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上看到的，伤员动手术取子弹甚至截肢时，人们给他喝口酒，让他咬一块橡皮，他就死死咬住，咬得脸都扭歪了。
可怜的死者，正如他一个远房表亲所说的，看上去“死意已决”。
在所有成功的自杀行为中，“死意已决”是最突出的特点，这也是我唯一佩服的一点。如此决绝地、毫无逆转余地地伤害自己，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坚定与否，是区分真正的自杀者和一时起意的寻死者的标志。因为生活小事，因为完成不了作业，因为身体检查发现了毛病，因为失恋，因为怀孕而一时想不开的人，和一门心思赴死的人，是不同的。其中的区别微妙却不容小觑。后者是极少数，前者则司空见惯。
至于凶杀也是如此。说真的，假如我会发疯，我的疯狂是攻击型而非抑郁型的，我更倾向的是毁灭别人，而非自我毁灭。和多数殡仪员一样，我心里藏着奇怪的念头，觉得有一天，地球上就剩下我一个，卸掉了悲惨而又有利可图的担子，不再掩埋他人，这时我升入天国，一生中第一次，所有账单全部付清。是啊，我们常常暗自希望别人都死掉：离异的配偶、牙齿保健师、政府工作人员，高峰时间一块挤车的乘客、街头少年、电话推销员、电视布道家、外家亲戚、父母、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无不一度成为我们杀人冲动的对象。但我们绝大多数都不会杀人，因为我们明白，气得想杀人和真去杀人毕竟是两码事。
虽然如此，将痛苦外泄到他人身上和内泄到自身的冲动犹如孪生姐妹，不论我们凡事归罪于自己还是别人，我们仍然处于这个痛苦不断的世界的中心。他杀和自杀是同一首悲歌两篇不同的歌词，其病理几无二致。
艾迪大叔的公司（2）
杀害自己或自己的同类，无论如何，在那一瞬间，需要坚定的决心和冷酷无情，置一切反对的声音于不顾。当然了，很多反对声音出自习俗和制度。政府立法禁止杀人和自杀，宗教经典明确宣布杀人和自杀是不道德和不可宽恕的。他们说，生命是神圣的，具体到每个人均是如此。生死予夺是上帝的权力。环保人士将此观念推及到其他濒临灭绝的物种，如鲸鱼、镖鲈、猫头鹰和榆树。这是政客和神学家的职责。但值得指出的是，存在着法律和宗教性的例外，如圣战和死刑。以上帝、正义、宽恕和自卫之名进行的他杀和自杀，虽然背离了准则，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但更响亮的却是我们自己的声音，那是我们的自我本能，心理的、生物的、灵魂的、社会的、智慧的本能。没有旌旗，不设偶像，每个生命都在与死亡抗争。每个曾经拍死过野蜂，抓过鱼，射杀过野兽，在垂死者身边陪坐过的人，都知道，生命－－在细胞层次上－－是如何激烈地反抗死亡。从我们身上发出声音：“不！不要！”
我们在殡葬学校学过，生物肌体在死亡发生时，立即开始发热，此一现象称为“死后生热”。细胞继续分裂，进行新陈代谢，交换氧气和蛋白质，一切照常进行。但由于呼吸、出汗、流泪和放屁等排泄性的活动终止，肌体过热，细胞因此停止工作：时间已到，该收工了！之后，已死的肌体慢慢冷却到室温，比活人的体温低差不多三十华氏度，所以人常常会问：为什么凉透了？
死亡有多重意义。听诊器和脑电波仪测出的，叫“肌体死亡”；以神经末端和分子的活动为基准确定的，叫“代谢死亡”；最后是亲友和邻居所共知的死亡，“社会性死亡”。
同样，出生也有多层意义，从怀孕（代谢的）到出生（肌体的），直到命名和洗礼（社会的）。生与死的多层意义的排列顺序非常重要，人们习惯的正是我前面所列的一种，它显示了我们对于新发生的生与死的接受准备和意愿，有的过程只有几个小时，有的几天，有的则长达几星期甚至几年。对出生的婴儿，在确定他能存活之前，不会为他取名和施洗。随着时代的进步，为孩子命名和施洗越来越早。同样，在确定一个人确已死亡之前，我们不会急于安葬－－古人这么做，旨在防止“活埋”。丧葬礼仪的大部分，都在“唤醒”（2）死者的努力之后进行，就是为了确定死亡的事实。
在各种文化中，在每一历史时期，葬礼的目的，均在劝导亲友正视和接受死亡的事实，意义与新生婴儿的洗礼相同，区别仅在于后者的目的是接受生命。围绕着出生和死亡的仪式，为妥当而理智地应对两件人生大事提供了一个范例。
与此同时，关于生死的仪式还满足了人类在礼仪、象征和实践上的需要，满足生者和死者的需要。在生命的此端，我们宣告：他活着呢，好大的味道，得赶紧洗洗。在生命的彼端，我们回应：他死了，好大的味道，得赶紧洗洗。自我们从茫茫宇宙、或上帝的伊甸园、或原始的泥沼中诞生以来，我们把生死的循环称为“自然之道”、“神的意志”、“伟大的轮回”、“生命的本质”：人生人死，人爱人哀，人育人灭。上帝创造了自然也好，自然创造了上帝也好，由自然或上帝决定的死另人厌恶，而同样由他们决定的生却是由衷的欣喜。尽管如此，对于生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心理。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欢乐，不可能了无忧虑；死，也不一定只有恐惧，而丝毫不带祝福和安慰。我们承受，接受，视之为合理的、仁慈的、适时的现象。可是直到如今，生固然是无限的欢乐，生命的奇迹，死却被当作不速之客，黑暗的天使，阴森的手持镰刀的凶神，暗夜里的窃贼，一句话，死就是他妈的王八蛋。
秩序一旦被打乱，就违反了自然，我们就陷入悖逆之中，我们的时序观念就彻底混乱了。如果“社会性死亡”跃居“肌体死亡”之前，一个人就有可能被“活埋”；相反的情形则是：在疗养院里，悄无声息地，因为并不致命的病因撒手而去。我们宁愿自然之手稍稍赶在我们作好心理准备之前将他们攫出尘世。大病之厄难逃，人们常常归咎于医学，归咎于其新技术的无能为力。哦，实在不必。该离开时就离开，顺应自然之道吧，尽管其结果并非完美无缺。
对于生命的另一端，当局面不由我们来控制时，我们却不那么愿意听任自然或上帝的安排。科学技术使人得以计划和控制生育，可以避孕、堕胎，选择婴儿的性别和头发的颜色，对此，人们坦然接受，从无疑问。没有经过这一切安排的出生，在过去，本是不言而喻的唯一途径，如今被看作是意外，是伤害，是惊讶。听说谁谁不期而孕，大家咂舌不已：老天！人们总是祈求更多更多的“选择”，就是不肯听天由命。
如此说来，人们责难自杀的理由，违背自然，违背上帝的意志，用在出生这一头，同样可以理解，可以接受。所谓“控制”和“选择”，意思无非是，我们和上帝耍着玩，我们捉弄一下自然。
我们痛恨杀戮，即使是那些为宗教和法律所不容的杀戮，是因为杀戮同样扰乱了自然的秩序。在反战、反死刑、反堕胎和安乐死的队伍中，打出的标语上写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容否定”。但支持政府发动战争和执行死刑的人，却经常反对“选择”和“有尊严的死”的权利，一如那些支持堕胎和自杀者反对越战和海湾战争，反对用毒针处死连环杀手。
更微妙、更令人困扰的事实是，战争的动因常常出于贪婪和荣誉，而非人道主义的目的，堕胎也往往为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原因所左右，安乐死的背后，有时候则掩盖着种族灭绝、虐待、漠视和残杀的事实。我们所谓的“选择”，好的时候不多。
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和新世纪的上半叶的巨大分野，正是基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思索，基于生死之间的相互转换。技术进步的同时，人类丧失了对伦理问题的兴趣，而伦理道德本该永远与时俱进。由于科技的进步，我们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然而技术教会我们“怎样做”，却不能告诉我们“意义如何”。不仅如此，我们也不再相信我们的本能。如果觉得事情错了，我们感到难堪，不会像做对了事时那样直接说出来。在多元化的旗号之下，每种观念都一样有价值，再荒唐的诉求也要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举行听证会，而且要耗同样多的时间。客观现实附庸于具体的人和情境。没有客观现实，只有“你的”现实，“我的”现实，“他们”眼里的真相，我们没法弄清到底什么是现实和真相。我们按照合法不合法，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机能和机能失调，按照它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自尊，如何顺应我们的感觉，如何应对下一次选举，以及市场如何反应等规范，把我们的个人问题分门别类。既然一切事务都能依此办理，相对有益于所有关注的问题，那些人生之大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关于生死的大事，谁活着，谁已永别人世，那么，需要的就是我们最珍贵的本能，最敏锐的直觉，最明晰的智慧，以及真诚，这种真诚源自我们的参与感，作为整个人类一份子，而不是作为某个团体，某种性别，某种宗教，特殊利益集团和种族的一员的参与感。
艾迪大叔的公司（3）
到此，对话似已奇怪地沉默了。是不是意外我们太忙碌，或根本不在意？我们宁愿把这些问题都留给专家？
我们这代人，人口统计学上所谓的婴儿潮一代，应当谨记，存在着这样无奈的讽刺性的可能：计划和操纵生育的第一代，他们的死将操于侥幸逃脱了节育之罗网的子女们之手。我们的终老依赖子女们的选择，正如当初他们的出生依赖于我们的选择，根据同样不外乎简便、有利、有效，五年计划、作用、出色表现、良好时机、充裕的财力和精力。我们总是这么告诉他们：少就是多！也许我们不该糊弄大自然，我们只应当顺势而为。
“你觉得棒球帽和风衣怎么样？”
艾迪叔叔在考虑选什么样的制服。
“深色，就是深绿色，现在正流行呢。再在金字塔形图案里绣上三个很有品味的金色S。你看，又古典，又不过时，非常专业。你觉得怎样？”
我提醒他注意开销，一开始最好规模小点。先揽点活，赚点钱，然后再考虑制服什么的。我说，“先学走后学跑嘛。”
一连串的“难活”让艾迪尝够了苦头。其中一例，发生在镇南公寓楼里的凶杀加自杀案，厨房里的家伙和大口径滑膛枪全用上了，对于三S公司，报酬固然不错，“实习”的艰苦同样可观。艾迪已为员工买了手套、面罩、呼吸罩和一次性的靴子，又买下一辆面包车，当然也是墨绿色的，配备了木桶、拖把和清洗剂。他还购买了臭氧机，用以驱除现场的异味，印制了合同和单据。他开设业务讲座，教导员工谨慎履行职责，发扬团队精神，熟练业务技术，适当处理有菌污物，防止细菌感染。他还筹划圣诞餐会，发红包，出钱为员工注射B型肝炎疫苗，为他们配备手机和证章。
像爱滋病和酗酒一样，自杀也有一定的传染性。为什么？对此没有完整的答案。为什么不呢？我们这么反问，试图把这种反常行为纳入可理解的范围。要想让自杀显得“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只需将其视为危险病症的最后一种显著的致命症状，一种抑郁或忧郁症。但若要使之成为法律“允许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就得对生命的绝对价值提出质疑。生命的价值就得变成“相对的”、“可讨价还价的”，一个观念问题，可以任意解释。我们宣称它不过是一种观念，一个选择。“去死还是活下去”，就像抽烟和不抽烟，座位靠窗还是靠过道，沙拉配什么调料，喝什么酒，不过是个人品味、情境和环境的不同罢了。它只对公众舆论、地方法规和政治现实负责，不再听命于神和自然。
我们把很大精力放在生育和抚养子女问题上，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各执一端，决不妥协。反观生死问题，鲜见如此争议。在子女问题上观点相左的双方，隔着人群互相责骂，往对手身上泼污水，满耳只闻污蔑攻击之辞，全不管民众在他们的喧嚣声中，根本没法提出关心的问题。没人愿意静下来听一听，每个人都在大嚷大叫。
艾迪叔叔的口号是：“现场清理一净！请洽三S公司！”他用金色的22号黑体字把这句话印在深绿色的衬底上，附上800的电话号码（1－800－668－4464），做成贴在冰箱上的小磁卡，半打一包，成包成包地寄给密歇根东南部的各个警察局、消防队、殡仪馆和停尸房。他在附信中加上他24小时开机的手机号码，表示乐意与保险公司合作，声称拥有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