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禁止佃农抗租，但也不得不宣布：业已批檄各州县官，凡报虫灾者，官员“务即履亩亲勘禾苗，在田勘明收成分数，传谕业佃人等，按照所收分数完租。如因分数多少争较者，即就田内所收，各半均分”。［16］乾隆帝对这些官员实行规定业主因灾减租的办法，亦未申斥其非，听其自作主张。
由此看来，乾隆帝确曾想对佃户施予恩惠：歉收岁月或蒙恩特蠲钱粮之时，欲图使佃租有所减少，但由于环境的影响和当政大臣的反对，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实行了“劝减”而不是“令减”的政策，同时对地方官员采取责令田主按年成或特蠲而相应减收佃租的规定，亦予以默认。这对佃户来说，尤其是对抗租斗争比较盛行的地区，还是略有补益的。
二、保护甘肃佃民的“永佃权”
乾隆七年九月，甘肃巡抚黄廷桂上疏呈请维护甘肃佃户的永佃权。他奏称：
“甘省地处边徼，从前土旷人稀，我朝定鼎以来，流亡渐集。然开垦之始，小民畏惧差徭，必藉绅衿出名，报垦承种，自居佃户，比岁交租，又恐地亩开熟，日后无凭，一朝见夺，复立永远承耕不许夺佃团约为据。迨相传数世，忘其所自，或租粮偶欠，或口角微嫌，业主子孙，既以夺田换佃，告官驱逐，而原佃之家，又以团约炳据，忿争越控。臣查各省业主之田，出资财而认买，招力作以承耕，佃户之去留，凭于业主，非若甘省佃户，其祖父则芟刈草莱，辟治荒芜，筑土建庄，辛勤百倍，而子孙求为佃户而不可得，实于情理未协。应请将当日垦荒之原佃子孙，止令业主收租，果有拖欠，告官押追，不许夺佃。倘立意抗欠粮租至三年者，方许呈明地方官，讯实驱逐，田归业主。若业主贫乏，将田另售，契内注明，佃户系原垦人之子孙，照旧承种，不许易佃。若业主子孙，有欲自种者，准将肥瘠地亩，各分一半，立明合同，报官存案，不得以业主另租与人，长佃户告讦之风。”［17］
九月二十九日，户部复议，请如其奏，乾隆帝同意，批准执行。
黄廷桂上述奏疏，讲了不许甘肃地主夺田换佃的理由，请予制止。为什么深受皇上信赖的二品封疆大臣会如此重视此事？为什么皇上会亲自阅疏处理佃民换佃与否问题？为什么《清实录》基本上将此洋洋四五百字收载入书？联系当时实际，细加分析，才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田土换佃与否，初看起来，好象是琐屑之事，值不得大僚过问，不应该惊动皇上，其实，此情并不简单，它乃乾隆年间社会生活中的一大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关系到千千万万佃户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地方安宁、农业发展和王朝的兴盛，黄廷桂之上疏和乾隆帝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土地占有的高度集中，从康熙中叶以后起，地价、租额和押租就不断上涨，乾隆年间已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地价之涨，前已简言，现概述租额和押租之情。
除了分外科索以外，田主向佃户征收的正额地租，形式多种多样，北方多系主佃按一定比例（或对半，或四六成、三七成，也有主八佃二的）分收粮食，南方多系计亩（或计种籽）收取一定数量的银、米和杂粮，前者称为分成租制，后者叫定额租制。
姑以定额租为例，乾隆年间，正额租的数量已相当高，南方一亩田或播种子一斗的田，租谷往往是一石，收二、三石的也不少，最多的高达租谷八石四斗。租额之高，不仅表现在地租的绝对数量上，也表现在它远远超过了生产力的水平。四川泸州优龙乡胡洪林，于乾隆二十五年佃种施金玺六石租的田，当年仅收获四石九斗谷子，全部交租尚且不足。
租额既高，而且乾隆年间还在不断上涨。湖北黄岗县小自耕农王绍昌，于乾隆十四年将田一斗二升五合当与孙孟周，田仍由己佃种，言定当银十两，每年纳租谷三石。十六年王又将田一斗五升当与孙孟周，当价十二两，纳租谷六石。乾隆十四年当出佃种之田，一斗种交租谷二石四斗，十六年当出之田，一斗种交租谷三石，仅仅过了两年，同一村庄同一典田佃种之人，后一块田的租额就比前一块田增加了四分之一。
造成租额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主增租夺佃。地主为了多收地租，往往要将田土撤回，另换佃户，增加租额。江西玉山县邓贵伯原来佃种邓开章六亩地，年纳田租四石，后新地主严公欲买得此田，以“欲起田自种”相要挟，逼得邓贵伯托原中练长姜复初调处，“两次加租一石五斗，又出小耕银二两五钱”，地租增加了三分之一，方得继续佃耕。四川泸州袁浦将地一块于乾隆四年交阳景先佃种，“每岁议租谷八石五斗”，乾隆八年，袁浦将此地转招刘朝万佃种，“议租二十四石、随租银二十两”。［18］四年之内，这块地的租额上涨了两倍多，如果加上“随租银二十两”，按通行利率三分计算，还要增加利谷好几石。
与此同时，押租的数量也越来越大。押租，是农民向地主租地时，事先交付的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一旦欠租，地主便要以此扣抵，佃农退佃，如未欠租谷租银，地主则如数退给佃户。押租制起源于元明之际，到了乾隆时期，已经迅速发展，几乎遍行于全国各省。押租的数额相当大，有的接近一年的正租，比较多的是为正租的一至二倍，有的还几乎接近于地价。象湖北宜城县监生杨国点，于乾隆二十五年将山田两处招张起洪耕种，“议定押课钱一百千，课租四十三千。”［19］此田的押租为正租的一点三倍。
押租又是地主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或者准确一点说，收押租就是增加地租。虽然押租要退给佃户，但在未退佃之前，钱在田主手里，按江西宁都县的流行办法，佃户承租时不能交足押租钱的，“照依银数，每岁入息三分”，［20］即每年佃农交一笔利银。
押租额也在迅速上涨，许多地主为了提高押租而撤地另佃，或逼原佃增交押租。比如，安徽六安州九龙庵有庙田七石，于乾隆二十一年批与张南讹耕种，收押租钱二十两，到三十年，转招朱广文承佃，押租银为四十两。九年之内，押租涨了一倍，四十两押租银按年息三分计，可得利银十二两。又如，湖南衡山县刘毅士，以八百五十两银买寺僧攸月私田五石，租与伍添吉种，得押租银二百三十两，平均每石四十六两，每年还收租谷五十石。过了七年，刘毅士将此田抽出三石，另招聂孔言佃耕，收押租银一百八十两，平均每石六十两，押租涨了三分之一。刘毅士所收全部押祖银二百七十两，如每年借贷与人，按法定利息三分计，可得利银八十余两，能买谷一百二三十石，超过正额租谷五十石二三倍，或者说，刘又可多收租谷一百二三十石。
正是由于地租正额和押租银不断上涨，撤田另佃会给业主带来更多的收入，因此清代前期，地主增租夺佃之恶习遍及全国，不管是多年承耕的老佃户，还是从未欠租的良佃，或者是披荆斩棘自费工本开垦成田的原佃，地主都不念其情，而惟知图利，将其赶走，夺田另佃，主佃为此争论互殴，直至闹出人命案子，层出不穷。
弄清这些情况后，便可知晓黄廷桂奏疏之可贵和乾隆帝之明智了。黄廷桂奏准，从此以后，甘肃垦地成熟的老佃户，子子孙孙拥有永远耕种其地纳租的权利，不许地主夺佃，业主若将此地卖出，新业主不得换佃。老佃户获得了永佃权，而且是经过国家认可，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对保障老佃户经济利益，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样一来，对促进老佃户增加投资，兴办水利，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发展甘肃农业生产，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对减少主佃纠纷，保持地方安宁，亦会起积极的作用。它对促进其他省分佃农争取永佃权的斗争，也大有补益。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条利于佃户、利于人民、也利于国家的好法例，乾隆帝所说爱恤佃户如同赤子的言论，在此事上有了一定的实现。
三、主佃相争 “以凡论处”
由于农民阶级长期进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斗争的强大威力，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有所松弛。清朝初年，一些颇有见识的官员提出了减轻地主对佃农的人身奴役的意见，建议不许欺压佃民为奴。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年降旨，命户部通令，禁止绅衿大户将佃农“欺压为奴”，“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21］雍正五年河南巡抚田文镜以豫省绅衿地主横行不法，压佃为奴，私刑拷打，奸淫妇女，地方官员徇私舞弊，包庇绅衿，奏请严禁，雍正帝颁布了禁止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和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的法令。［22］从此以后，佃户与没有爵位官衔不是贵族、大臣的一般平民地主，发生争执之时，官府判案，往往皆是“以凡论处”，即双方都是“凡人”、“平民”，在法律面前是同等身份之人。
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乾隆帝继承了皇祖、皇父的方针，并有所发扬，不止一次地强调：“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每当涉及业主、佃农相互争执的时候，他都基本上依法裁处，以凡相论。
乾隆年间，许多豪横绅衿地主倚势仗财，横行乡里，欺凌佃农，非法虐民。比如，江苏奉贤县监生金鼎绶弟兄二人及其孀嫂，田连阡陌，佃户众多。佃户认耕金宅田土时，一般都立有佃票。佃户王武京便立了两张认佃的佃票：“立认佃票王武京，为因无田布种，央中认到金宅田一则，言过每年还租三石六斗整。乾隆十七年正月，立认佃票王武京，中庄锡范。”另一票为：“立认佃票王武京，为因无田耕种，央中认到金宅田一则，言过每年还租六斗整。乾隆十八年二月，立认佃票王武京，中庄锡范。”［23］
这两张佃票，十分简单，只有正额地租数目，没有节鸭、席桌等额外盘剥，没有送河运仓的苛求，看不出主佃双方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但是，从下述案件看，实际上地主对佃农却施予野蛮迫害。金鼎绶弟兄在江苏华亭、奉贤二县有很多土地，托堂叔金胜章收取田租。“因各佃欠租不还”，金胜章以侄儿名义，“开具佃欠”，赴松江府管粮通判衙门控官追欠，“以粮从租办，抗租正以误漕等语”，促使管粮通判宋圣选同意，发下官票，遣役王宁“督保催完”。王宁因欠租佃户太多，带妻舅顾英协催，陆续收齐几家佃户的欠租，到了金家，金胜章给王宁、顾英三千五百文钱（约可买米三石），作为“船钱盘费”。此时，欠租佃户华鸣九、顾四邓来田主家算租，顾英“因已受钱，即为出力”’，用私自带来的铁链，“将二人对锁”。金胜章欲带华鸣九等人“上城催比，并即顺道讨租”，金鼎绶欲往南桥亲戚家送嫁，遂分坐二船，一同出发。路上，金胜章见到佃户唐文元、何大观、张二观，“索租不还”，即令家人徐元用船上锁挂跳板的铁链，将唐文元三人“锁于船内”。不久，又遇到“积欠旧租”的王武京，金鼎绶向其索讨，“必欲清还”。金胜章将王武京带入船内，怕其逃跑，将王与张二观对锁。时值隆冬，王武京“在船受寒”，“冻饿交迫”，又气又怒，发病死去。［24］
案发到官，江苏巡抚明德题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会同吏部、户部、都察院、大理寺遵旨复议后，作出下列建议：将金胜章按“威力制缚人因而致死者绞监侯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金鼎绶，革去监生，杖八十；厅差王宁，杖一百，枷号一个月，革役；顾英，杖九十，枷号二十五日，所得赃钱照追入官；王武京已死，所欠租粮免追，其田听其弟、子“照旧佃种还租”；松江府管粮通判宋圣选“失察衙役、白役”，罚俸一年半。乾隆帝批示：“金胜章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如议。”［25］
金鼎绶是大地主，又是监生，王武京等人是贫苦佃农，双方在社会上，地位是大为悬殊的，何况王武京等确实欠下田租，而皇上一向是不许佃农抗租的（详后），但是，一旦出了人命案子，佃农被锁在船上冻馁而死，乾隆皇帝可就贯彻执行他所说“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的方针了，将双方皆视为“凡人”、“平民”，依法“以凡论处”，将凶犯金胜章正法，杖责金鼎绶，罚失察官员之俸。不仅此案，其他主佃争执之案，亦根据事实、是非，依法论处。总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的五万八千余件档案，主佃之间的纠纷，刑部等衙门将业主和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