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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五年莎罗奔因病去世，其侄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务。郎卡呈请袭叔之职，四川总督开泰奏请准其承袭，并不需取具本土司内土舍头人及邻近土司的甘结。乾隆帝就此事于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下谕：该督如此办理，意在直截简便，且不令土司等因此通同附和，所见固是，然而不向郎卡等人明白宣谕，恐此等土舍不知怀畏，转疑开泰对郎卡有意迁就，一似徇其所请，竟不待各处甘结就允其请，“或致潜生骄纵，殊非控驭之道”，著传谕开泰、岳钟璜即行向郎卡晓谕，“谓邻近土司与尔素有嫌隙，今因承袭之事，照例取结，伊等定不乐从，今据尔恳求，竟免其展转取结，以示加惠土司之意。但袭职之后，在尔与邻境诸部既不能相协，而封疆大臣亦断不肯为尔少贷”，如此办理，“方足令其知所儆惕，于体制亦为允协”。［2］
尽管乾隆帝注意防范大金川滋生事端，但未能见效。郎卡早在叔父去世之前，已因叔年老多病，而实际上主持了土司事务。他于乾隆二十三年起兵，攻打革布什咱，并扰及小金川，将革布什咱土司四郎多博登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色刚桑）团团围困，僧格桑逃出，四朗多博登被迫携带妻室儿女投奔清政府，革布什咱地区悉为郎卡占据。二十七年，郎卡又发兵进攻党坝官寨。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年正月初，郎卡又攻占党坝土司之额碉，用炮轰击党坝格藏官寨，并攻围巴旺土司之卡卡角，烧毁寨房，杀掳人口”。［3］
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继承人索诺木势力越来越大，不断侵扰和占夺邻近弱小土司地土，如不及时加以制止，不仅各土司之间争端日多，广大地区不得安宁，而且金川辖地日益扩展，人丁日多，兵马愈强，就不会只是土司内部相斗，势必波及邻近州县，威胁川藏交通，危害川省安全。清政府对此，自然是不能坐视的。
二、“以番攻番之策”失效
乾隆皇帝弘历虽然多次下谕讲述一征金川的不必要，催促经略、大学士傅恒收兵还朝，十分高兴地接受莎罗奔的降顺，但他并未因此就置金川于度外，听其任意扩展。至迟在乾隆二十三年，他就产生了见机削平金川的想法。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四川总督开泰、提督岳钟璜呈报金川用兵之情及对策说：革布什咱土司四朗多博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从大金川兵围困中被救出来后，金川兵又回攻丹多吉地，“现在分委将弁，晓谕控制，如有必需另办之处，再行奏闻，并“分拨土练，弹压打箭炉等处地方”。［4］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于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谕军机大臣：“向来番苗自相攻击，原可不必绳以内地官法”。此次金川与革布什咱等兴兵搆怨，据该督两次奏称，原不过是因为结亲起衅，量其情形，“本与蛮触无异”，但打箭炉系通藏要道，如金川之意不专在革布什咱，“势必为边圉滋扰”，“则必须彻底办理”，开泰等当据实速奏，“候朕另行降旨”。“绰斯甲布现与小金川、沃日诸土司联络，其人众兵力不甚单弱，或传知该土目，果能自出其力，惩创金川，则所得地方人众，不妨量赏伊等以示鼓励，以番攻番之策，亦属可行。总之情形非可悬度，朕意如果番蛮自相攻扰，乃事所常有，只可将就了事。设不得不办，则亦非川省绿营所能任其事者，十三年其明验也”。该督当密行速筹二三千人数月之粮饷，奏闻请旨。［5］
被乾隆帝特委以治理金川重任的工部尚书、署四川总督阿桂，于二十九年七月上疏，奏报“前往番地体察各酋情形”，建议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乾隆帝赞同此计，于八月十四日谕军机大臣：“（阿桂）所见颇悉番酋情状，看来以番攻番，自是乘机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齐心协剿，其势实有可图”。著阿桂以“钦差、总督之意，明谕九土司：郎卡反复狡诈，为众土司之害”，天朝不会复庇“众人之蠹”，“尔土司等集众往攻，原为自除己害起见，钦差及总督控制边隅，不惟不为禁制，且有应行奖励之处，亦决不为之靳惜。尔土司等能殄灭此酋，所有金川之地，就各番寨所近，即令分析，画界管理”。如此开导，各土司既可剪灭仇敌，又得增开疆土，“自必倍加踊跃，其事尤属易成，而于内地不动声色镇靖边番之道，亦深有裨益”。阿桂等即仔细计议，相机妥办。［6］
阿桂与新任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遵照皇上谕旨，反复筹画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之策，并于二十九年九月初联名上折，呈述九土司情形及有关措施。阿桂等奏：“郎卡所恃，不过地险碉坚，然合计众土司之力，较金川多至数倍，若果奋力攻击，必可成功，是以番攻番，实为镇静办理之善策”。九土司内，巴旺、革布什咱地小兵单，只可藉以牵制一面。沃日不与金川接壤，又兵少力弱。杂谷之梭磨、松冈、卓克基三部，地势隔绝，与金川只有一路相当，颇难进攻。党坝本系杂谷土舍，于乾隆二十四年始分设土司，地小力微，逼近金川，屡被金川欺凌，难以自立。“惟绰斯甲布番部，其地势兵力堪称金酋劲敌，且与金川连界之处甚多，进攻颇易”。如果绰斯甲布与党坝各自努力，加上小金川人丁，“则金酋小丑实有可图”。但进攻必须持之以久，方可使金川疲惫，必须对九土司酌予赏恤，“以鼓其奋往”，拟运官茶于打箭炉、松潘两处变卖，“所获余息，暂为夷务赏项之费”，于明岁各部土兵进攻金川时，“量给口食之费，并照现定赏格，或割获首级耳记，及阵亡带伤者，均予赏恤”。如此，“庶各部番兵，可期得力，数年可望成功”。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同意其议。［7］
过了两个多月，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奏报九土司进攻金川情形说：遵旨指示机宜，“令臣等会给九土司谕稿，委员分发”。今据各委员察称：亲抵各土司，“传示檄谕，且驾驭鼓励，量为稿赏，该土司、土舍、头目人等俱感激踊跃，或奋欲剿掠，以冀复仇，或亟图攻取，思除后患”。各委员目睹小金川、党坝、三杂谷、绰斯甲布等土司，派拨头人土兵，分路进赴金川地，明击暗攻，并将攻劫抢掠情形，禀报前来。现已飞饬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等土司，各于要隘添兵防守，设伏巡警，如有金川兵到，即奋力剿杀。［8］
第二月，乾隆三十年正月初，阿尔泰等又奏：“绰斯甲布等九土司会攻金川，节次得胜，宜乘机鼓励”，现筹办银一万两，以备赏用。乾隆帝批示：“如所议行。”［9］
虽然皇上、饮差大臣、总督、提督都把制服大金川的希望寄托于九土司，九土司也一再表示要出力效劳，但九土司中，弱者居多，且大都与金川沾亲带故，心力不齐，故持续数年，无甚实效。郎卡于三十年十二月发兵攻打党坝、巴旺二土司，烧毁寨房，击杀人丁，掠夺人口，使九土司“惊惶失措”，合攻之策难以继续进行。乾隆帝得悉此情后，于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下谕，再次强调执行“以蛮攻蛮”之策。他说：金川攻占党坝额碉、巴旺卡卡，抢奋碉卡，“该处土司未免惊惶失措”。金川虽在诸土司中稍为强横，若九土司果能齐心协力，联络声援，不难夺卡进攻，“捣其巢穴，自属以蛮攻蛮之善策”。“但恐土司等因连次挫衄，心存畏沮，遂尔闻风辄怖，裹足不前，致金蛮益得肆其猖獗，究于番地有碍”。著该总督、提督详察机宜，“或于攻剿之时，量增赏恤以励其心，或于驻防处所，酌助军声以壮其气，俾土司兵目有所恃而不恐，立效自当较易”。阿尔泰、岳钟璜遵旨回奏：各土司中，松冈、梭磨、卓克基、沃日距金川远，革布什咱兵少，只可随众攻守。“绰斯甲布、小金川地势兵力堪与金川为敌，因郎卡未大挫衄，观望不前”，党坝、巴旺贫懦，人丁甚少，且金川据险下攻则易，党坝、巴旺仰攻则难，现拟派土练兵分赴党坝、巴旺，助其军声，量增赏恤，并谕绰斯甲布、小金川等土司，“进攻获胜，不但可分其地，兼除伊等子孙之害。总使金蛮分头抵御，党坝、巴旺即可乘虚而入”。［10］
皇上圣旨，固然可以震惊臣僚，但金川并不因此而罢干戈，九土司也未转为协力进剿，“以番攻番”之术不灵。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乾隆帝为此事再谕军机大臣：“九土司会攻金蛮一事，相持已将数载，尚无就绪”。兹询岳钟璜，亦无善策，惟奏称党坝力弱兵单，难以抵御金川，沃日等土司“大率意存观望，不为策应”，“绰斯甲布又与金酋迹涉姻党，不无首鼠两端。看来土司等性多狡猾，以蛮攻蛮之计，似难责效”。岳钟璜等并称如金川悔罪，退出额碉，恳请施恩宽有金川，等语。“所奏未得此事要领”。著传谕九土司齐心奋力进剿，如九土司畏缩不前，被金川占据，则当特发大兵，捣平金川，并将九土司地方“概行收取，改土归流，以永靖蛮服”。［11］
尽管乾隆帝多次下谕指授办理金川要领，督促实行“以蛮攻蛮”之策，但九土司并不齐心，合攻之法无效。眼见此情，四川总督阿尔泰不仅没有找出症结之所在，练兵备粮，勇于进取，反而因循苟且，企图招抚金川，草率了结。阿尔泰与提督岳钟璜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上奏说：奉旨出口查办郎卡之事，于八月二十八日起程，行抵杂谷脑口外，郎卡差大头人当噶尔拉等来迎，禀称愿退还占地碉卡，恳求赏给新印，赏还自藏返川的七名金川喇嘛，允许郎卡与绰斯甲布联姻。臣等当亲至其地，“示以咸稜，晓以利害，如果感悔输诚”，即饬委员督令郎卡退还各处碉卡，划清界址，各安住牧。郎卡既与各土司同听约束，可以允许其差人赴省贸易，给予自藏返川的七名喇嘛，明春发给金川土司印信。乾隆帝览折后，下谕斥责阿尔泰“有将就了事之意”。［12］
阿尔泰、岳钟璜没有接到帝旨，继续前行，到达金川康八达，“郎卡率领土舍头人，环跪叩首，畏罪输诚，情愿将所占额碉山梁并先后所抢各土司人口退还，各安住牧，不敢再出滋扰”。阿尔泰、岳钟璜当即面许其承袭新印，及给还喇嘛人口，“验办完毕”。不久，阿尔泰又从郎卡之请，允许郎卡以女配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13］
阿尔泰这样办理，是十分错误的，使金川与九土司之间的关系及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尽管九土司不能齐心协力进攻大金川，但总还算是与其保持着敌对的关系，还不时出兵向其进攻，可是，从阿尔泰这祥办理以后，九土司之间松懈的联合，便完全瓦解了，不敢再与大金川相抗，而且小金川也自九土司中分离出来，与大金川合谋共事，从而使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子索诺木等更加放手兼并邻地扩大势力，屡生衅端。魏源在《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就此评论说：“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坝（即党坝）皆弹丸，非金川敌，其明正、瓦寺亦形势阻隔，其兵力堪敌金川而地相偪者，莫如绰斯甲布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与，反听释仇结约，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三、钦派官兵征剿两金川
四川总督阿尔泰虽然反复推敲，精心编造，巧饰言辞，将苟且招抚大金川之事蒙混上奏，也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但乾隆帝在批允之时，已看出此举欠妥，将贻后患，可是由于正在用兵缅甸，难以分身，而“以番攻番”之策又无效果，故不得不姑从其请。尽管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下，乾隆帝仍然对阿尔泰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在批准阿尔泰之奏的谕中讲道：阿尔泰、岳钟璜办理郎卡之折，“未免存将就了事之见。金酋与众土司互相仇杀，并未干犯内地，原无庸声罪致讨，且其事亦不值一办，特因九土司各怀观望，不能齐心并力，共剿金酋，则以蛮攻蛮之策，难以复行，是以谕令该督提等亲赴该处，明白晓谕各土司，俾其咸知鼓励，合群力以自相捍御，使金蛮不敢侵扰邻封，如土司等游移两端，致为金蛮蚕食，或潜相党附，则并土司之地收剿之，改土归流，永靖边徼”。乃阿尔泰竟允许其领取承袭新印，予以了结。“既已允其所恳，自不便复有改移，此时亦只可将错就错，以完此案矣。但该督提如此办理，究未妥善，不知蛮性反复靡常，现在姑为此乞恩倖免之计，果能保其永远不复更滋事端耶？”“此奏姑从所请办理，但该督提等迁就苟安，实未能体朕原谕大旨”。［14］当他在三个月后看到阿尔泰奏称允准郎卡以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