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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谕：阅恒文供词，内称购金系欲备方物进贡，与郭一裕商议，据郭说：“滇省惟金较贵重，我拟制金手鑪四个进贡，”因庇，令标员明柱向巡抚衙门领取金鑪样式，购金制造，以备进贡，等语。前曾屡次降旨，禁止群臣贡献，即使督抚上贡方物，亦不过茗柑食品等物，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献书画玩器，以示庆祝，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乃恒文藉词进贡金银，勒派属员，短价购买，冀图余利，“以致喧传阖省，殊玷官箴”。但郭一裕既以进贡金器怂恿总督，随以购金参奏恒文，“是复何心？”著刘统勋、定长将此情节，逐一秉公研讯。至于恒文的家人，或偶尔需索，尚可诿为耳目不周，乃金银赃物，计值累千，“是其网利营私，稔恶盈贯，何得仅以失察为解？”著一并严审具奏。［30］
过了一天，六月初三日，乾隆帝又下谕讲郭一裕劾奏恒文之事。他说：恒文身为大臣，藉口进献，勒派属员，短价取利，罪固难逃。但果如恒文所供，则郭一裕先以金鑪样式给恒文看，继乃以购金参劾总督，又明知金鑪不可进献，必遭严谴，乃告恒文以今年不进，“竟似恒文全坠其术中者，此乃市井所不为，岂大吏同事一方，而竟出此！”或系郭一裕先曾制鑪备贡，后因恒文纷纷购金，阖省喧传，恐彼此俱致败露，遂不复进献，“而转以参劾恒文，为先发计，亦未可知”。郭一裕可否购金制鑪，买自何人，未进之金鑪何在？著刘统勋等人“务将此中实在情节，悉心详审，即行具奏”。［31］
七月初一日，乾隆帝再次下谕，斥责郭一裕奸险取巧，将其解任，来京候旨。他说：读了刘统勋等官审讯郭一裕与恒文商量贡金的奏折。恒文身为总督，乃借贡献为名，纵其慾壑”，现据查出赃私累累，应俟各案审明，按律治罪。至于郭一裕，先以贡金鑪怂恿恒文，并呈示式样，后见阖省喧传，乃先发制人，“冀立身于不败，迹其所供，行险取巧情状，一一毕露”。“伊本属小器”，前于山东巡抚任内来京陛见时，曾面奏家计本足自给，且久历外任，愿进银一万两为工程之用。“朕听之骇然，深斥责其非”，今观其先购金置鐪预备进贡，“其病根深锢，是以随处发露耳”。且其购金亦委派司道办理，“即云照数发价”，而以司道大员，供督抚私役，成何政体！郭一裕深负封疆之寄，著解任来京候旨。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遇督抚有此等事情，乃“匿不以闻，惟事迎合上司”，著交部严加议处具奏。随即令革其职。［32］
乾隆帝对郭一裕的这样处理，是颇为谬误的。恒文之罪，不在于其购金制造金手鑪以备进贡，贡品奢侈，不过遭帝斥责而已，构不成大罪。恒文之所以被定为有罪，是因其藉买金为辞，勒派属员短价购买，藉此牟利，以及纵容家人收受门礼纳取贿银，是犯下了贪婪之罪，而不是进贡之罪，进贡不能定罪。这一点，乾隆帝不会不知，他曾多次因臣僚进献贡品奢侈豪华而拒收其物，降旨训诫，也不过是训诫而已，并未将此定为大罪革职严审。前述谕旨也列举了郭一裕奏进银一万两之事，亦仅仅予以申斥，并未将郭革职惩办。作为封疆大臣，郭一裕是不应该以进献厚礼来博取皇上欢心，但此仅系作风欠妥的问题，应予严斥，可是不宜以此来定其罪。更重要的是，郭一裕是因参劾恒文之罪，而被恒文供出商制金鑪之事，即使此事属实，也不能说郭一裕是“行险取巧”，“先发制人”，有意陷害恒文，最多不过是做法欠妥、欲贡重礼取悦皇上而已，谈不上犯了什么大罪。权衡主从轻重，是郭一裕参劾恒文之后，才查明任至总督大臣的恒文，竟是一个赃私累万的大贪官，应当说郭是立下了一大功，对整顿吏治颇为有益，为民除去了一个大的吸血鬼，为朝廷清理出一个奸臣，应予重重奖赏。可是乾隆帝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竟紧紧抓住恒文供称与郭商议制造金手鑪一事，大做文章，一再下谕，吹毛求疵，连捐银万两的老账都翻了出来，硬将郭说成为有意陷害总督的奸诈小人，还罢其巡抚之官，责令钦差尚书严查其贪婪苛民之事，好象不将郭一裕定成贪赃枉法的赃官，难解心中之恨。虽然他曾专门辩称此举不是偏满轻汉，斥责外人所说：“郭一裕以汉人参满洲，是以两败俱伤”之言是“谬误”的，［33］但揆诸上述谕旨，很难使人信服，他的这番辩解，显然是软弱无力的。
也许乾隆帝逐渐意识到此举有些欠妥，因此于下谕罢免郭一裕之职后的第四天，七月初五日，他又下一谕说：前因郭一裕供称制护购金时是“照数发价”，但此外有无赃私，难以置信，故谕令刘统勋“据实穷究，如应查封，即将伊任所查封”。刘统勋奉旨后，应秉公查办，如郭不能洁身自爱，贪污不法，亦如恒文之负恩，自当将其家财查封，请旨治罪。若无此情，“而因朕已降旨，遂有意苛求，遽将伊任所货财封禁，则是全不识事理之轻重矣。此事关于政体官常者甚大，必虚公研究，方能情罪允当”。［34］
乾隆帝虽想作些调整，欲图略微减少一点压力，让钦差大臣审案稍稍公正一点，但大臣皆知帝意，哪能拟议公允。八月初，刘统勋之折到京。刘奏称：奉旨查审郭一裕二案，“讯明郭一裕诈伪贪鄙款迹，按律拟流”，并请查封郭之家产。照说，刘统勋还算办事较公之臣，他虽接到令郭解任对其严审之旨，拟议意见不能不受谕旨约束，相当苛刻，但在查证问题时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没有严刑逼问诱供逼供，没有硬给郭栽上莫须有的赃银巨万的大罪，并如实上奏。乾隆帝于八月初四日下谕拒绝其议说，郭一裕与恒文，各有应得之罪，而轻重不同。恒文赃私累累，众证确凿，家产自应查封，以惩贪黩，而郭一裕不过交属员代买物件，短发之钱不及百金，更有将原物退还者。即其令属员修造花厅，亦只数百两，较之恒文，情罪亦应有所差别，若一律抄家，“殊不足以服其心”，已传谕定长，将郭赀财照旧给还，不必查封。［35］
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乾隆帝下谕，列举恒文、郭一裕之罪，勒令恒文自尽，革郭之职，发往军台效力。他说：根据刘统勋、定长的查审和上奏，恒文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查营伍，纵容家人勒索门礼等款，“俱属确实”，恒文任所赀财多至数万两。恒文并非素封之家，其历任封疆不过二三年，养廉银除用于一岁公用及往来盘费外，“即极为节啬，亦何能若是之多，是其平日，居官之簠簋不饬，不待言矣”。昨刘统勋面奏，尚认为恒文之败检，皆由于家人恣横所致，“其意似为恒文卸罪者，此则所见非是”。恒文果以洁清律己，奴仆下人焉敢如此肆行无忌。况且勒索门礼即系家人所为，而购金短价，受属员馈送，“岂亦家人教之耶？”恒文深负朕恩，情罪重大，若“曲为宽宥，其何以伤官方而肃吏治！”著派侍卫三泰、扎拉丰阿驰驿前往，于解送所至之地，即将此旨宣谕，“赐令自尽”。郭一裕为人，“本属庸鄙”，前岁曾面奏愿捐养廉羡余银一万两，到滇后又有购金制鑪之举，“惟以声色货利殖产营运为事”，深忝封疆之任，但其在官，尚不致如恒文之狼藉，同系购金，发价并未短扣。郭一裕著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以为大吏鄙琐者戒”。［36］不久，又以署云贵总督定长请免于处分署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十五员，因其系被恒文之家人赵二等勒索银两，并复自首，不必革职罢官，而下谕斥责其非说：上司家人需索属员，例有明禁，该知州、知县等官员，果能持正不阿，则应一面锁拏需索的家人，一面据实禀闻上司，听其惩治，即或上司袒护家奴，地方官可直揭部科，据情详查，对“如此大有风力之员”，“朕不但加意保全，且将召见而擢用之矣”。乃赵沁等官，始则被恶奴勒索，甘心贿送，及至恒文败露之后，经署督行文饬查，始行报出，焉能藉称自首得免吏议不至去任？赵沁等十五位官员，俱著交部察议。［37］不久吏部奏准，赵沁等十四员降一级留任，其余永昌知府佛德、临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八人亦分被惩罚。
恒文、郭一裕之案，至此总算了结了。恒文、郭一裕二人，原本企图贡献珍品取悦于帝，不料弄巧成拙求福得祸。恒文因此而丑迹败露，从一个飞黄腾达的治政能臣、从一品大员，一变而为赃私累累、声名狼藉、违法致死的大贪官，人死家破又财空。
郭一裕险被定为污吏，儿经周折，最后被皇上定为庸鄙奸险投机取巧之小人，革职罢官，发往军台效力。
乾隆帝严惩恒文，拒绝刘统勋宽免恒文罪过之议，以及处治馈送总督贿银的赵沁等十五位州县官员，以惩贪风，肃吏治，是十分正确的。只要是贪赃横行，违犯国法，就应加以制裁，哪怕恒文是贵为总督的满人、蒙帝擢升的能臣，也不能逃漏于法网之外，而被按律处死籍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对郭一裕的发落，却甚为不妥，颇欠公允，这样一来，恐将使汉官缄口，不敢弹劾满员大臣，以免两败俱伤，自身遭受横祸，其消极的影响，不宜低估。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或者出于其他的考虑，乾隆帝于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下谕说：郭一裕之派属员买金，虽亦不能算是无罪，但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郭前在部呈请赎未准，恐将来各省督抚有贪婪之事，“同官以事相干涉，惧于己有碍，转不据实入告，将无由发觉，其何以明国宪而儆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准其纳赎。［38］数年以后，帝赐予郭一裕三品衔，授河南按察使。这样一来，总算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
五、山东巡抚蒋洲贪婪命丧法场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连下二谕，命督修山东运河工程的刑部尚书刘统勋前往山西，查审移任山东巡抚的原山西巡抚蒋洲之贪污案件。他在谕中讲道：据山西巡抚塔永宁奏，蒋洲于山西任内，侵用帑银二万余两，升任时，勒派全省属员弥补，并卖寿阳县木植赔补，“此事实出情理之外，为之骇然”，必须彻底清查。查审此案，非刘统勋不可，著刘统勋即传旨，将蒋洲革职拿问；带往山西，并塔永宁劾疏内提到的杨文龙等人，一并严审定拟具奏，其任所字迹赀财，一并查明奏闻。［39］
乾隆帝所讲看过奏疏后“为之骇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案犯蒋洲既非小小七品芝麻官，而是从二品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抚移任山东巡抚，又非寒门小户贫寒乡民，而是书香门第宰相之子。蒋洲之父蒋廷锡，是云贵总督蒋陈锡之弟，工诗善画，以举人、进士供奉内廷，事圣祖内直二十余年，任至内阁学士。廷锡更受到世宗的赏识和提拔，六年之内，由内阁学士迁礼部侍郎，晋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兼领户部，并蒙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十年病故，谥文肃。廷锡政绩卓著，秉公执正，史称其“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蒋洲之兄蒋溥，雍正七年由举人、进士、庶吉士，直南书房，袭世职，十一年授编修，四迁任内阁学士。乾隆五年蒋溥授吏部侍郎后，历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兼署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领户部，身任要职近三十年，颇有建树，政绩显然。蒋洲就是凭藉父兄之势及皇上对父、兄之恩宠，由一个小小主事很快就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又升任山西巡抚，于同年七月移任山东巡抚。一家之中出二相，四十年的高官要职，姑且不说侵吞帑银、科索民财、收受贿银，就是正额薪俸、养廉，皇上恩赐，属员献纳，督抚馈遗，门生敬奉，等等收入，为数也十分可观，这样富豪高贵的家庭，怎会出现贪官污吏？父、兄皆系科甲出身，任至大学士，自应正身律己齐家，严教子弟，其子、其弟怎能丧失廉耻见利忘义？所以，乾隆帝不禁为蒋洲之贪婪而“为之骇然”！
过了十一天，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再谕军机大臣：据塔永宁奏：蒋洲任内，一切舞弊纳贿之事，皆其幕友吴姓及管门家人黄姓、马姓等从中经手，已密咨山东署抚，提犯人解送山西，等语。吴姓诸人均系此案要犯，著传谕山东巡抚鹤年即速严拿，委员解晋，交刘统勋归案严审，务该委员严加防范，迅速解送，勿使该犯逃脱，或畏罪自戕。
经过思索，乾隆帝感到问题不只是蒋洲一人，便着手新的审查。第二夭，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