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阴趋县治”，除渡台之兵五千外，又于初七日在元长庄总兵普吉保所带官兵内挑新旧得力士卒六千余名及“义民”一千余人从征。大军分为五队，由福康安、海兰察、鄂辉、护军统领普尔普、总兵穆克登阿、总兵普吉保、侍卫额勒登阿分别带领，“凡遇贼庄，即行剿洗，互为援应”。十一月初八日黎明，行至老仔顶，敌军“多人，潜于竹园内施放枪炮，一齐拥出”，官兵“屹立不动，枪箭齐发”。“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数十贼，贼大惊曰：是何老骑兵，强壮乃尔。遂即披靡”。福康安、海兰察等带领巴图鲁侍卫，“冲入贼中，贼匪抵敌不住，进入竹林。两旁竹围蔗田内，及崙仔尾等处，各庄贼匪，或数百人，或数千人，前来抗拒”。福康安预为布置，调令鄂辉、穆克登阿带领四川“屯练降番”，扼住右首东庄溪桥，普尔普、侍卫春宁、参将吴宗茂带兵堵剿左首各庄敌兵，并遣“义民”分头焚砍竹围蔗田及各处草房，打通了老仔顶庄、老仔尾庄。海兰察带巴图鲁、侍卫及“奋勇官兵”，长驱直入，“福康安将各处贼庄尽力攻剿，无不克捷”。进至牛稠山，林爽文领军“阻溪自固，在山梁屯扎，见官兵将至，四面围裹，不下万余”。海兰察率兵直越溪河，冲进敌队，“无不以一当百，抢上山梁”，会党抵挡不住，“纷纷逃窜”。福康安等于当日酉刻进入诸罗城，“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福至，无不欷殻оㄆ财淅炊渫硪病薄＃�19］被困五月余的诸罗县城，终于解围了。清军征台之役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此，义军日衰，官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乾隆帝于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诸罗解围的捷报，非常高兴，立下谕旨褒奖说：“若援兵再迟十日，县城即难固守”。福康安、海兰察能督率将弁官兵，鼓勇前进，不等候贵州、湖南续调官兵，即不避险阻，“将各庄屯聚之贼匪痛加歼杀，直抵县城，数月之围应手而解，城内数万生灵均获更生之庆”，此皆福康安等调度有方，振作士气，故能克敌制胜，迅奏捷音，自应优加宠锡。福康安、海兰察俱系候爵，著晋封公爵，各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以示优异。鄂辉等一并从优议叙。［20］
福康安等在接到晋封公爵之旨以前，已经统军进剿会党。林爽文于撤围后，退据诸罗城北之小半天山，此山四面陡绝，难攻易守。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将士“百道仰攻”，苦战后攻克。义军万余退守斗六门，与官兵激烈交战，不利，再退守大里杙，凭藉早已筑成的土城，架设大批枪炮，竭力抵御。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进攻，林爽文军反击，“退而复集者数次”。战至晚上，清军伏于沟坎间，林爽文军“万炬来索战”，清军万箭齐发，万枪齐射，杀死会党甚多。第二日，官兵分路进攻，林爽文已携眷夜逃，大批会党阵亡。十二月初五日，清军又猛攻林爽文所据集集埔，“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21］
乾隆帝开始得悉上述捷音时，相当高兴，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谕，同意福康安恩赏有功人员之请，授索伦佐领阿穆尔塔为一等侍卫，赏副将张芝元以总兵职衔，赏翼长六十七以副都统职衔，赐总兵袁国璜等人巴图鲁名号。但由于他望胜心切，急想立即擒获林爽文，告成大功，故在一段时间内对福康安有所不满，发出怨言。就在升赏官将的这一天，他又谕军机大臣，指责福康安未乘胜统兵压于“番地”，以逼“番人”擒献林爽文。他说：福康安当大兵攻克“贼巢，声势百倍，逆首穷窜之际”，正当趁此兵威，及锋而用，即勒兵“直压生番地界”，谕以祸福，则其震慑兵威，贪得奖赏，自必将林爽文即时献出，“实为此事紧要机宜”。“从来用兵之道，惟以威胜。历观前史御贼之道，无不全资兵力，即至讲和修好纳降，亦必陈师压垒，使敌人慑惧畏伏，然后盟约可坚，操纵自我”。今福康安只差人“晓谕生番，悬立重赏”，则其惟利是视，设林爽文送与“生番”大量财帛，则“生番”可能将林私行藏匿，或放林逃移，那时，辗转稽延，便多需时日了。如果林爽文复从内山“潜行煽惑，别滋事端，岂不更费兵力”！［22］
此后，乾隆帝又几下谕旨，指责福康安失误。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贼巢”，迟至十二月初四日始由平林仔发兵前进，“使贼匪得以乘暇，收合羽党，于集集埔预为布置，据险抵抗，已属办理迟缓”。追官兵攻克集集埔后，于十二月十三日在水里社拿获“逆首家属”，福康安若能及早带兵直往小半天一带搜捕，“则贼匪穷蹙奔逃，救死不暇”，岂能收集党夥二千余人，竖栅垒墙，投石放枪，抵死抗拒？此时林爽文必然尚在该处藏匿，若福康安于敌布置之先，即统兵抵达该处，“林爽文岂能据险抵御，屡次使之乘间逃逸”？福康安应当亲统官兵一二万，直入埔里社内山，追擒林爽文。［23］
紧接着，乾隆帝又数降谕旨，斥责福康安，火气越来越大。其实，这些渝旨都是无的放矢，都没有下达的必要。因为，不仅由于皇上远居万里之外，不了解台湾地形、气候和民俗，不知行军作战之艰辛，所有指责皆不切合实际，而且还因为此类谕旨发出之时，福康安已早擒获林爽文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之捷奏到京。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奏：正月初一日，拿获假扮林爽文的赖达，据供林藏匿于打铁寮一带山沟。当即派官兵由蝦骨社、合欢社追捕，直至炭窑。恐其潜向海口逃逸，随派各营官兵由后垅至中港，自竹堑至桃仔园，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四面围截”，复遣巴图鲁、侍卫二十员及贵州、广东、屯练兵数百名，扮作民人，同淡水“义民”、差役及社丁、通事，分投缉捕，于初四日在老衢崎将林爽文及头目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垅等一同擒获。［24］
足足生了一个多月闷气的乾隆皇帝，这时忽然解怒为笑、变贬为褒，立即下谕，嘉奖福康安等将林爽文“设法生擒，办理周妥，实属可嘉，特亲解御用佩囊二个，分赐福康安、海兰察，用昭恩眷”，并大赏有功臣将。［25］
福康安又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路进攻南路庄大田部义军，连战连胜，至二月初五日俘获庄大田，彻底镇压了天地会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反清起义。
福康安随即将林爽文、陈传等押解北京，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于府城斩杀庄大田，并着手处理台湾善后事宜，如修建城池，添设戍兵，赈济灾民等，又举办屯田，将从征的“熟番”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每名给四十余亩，令其防守隘口，缉捕逃犯。福康安与福建巡抚徐嗣曾根据圣旨，多方查询、思考，呈上《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奏折，共包括善后章程十六条：稽查水陆各营官兵操演，水师将弁按期出洋巡哨，严总兵巡查之制，禁兵士离营窝娼包赌经商，革除旗牌、伴当、内丁、管班等项名色，水陆提督互相点验换防戍兵，海口城垣安设炮位，严禁械斗，清查户口编民入籍，不准民间私造兵器旗帜，重惩赌徒，于淡水八里岔开设以岸以便商民，大员轮查台湾官员出具考语，台湾道员专折奏事，申禁和稽查沿海港口私渡船只，安设铺递传送文报。
大学士、九卿议覆，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降旨，批准福康安、徐嗣曾之奏，谕令台湾文武官员“敬谨遵循，力除积习以饬营伍而靖海疆”。［26］
四、御制“平台”三文 冤杀“名将”柴大纪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将《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御制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三文，用清汉字书写，于台湾府城及厦门二处，建碑碣三座，慎选石工，妥为镌刻，“俾岩疆海徼，咸喻朕勤政爱民明慎用兵之意”。［27］
三篇御制文章，对平台之役作了概括性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乾隆帝之思想、方针、战略，战术及作风的极好材料，现将第一篇文章《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摘录如下：
“……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记颠末以示后人者。……若兹台湾逆贼之煽乱，乃卒然而起，兵出于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余年间，卒鲜卅岁宁静无事，而其甚者，稚朱一贵及兹林爽文。未一贵已据府城，僭年号，林爽文虽未据府城，然亦僭年号炙。朱一贵虽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日复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虽未据府城，亦将一年，始获首渠，平定全郡，则以领兵之人有贤否之殊，故曰事在人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撅，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云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策之予心，故始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盖纪其实而已。若黄仕简、任承恩初迟矣，而予于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尧速往，代常青为总督，办军储，常青往代黄仕简，蓝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贼之事，而郡城与仕简弗致失于贼手，是幸也，是未迟也。既而常青只能守郡城，蓝元枚忽以病亡，是又迟矣，而天启于予，于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来热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及各省精兵近万，往救诸罗，是又未迟也。……夫迟之在人，而天地神明护佑，每以迟而成速，视若危而获安。……夫用兵岂易言哉，必也凛天命，屏己私，见先几，怀永图，方寸之何，日日如在三军前，而又戒掣肘，念众劳，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藉以屡成大勋，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鉴乎”。［28］
乾隆帝此文，意在说明自己用兵台湾，调度有方，指挥得当，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认，乾隆帝在战争后期任用将帅、筹拨军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故仅只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转战局，三个月之内便结束了战争。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变初起时的错误判断、任人不当、派兵过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应以此来掩盖他在事后对柴大纪、常青二案处理的错误。
柴大纪是浙江江山县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历任水师守备、游击、参将，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协水师副将，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坛镇总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调任台湾镇总兵。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率众起义后，柴大纪初守郡城，立下功劳，旋领兵收复诸罗。五十二年二至四月内，义军先后十次猛攻县城，皆被柴大纪击败。林爽文又统军万余及大批会党，“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志在必克诸罗。此时，将军常青株守郡城，十里外村在皆为庄大田部义军占据，水师提督蓝元枚困于鹿港，“四面受敌”，诸罗亦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诸罗县城，则可挥师南进，与庄大田会合，围攻郡城，并定能夺取清军庸帅常青所据之地，再转攻鹿港，消灭蓝元枚部，君临全台。因此诸罗县城之得失，关系甚大。
柴大纪深知此举之利害，想方设法，鼓励将弁绅民，死守诸罗。史载：“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泪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生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曳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难楼，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以济。”［29］
乾隆帝原来对柴大纪并不赏识，曾因其将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进，而予严行申饬，并旋即将其调任汀州镇总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随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寻因平“番”有功，皇上奖其进山搜剿，颇为出力，令其仍任台湾总兵。林爽文起义后，柴大纪守御郡城，并收复诸罗，乾隆帝以其“甚属出力”，“奋勇可嘉”，恕其“致贼滋事，失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