五、六日以上，届时，势必要向西运动，以图返回宁远就粮。于是，皇太极埋伏重兵于松山与宁远之间的各个要隘，邀截明军后路，同时，增兵防守刚刚夺到的粮草基地。皇太极自己则率大军列阵以待。
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明军果然向宁远突围。当时，各军轮番殿后，严阵迭退，秩序井然。谁知，数日战守失措，使部队心慌意乱，一路大军统帅率先夺路狂奔，导致全军大乱，争先奔逃。皇太极伏兵四起，到处截杀，明军全线崩溃。吴三桂等大将仅以身免，逃进了宁远。洪承畴等不到一万人被拦截在松山城中，明军阵亡五万三千余人，遗弃之枪炮火器数以万计，四位大将下落不明。而清军自称全部伤亡只有十人。
至此，锦州城中的粮草即将告罄，解围突围均已无望。大军统帅洪承畴则困守松山，陷入清军重围。宁远诸军失去统帅，充斥了一城的残兵败将，完全丧失斗志。而皇太极则在到达前线之后，仅仅三天，便将战局彻底扭转过来。由此，达到了皇太极军事指挥生涯的辉煌顶端。
随后，皇太极挥军将锦州、松山团团围住，并掘壕堑、筑高墙以困之。大明辽东诸军，危在旦夕矣。
一个月后，九月十三日，皇太极秘密离开了松锦前线，经过又是六个日夜的昼夜兼程，急急返回了盛京沈阳。据说，从沈阳传来消息，庄妃即后来孝庄皇太后的姐姐、皇太极最宠爱的宸妃病重，如今已是弥留之际。这位宸妃名叫海兰珠，在皇太极著名的崇德五宫中，居于第二位的东宫关雎宫，于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她的亲姑姑、位居清宁宫的中宫皇后哲哲。她可能是皇太极一生中真正倾心眷爱的一位女子。这位多情天子扭转了战局之后，便扔下全军，悄悄赶回沈阳探病去了。
从松锦前线到沈阳的路程，大约为六百华里，皇太极在第六天清晨赶到沈阳。进城前得到消息：宸妃已经病逝。据说，为了赶路，皇太极昼夜兼程，六百里跑死了六匹马。
在这一个月里，他指挥部下将洪承畴统帅的十三万明军大部击溃，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这应是皇太极敢于放心离去的重要原因。
由此，被围困得密不透风的松、锦二城稍许透上了一口气，遂靠从天津海运粮饷至松山以济久困之师。而偌大的大明帝国风雨飘摇，已经再也没有力量派兵救援了。
第二年，公元1642年即大明崇祯十五年、大清崇德七年二月，洪承畴部下一个叫夏成德的副将投降清军，约为内应。松山城由此陷落，洪承畴等被俘。随后，皇太极命令将洪承畴械送沈阳，同时下令把几乎所有被俘官员、将领、士兵共计三千余人全部杀死。据说，在今天的松山，还有一个地名，叫“马失前蹄处”，就是洪承畴突围时，在此处被绊倒，并继而被俘之处。
就这样，洪承畴的悲喜剧，还没有达到高潮就进入尾声了。原因是，由于大清朝官方史学工作者和汉族士大夫结合后，生下了一个怪怪的史籍怪胎，令洪承畴到沈阳后的遭遇变得高度扑朔迷离，读起来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功效，让喜欢较真的读者，会时常一头雾水地怀疑古人或者怀疑自己的智商。于是，我们只能拼凑各种史籍上的记载，尽可能地去还原当时的情形。
据说，还在松山城中时，就曾经有人劝说洪承畴投降，被承畴坚决拒绝。叛徒献城而被俘后，清兵将他带到主帅面前，强迫他下跪，他轻蔑地说道：“我乃天朝大臣，岂能在小邦王子面前下跪！”在我国历史上，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一般说来，战败者若敢于在胜利者面前说出这种轻蔑的话语，很少有人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到沈阳后，洪承畴被关押在三官庙里。他决心一死，每天披头散发，赤着脚，骂不绝口，并绝食，不进水米。皇太极和历史上那些禀赋极厚从而开创出大格局的如李世民、赵匡胤一样，器量、胸怀极大，一心想要收服洪承畴为自己所用。于是，把沈阳城中所有能动员的人包括那些洪承畴昔日的同事们全部动员起来，让这些大明朝过去的臣子们来现身说法。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承畴的冷落、轻蔑或痛骂，闹得臊眉耷眼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