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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对和、果二王十分优待，常召其“陪膳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但在政治上则要求很严，“必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原礼亲王昭梿对和亲王弘昼之骄横少礼及帝之优容，讲了这样一件事：“和恭王少时骄抗，上每多优容。尝命王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已晡，上尚未退朝，恭王请上退食。上以士子积习疲玩，未之许，王激烈曰：上疑吾买嘱士子心耶？上怡然退。傅文忠责王曰：此岂人臣之所宜语？王始悔悟，次日免冠请罪。上方云：昨朕若答一语，汝身应粉齑矣！其言虽戆，心实友爱，故朕恕之，然他日慎勿作此语也。友爱如初。”［1］
果亲王弘瞻“善诗词”，“雅好藏书”，“幼受业于沈确士尚书，故词宗归于正音，不为凡响。居家尚节俭，俸饷之积，至充栋宇。王每早披衣起，巡视各下属，有不法者，立杖责之，故众皆畏惧，无敢为非者”。弘瞻爱财，“善居积”，以开煤窑而夺民产，从帝南巡时，嘱两淮盐政高恒鬻人参牟利，又命织造关差送来绸缎、玩器，贱予其值，还让其门客“干请政事”。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圆明园九州清宴发生火灾，弘瞻迟到，与诸皇子见面时，无忧戚之感，“谈笑露齿”，为帝看见，颇为不满。乾隆帝见其种种非理行为，决定予以裁抑，遂于五月十三日下达长谕，历数其过说：“果亲王弘瞻，以朕幼弟，自孩提养育，迄于成人，乃不知祇遵朕训，承受朕恩”，屡次犯过，罔知绳检。“如从前开设煤窑，占夺民产”，奉命前往盛京恭送玉牒时，“谩奏先赴行围等候”，“种种谬戾乖张，难以毛举。朕皆以年幼无知，不忍遽治其罪，曲加训饬，冀可就悛，讵意庸妄日增，非法干求，迹更彰著，其所关于家法朝纲人心风纪为甚大，有不得不与内外臣工恺切宣示者”。两淮盐政高恒奉旨严词诘责后奏称，弘瞻令护卫引导欠其债的买卖人江某至高恒家，“托其带往扬州卖参牟利”。此事“深骇听闻，恐平日似此行为，不仅止是”，当命简亲王、诚亲王、和亲王会同军机大臣，查讯其护卫、太监，逐一供出，“弘瞻始据实一一开出，与所讯之供无异。竟至于各处织造关差等，俱有略给价值，派办绣缎什器，不一而足。其最可异者，朕特命大臣拣选官员，此何等事，弘瞻竟以门下私人，关说挑取，请托阿里衮，虽阿里衮执法力拒，而弘瞻冥心干与国政，毫无顾忌；一至于此，此风一长，将内务府旗员之不已，外而满汉职官，内而部院司寺，势将何所不有？且高恒等于弘瞻尚如此顾忌，则将来诸皇子若效其所为，谁复有奏朕者，朕实为之寒心”。果毅亲王（允礼）在皇考时，“任事最久，赏赉亦最优，诸王中较为殷富。弘瞻既得嗣封，租税所入，给用以外，每岁赢余，不啻巨万，何至交给侵渔，不畏科条，不顾颜面，竟至此极耶”？又弘瞻坐拥厚赀，对母妃不尽孝道，圆明园中失火，迟迟进园，“且嬉笑如常，毫不关念”。“弘瞻如此恣肆失检，朕若不加做诫，将使康熙末年之劣习，自今复萌，朕甚惧焉”。今王大臣合词公请削其爵职，“朕仍推同气之恩，从宽革去王爵，赏给贝勒，永远停俸，以观后效。其兼摄都统并内廷行走及管理造办处、圆明园各执掌，概行解退”。［2］
乾隆帝又于同一谕中指责和亲王弘昼失礼说：和亲王与弘瞻恭诣皇太宫清安时，“其仪节僭妄，尤非情理所有”，二人竟直于皇太后宝座之旁，“膝席而跪坐，按以尺寸，即朕请安所跪坐之地也，是尚知有天泽之辨哉”？和亲王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著罚王俸三年。将此通谕中外，明示炯戒。［3］
弘赡经此惩斥后，“闭门谢客，抑郁生疾”，乾隆三十年初病笃，帝亲往抚视，弘瞻“叩首衾裯间，惟谢过自责而已”，帝执其手，“痛曰：朕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以格汝性，何期汝愧恧之若此？”，因复封其为郡王。三月初八日弘瞻病故，帝时南巡，在金山行宫闻悉，即降谕说：“朕启銮时，闻伊病重，朕即加恩封为郡王，原期伊闻之欣悦，病可速痊。今闻薨逝，深为惋悼，著加恩一切应办事宜，俱依亲王例办理，遣六阿哥成服，其余阿哥等于祭祀日前往”。［4］帝随即又因弘瞻之二子尚幼，长史永兴不能办理王府家务，遣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前往料理，以免王府太监借端侵渔，又命传集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县君、奉恩将军之妻以上致悼。帝返京后复亲临其殡所赐奠。
二、平反睿王“谋逆”等冤案
乾隆帝对于宗室族亦颇为体恤，曾谕令宗人府详细抚恤“失产无以自活”的贫乏宗室，分别等次，最贫者赏银三百两，次者减半，“命其回赎田产，以资生理”。又念其婚丧事件无所赡仰，故令遇有婚嫁者，赐银一百二十两，死丧者，赐银二百两，“以为妆、赙之费”，“实体恤天潢，无所不至。”［5］他还于乾隆四十七年“普宴宗室于乾清宫，近三千余人，极一时之盛”。［6］
乾隆帝对宗室的最大“体恤”，更在于他敢推翻列祖列宗钦定的冤案，或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或给予宽待，这方面的决定性措施，是在乾隆四十三年采取的。此时，乾隆帝创造了赫赫的“文治武功”，出现了“大清国全盛之势”的“盛世”，群臣恭颂皇上为天纵英武的贤君明主，这为他采取重大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主要是推翻了皇曾祖顺治帝福临钦定的睿王“叛逆”案，修改了皇父雍正帝胤禛钦定的阿其那、塞思黑“悖逆”案。雍正帝谕定皇八弟允禩、皇九弟允禟结党横行、窥窃大宝，犯了“悖逆”大罪，削爵更名黜宗籍，乾隆帝虽不敢显然违抗皇父之旨，但却对其作了重大的修改，认为二人“未尝无隐然悖逆之心，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并声称雍正帝晚年“屡向谕及此事，辄愀然不乐，意颇悔之”，故现在谕令，“复其原名，收入玉牒”，两人子孙亦“一并叙入”。［7］
所谓睿王“谋逆”案，是清朝前期的一件特大冤案。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四月统军进关，打败李自成、张献忠部农民军，消灭南明政权，统一全国，使其年方六龄的幼侄福临从局处东北一隅的辽东王，一跃而为入主中原的大清万岁爷。这样一位立下开国定鼎特大功勋的王爷，竟因其恃功揽权位至皇父摄政王，而被福临及其以权术见长的不坚定的支持者郑亲王济尔哈朗视为眼中钉，一待其病故，即定其犯了“谋逆”大罪，掘坟焚尸削爵黜宗籍。其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锋虽也立下大功，并已先卒，也连坐降为郡王。此举当时即引起朝野不满，一等子许尔安、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公开上疏赞颂睿王之功，请复其爵号，虽经顺治帝严斥，将其革职削爵流放宁古塔，压下了反对者的议论，但事实毕竞是事实，此案一直遭人谴责。
由于睿王“谋逆”案是顺治帝钦定的，一百余年无人敢涉及此事，这次乾隆帝冒着违犯先祖的风险，毅然正式推翻这一特大冤案，对睿王多尔衮予以平反昭雪，复睿王的亲王原爵。他于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下了一道长谕，宣布追复睿亲王多尔衰封爵，恢复开国王公原有封号，并让他们配享于太庙。现将其讲述昭雪睿王之谕摘录如下：
“睦亲彰善，王政宜先，继绝昭屈，圣经所重。……因念睿亲王多尔衮当开国时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请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顾以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阿等所构，授款于其属人首告，诬以谋逆，经诸王定罪除封，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其势更无难号召，……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有是情理乎？况英亲王阿济格其同母兄也，……（当其有过时，睿王即）令议其罪，降为郡王，平日办理政务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无叛志乎？又实录载睿王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知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讚承大统。似此危疑之时，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后，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当时王之逆迹稍有左验，削除之罪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岂可不为之昭雪乎！……朕以为应加恩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8］
乾隆帝此举，非常果断，十分明智，颇得人心，对“盛世”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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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啸亭杂录》卷1，《友爱昆仲》。
［2］《清高宗实录》卷686，页19…25。
［3］《清高宗实录》卷686，页24、25。
［4］《清高宗实录》卷732，页15；《啸亭杂录》卷1；《友爱昆仲》。
［5］《啸亭杂录》卷7，《宗室婚嫁》。
［6］《清高宗实录》卷1500，页10；《啸亭续录》卷1；《宗室宴》。
［7］《清高宗实录》卷1048，页17、18。
［8］《清高宗实录》卷1048；页8、9、10、11、12。
敬重元后 宠爱香妃
第三节 敬重元后 宠爱香妃
一、孝贤皇后富察氏
乾隆帝的元后是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富察氏出身名门世家，其曾祖父哈什屯，从太宗征战有功，袭牛录，任礼部副理事官，顺治时任至内大臣、议政大臣，进世职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一等男）加拖沙喇哈番，又加太子太保，坚决拥护世祖，不附从摄政王多尔衮。富察氏的祖父米思翰是康熙帝的亲信大臣，历任内务府总管、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富察氏的父亲李荣保袭父世职，任至察哈尔总管，其兄马齐蒙圣祖赏识宠信，历任巡抚、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康熙三十八年晋大学士，后又晋二等伯。其弟马武历任内务府总管、都统、领待卫内大臣。
富察氏于雍正五年被世宗册为皇四子弘历的嫡福晋。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乾隆帝身著礼服，御太和殿，宣读制书，命大学士鄂尔泰为正使、户部尚书海望为副使，持节，赉册宝，册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第二日，以册立皇后礼成，颁诏天下。诏书说：“朕惟位昭天地，乾行与坤顺同功，治洽家邦，壸政与朝章并肃。……恭奉圣母崇庆皇太后懿旨，以嫡妃富察氏秀毓华门，礼娴内则，柔慎秉于粹性，温恭著乎令仪，殚诚敬以事庭闱，孝同孺慕，抒恪勤而持禁掖，德懋纯修，……允宜册立为皇后”，并沛施恩惠。王公以下至奉恩将军及闲散宗室，民公侯伯以下二品大臣以上命妇，俱加恩赏赐。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四十以上从小系夫妇者，给与恩典。除十恶及谋杀、故杀不赦外之犯法妇人，查与赦免。
皇后“性贤淑节俭”，孝顺太后，与帝相处融洽，为帝敬重。史称其“上侍孝圣宪皇后（即帝之母），恪尽妇职。正位中宫十有三载，珠翠等饰，未尝佩戴，惟插通草织绒等花，以为修饰。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暴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惟以鹿羔绒毛缉为佩囊，“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纯皇帝每加敬礼”。［1］大学士阿桂曾对孝贤皇后笃爱皇上之情，讲了这样一件事：“纯圣壮年，曾患癤，甫愈，医云：须养百日，元气可复。孝贤皇后闻知，每夕于上寝宫外居住奉待，百日满后，始回宫。”［2］
乾隆十三年二月，帝奉太后率皇后东巡，至山东，谒孔林，诣少昊陵、周公庙致祭，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