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之战，与清政府用兵瞻对是紧密相联的，乾隆帝不止一次讲到，对下瞻对首领班滚的处理欠妥，引起了金川之役。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论述。因此，在正式叙述所谓“十全武功”的第一“武功”——首征金川之前，有必要说明瞻对之事。
瞻对，有上瞻对、中瞻对、下瞻对之分，亦名三瞻，位于雅龙江上游，纵横数百里，距打箭炉（今康定县）七日程，东连明正、单东、孔撒、麻书、章谷各土司界，南接里塘、毛丫、崇禧等土司，西北与德格土司接壤，居民为藏族。民国时瞻对为西康省瞻化县，今系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
瞻对紧接里塘，为四川西藏交通要道。上、下瞻对土司虽然均于雍正时“归附授职”，授长官司，但二瞻对土司及其属下人员，仍然经常在大道上抢劫来往商旅行人，甚至掠取官兵银物。雍正八年四川总督黄廷桂因瞻对等处藏民“纠党抢掠”，调遣汉土官兵，征抚兼施，“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擒获首犯。［1］局势暂时安定了一下，来往交通有所好转，可是到乾隆八、九年间，劫掠之风重新盛行，瞻对土司率领属人肆行抢夺，严重扰乱了地方，影响了川藏交通。
乾隆十年三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瞻对蛮苗，屡经抢掠不法”，应该派兵征剿。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呈报：瞻对在打箭炉口外，上瞻对离炉十四站，下瞻对离炉十八站，四面环山，地方险阻，雍正六年“曾经啸聚抗官”，雍正八年用兵征讨，“虽暂慑服，而野性未除，今又故智复萌，肆无忌惮”，“实有非用兵不可者”。四月初，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共同上奏：“瞻对贼番，屡肆抢劫，虽然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2］帝命议政王大臣议奏。议政王大臣随即奏称：瞻对为通行西藏大道，该土司倚恃地势险阻，“屡为夹坝（即抢夺为盗），扰害地方”，并抢掠驻防台站撤回兵丁的行李银两。官府遣人前往，责令土司献交盗犯和赃物，该土司“抗不擒献，顽梗已极”，应派兵征剿。依照庆复等督抚之请，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于川省提标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内，派出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往征，并拨附近瞻对的西宁镇汉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颇罗鼐所属江卡番兵与德尔格土兵各一千，联络声援，巡逻侦探。四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议，决定用兵瞻对。
五月初五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第一次正式讲了处理瞻对之事的意见。他首先说明用兵的原因是，由于“瞻对土番，肆行不法，扰害地方”，雍正八年之征，办理不妥，“草率完结”，致其又故智复萌，劫掠无忌，不知法纪，所以允准督抚之请，发兵征剿，此乃不得已之举，打仗并非美事，所费钱粮亦多。紧接着，他明确提出了用兵的目的和要求。他命军机大臣传谕总督、巡抚和提督，责令他们“务期殚心筹画，调度得宜”，达到“以靖边境”的目的。如果料理不善，有损军威，或如雍正八年草率完结，留下后患，则当以庆复三人是问。［3］
五月初八日，大学士复议四川巡抚纪山所奏出征土兵恩赏之事时，奏请按雍正八年之例，对各土兵于常例赏银三两外再加二两，川省和西宁的土兵，其父母妻子，照守兵坐粮之例，每名一月给银九钱、米三斗，藏王所属江卡及德尔格土兵二千名，系就近效力，不给安家银米。雍正八年曾赐土兵每百名牛一头，每二十名给羊一只，现毋庸议给。乾隆帝谕令从厚赏赐，江卡、德尔格土兵亦照川省、西宁土兵之例，给与安家银米，各土兵亦照例赏给牛羊，使其均霑实惠，以示“鼓励戎行之意”。［4］
乾隆帝要求各将要迅速征战，多次强调“兵贵神速”之法。
六月初八日，因川抚纪山奏下瞻对土司班滚发兵阻挡官府派往晓谕的千总，他下谕指责说：兵贵神速，今尔等尚无进师之期，而土司已有兵阻挡，“善用兵者如是乎”！并令其传谕提督李质粹知道此谕。过了七天，六月十五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瞻对“土番不法”，扰害地方，不得已允准督抚发兵征剿之请，目前已发银五十万两，“用兵贵于神速”，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我兵遣发太迟，瞻对早已闻风预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现在督抚等人办理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尔等即秘密寄信，传谕该总督、巡抚、提督等臣，“务须尽心筹画，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孽，使地方长享安静之福”。如果仍象雍正八年的草率完结，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5］
乾隆帝强调兵贵神速，既是本于兵法，神速易于奏效，乘敌不备，己军突袭，犹如从天而降，便可打败对方，稳操胜算，而且也是为了节省军费。他从即位以来，“孜孜于保治之谟，不敢稍有暇逸”，“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多方筹画，细心核算和积攒，“又无兵役之耗”，故生产逐渐发展，社会日趋繁
荣，国库存银增多。就在责令川抚要“兵贵神速”的前两天，六月初六日，他下谕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6］如果征剿旷日持久，象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那样平均每年支出军费八百万两，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将遭到严重危害。而办理不妥，草率收兵，每隔一二十年又来一次征剿，人员伤亡，财力耗费，地方骚动，也是国家的大祸。所以，乾隆帝非常强调用兵神速，彻底解决问题。但他从川抚所报的消息，又看到了督抚迟钝不合机宜的情形，已经对这次战争能否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有所担心。果然，形势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征战很不顺利，结局并不理想，而这一切，又和他用人不当紧密相连。庸帅劣将严重地贻误了军机，造成了重大的后患。
二、班滚潜匿 怒杀大学士庆复
清军进攻上、下瞻对初期，形势很好。清军有汉土兵一万五千名，远远超过了瞻对土司能够率领对抗的士卒。清军装备更比瞻对优越，除枪炮远逾对方外，总督庆复还因瞻对碉楼坚固，特从云南、贵州借领靖逆炮八位，照式制造。重兵压境，使瞻对不少土目、土舍前来军营投降。上瞻对已故长官司之子肯朱（又写为康朱）听说大军来征，亲赴建昌镇总兵袁士弼营“缴印投诚”，并哭诉叔父四朗谋夺其应袭之职，“愿为官兵引路进攻”。［7］头目骚达邦等，情愿献出三寨，各带土兵，“效力引路”，助攻下瞻对。四朗之母、兄至松潘镇总兵宋宗璋营投降，宋即抚赏，并将四朗招抚入营归顺。上瞻对在清军未正式进攻前已基本上听抚降顺。这表明，瞻对己经动荡不稳，即将全面土崩瓦解，如果清军将帅指挥得当，督兵猛攻，定能很快打下下瞻对，擒获其首领班滚，做好善后工作，安定地方，交通畅行。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帅将庸劣，并未出现这样理想的结局，战事延续较长。
负责统辖三军进攻的署四川提督李质粹，于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从成都出发，二十六日抵东俄洛，会集总统、建昌镇总兵袁士弼、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夔州协副将马良柱，议定兵分三路：南路马良柱领兵自里塘前往边多，北路宋宗璋从甘孜抵阿斯，中路袁士弼出沙普隆前往日里，李质粹驻扎东俄洛调度策应。
官兵出征后，初期进展还算顺利，数日内，中路、南路攻下要卡六处，破五十余寨，北路亦打下一些碉楼。但由于道路险阻，竹林茂密，俘获瞻对人员甚少，提督李质粹和担任总统要职的中路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便畏难不前，“始而玩忽，继而捏报”，今天奏报破碉若干，过几天又称克寨数十，“歼贼无算”，捷报频传，可是始终未能抵达下瞻对土司班滚住的碉卡，更谈不上擒获首犯送京献俘了。开始，乾隆帝还信以为真，夸奖袁士弼、马良柱能督率兵丁将弁“奋勇出力”，批示说“览奏欣慰”，谕其不要“恃胜轻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迟迟收不到全胜佳音，便逐渐产生了怀疑，连续下谕督促。十二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从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总督庆复奏折后，至今未见呈报，且其奏中声称隔江险阻，须加兵夹攻，即所谓克捷，亦只系焚碉数座，杀伤“番兵”数人，“其余大率逃入箐中”，“未见有覆巢压卵之势”，看来“似难克期剿灭”。著即传谕庆复，令李质粹领兵前进，若需添兵，即派满兵数百名前去，“总以万全妥速克奏肤功为要”。［8］十二月三十日一连收到总督庆复三份呈报捷音的奏折，声称至十二月初一日，已攻克阿斯、羊雀、底朱、腊盖下寨、下密卡伦等处”，“剿杀贼番，大获全胜”。这次乾隆帝可不象当初那样“览奏欣慰”予以夸奖了，他批示说：“所奏亦不过小小抢获耳，贼未大破，安得谓之武功耶！其督令将士奋勇前进，务擒班滚，明正典刑，以靖地方。”［9］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他更在庆复的奏折上批道：“李质粹等全无调遣奋勇之志，甚辜朕恩”，“出师已逾七月，而军饷用至百万，不知李质粹等所为何事耶，宜传旨申饬之。”［10］
尽管乾隆帝形式上是在申斥李质粹等将，但很显然，他对未能及早取胜而十分恼怒，已经暗示出对总管征剿的总督庆复有不满之意。这样一来，庆复再也不能安坐省城了，急忙赶到打箭炉，并奏报总兵袁士弼“以招降为事”，虽屡报攻克多寨，而“俱不著实”，提督李质粹附合捏报，奏请将袁士弼革职留任。庆复又于二月上奏总论军营之弊说：“军营提镇，始而玩忽，继而捏报，号令不一，赏罚多不严明，兵丁病孱者不知裁退，器械朽坏者不知更换，将弁气沮，士卒离心，现在贼势益张，夹坝四出，而我兵因循株守，或言待其枪药既尽，自必困穷，或言阻其春耕，自必缺乏。……要皆揣度之词，岂可执为困贼之计。……
（奏请添兵加饷）。”乾隆帝同意其议，令即调拨兵丁酌办粮饷。［11］
庆复虽然指责李质粹等无能失职，捏报军功，但他也并不高明，仍然蹈其覆辄。要讲取胜需要的客观条件，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论军队，经过几次增派，他拥有多达二万四千名汉土兵卒的一支大军，远远超过下瞻对土司班滚的部下，枪炮弓矢之多，更不用说。特别难得的是，他是受到皇上宠信的皇亲国戚和军国重臣。庆复之家是清朝的名门贵族，其姑是孝康章皇后，乃康熙帝之母，其二姐皆是康熙帝之妻，一为孝懿仁皇后，另一是慤惠皇贵妃。其父佟国维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因系孝懿仁皇后之父，推恩，封一等公。正因为家有二皇后一贵妃，因此，雍正五年他袭一等公后，就青云直上，八年之内，历任副都统、都统、议政大臣、工部尚书、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十三年高宗即位，又授庆复为定边大将军，代替平郡王福彭，掌管北路大军。乾隆二年以后，九年之内，庆复历任署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两江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川陕总督，可以说是基本上任遍京内外军政要职，成为乾隆皇帝依赖、重用的一位宠臣。就是在战争进行了几月进展缓慢的时候，乾隆帝还将庆复升为大学士，兼川陕总督，一再下谕夸奖其办事与己“不约而同，嘉是之外，无可批谕”。［12］这样的信赖和亲密，是在此前后统军出征的将军、大臣如岳钟琪、傅尔丹、张广泗、策楞、班第等人，无法得到的。有了这样罕有的优越条件，对挥军征剿，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可是，庆复辜负了皇上的厚望，浪费了这些难得的优越条件，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乾隆帝多次下谕，催问捷期，斥责迟延，一再愤怒指出“岂有为此一隅，而虚糜数百万帑之理乎！”［13］庆复贪功畏罪，走上了李质粹、袁士弼的老路，虚报军情，捏奏战功，保证“五、六月间，务期必克”。他依仗重兵压境的条件，大力招抚，诱其降顺，冒称扑毁险要碉楼数百座，其实并未进行过大的战斗。当钦差大臣班第快要来到军营之前，他叫明正土司的土守备汪结，骗诱班滚之异母弟俄木丁等人归顺，并于十一年五月奏报捷音：四月中攻克下瞻对上司班滚的如郎寨，又于二十三日追至丫鲁寨，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男妇老幼及班滚俱被火烧死，“将贼首等全行扑灭”。［14］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将庆复、纪山交部从优议叙，提督、总兵等官将兵丁“亦行议叙”。庆复又于六月奏上处理瞻对善后事宜，包括将班滚之地分割，赐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