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郡王猛峨的第三子，初封奉国将军，后任都统、平逆将军，摄抚远大将军事。他率军进入西藏，赶走了准部士卒，立下大功，康熙帝盛赞其功，下诏说：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勇略可嘉”，封辅国公。对于这个有功于国、同一曾祖的弟兄，世宗因其与允禩、允禵相好，而定上二十条罪状，其中包括进藏之过数条，革职削爵拘禁，削宗籍。苏努的高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乃广略贝勒褚英的曾孙，初袭父杠努文镇国公爵，后晋贝勒，亦因附随允禩被革爵黜宗室。二人的子孙俱连坐黜宗籍。乾隆帝命恢复他们子孙的宗籍，赏给红带子，收入玉牒。［8］
乾隆帝又宽待父皇所定年羹尧一案的株连人员。年羹尧原受世宗特宠，任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封一等公，在康熙末年进军西藏、尤其是雍正元年、二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对雍正帝的继位为帝和钳制皇十四弟允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一个有功于国，更有功于雍正帝的朝廷重臣，也被世宗定上九十二条罪状，革职削爵赐死籍没，其幕客邱鲁、汪景祺亦处死，亲属给宁古塔披甲为奴，并以冒滥军功为辞，将一批立功于西藏、青海的文武官员革去职衔。乾隆帝命吏部、兵部复查，将革职官员中的“才具可用”之人，保送吏部兵部，酌量录用，将汪景祺的兄弟及侄子从宁古塔放回，其族人牵连监禁者，悉予宽宥。
乾隆帝对皇父晚年崇信佛道、迷信祥瑞等错误做法，也予以纠正。雍正帝信奉佛教，年轻时就令人代他出家为“替僧”。他自比“和尚”、“野僧”，自命为“释主”（佛教教主），号称破尘居士、园明居士。他与章嘉胡土克图、迦陵性音等高僧交往密切，论说佛法，还曾于雍正十一年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收了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觉鸿、妙正真人娄近垣、与皇子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等八俗五僧一道共十四人为门徒。他把道士贾士芳、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养在宫苑，修炼丹药，医治疾病。不少僧道利用皇上宠幸，横行于地方，招摇生事。乾隆帝一即位，就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良风尚。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即世宗去世后的第二天，弘历就命都统莽鹄立传谕，将张太虚等道士驱回原籍，斥责他们“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并严厉警告他们今后要安分守法，不得“在外招摇煽惑”，否则，必严行拘拿审问，立即正法。［9］九月初六日，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下谕指责不肖僧徒“借佛祖儿孙之名，以为取利邀名之具，好诈盗伪，无所不为”，令礼部传旨，谕告曾在内廷行走的僧人，不得“招摇不法”，不得夸耀世宗时所受恩遇和教诲，违则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10］过了半个月，他宣布实行度牒制，裁汰僧道。他下谕说：“近日缁流太杂，品类混淆”，各省僧徒“真心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佛法日衰，因此颁发度牒，情愿出家之人，必须领有度牒，才能“披剃”。不久，又降旨取缔“房头应付僧”与“火居道士”。后又规定，领到度牒之僧，每人只准收生徒一名。直到乾隆四年，因各省领牒者达三十余万，合师徒计六十余万人，又再次谕告各省总督巡抚，命他们体会皇上“渐次裁减”僧道之意，设法使僧道日渐减少。［11］
雍正帝酷爱讲求祥瑞，臣僚迎合帝意，频繁奏报嘉禾、瑞麟等吉祥景象，诸如一茎十五穗，万蚕同织瑞茧一幅，牛产毓麒麟，凤凰出现，甘露普降，五星联珠，黄河水清，五色卿云，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名目繁多，祯祥万千，用以表明大清天下是一派升平吉祥景象。乾隆帝十分厌恶这种自欺欺人的拙劣做法，一即位就谕示总理事务王火臣，令其传谕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官等，今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12］
雍正帝为了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特创老农制，责令州县官每年或三年在每乡择选一二个勤劳朴实没有过失的老农，赐予八品顶带，“以劝民稼穑”，豪猾好民乘机贿嘱钻营，谋充此位，大耍威风，甚至有的自称“左堂”，传呼农民，横行乡里，乾隆帝批准了云南巡抚张允随的建议，取消了这一制度。同时，还废除了“钱粮总吏”、“提牢典吏”，使他们不能借此科索民财侵没官赋欺压狱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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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4，页3。
［2］《清高宗实录》卷14，页21。
［3］《清高宗实录》卷4，页30，卷14，页22。
［4］《清高宗实录》卷4，页37，卷7，页19，卷23，页16。
［5］《清高宗实录》卷23，页16…21；《清史稿》卷294《王士俊传》、卷303《史贻直传》。
［6］《清圣祖实录》卷234，页23、24，卷235，页2、5、18…28。
［7］《清高宗实录》卷5，页31，卷41，页14。
［8］《清圣祖实录》卷289，页16；《清世宗实录》卷64，页8…11。
［9］《清高宗实录》卷1，页19…21。
［10］《清高宗实录》卷2，页18。
［11］《清高宗实录》卷3，页19，卷6，页9，卷94，页4。
［12］《清高宗实录》卷2，页44。
［13］《清高宗实录》卷22，页25。
征剿黔苗 坚持改土归流
第三节 征剿黔苗 坚持改土归流
一、古州苗变 黔省大震
乾隆皇帝弘历于宣读父皇令其继位的遗诏后的第三天，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下谕旨，谕告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等总理事务王大臣，将黔省苗疆用兵，作为目前两项最重要的、“紧急之事”之一。不久，他更进一步指出：“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1］新君即位，日理万机，军国大事何止数十件数百件，为什么要把用兵于贵州苗疆列为第一要务？为什么要征讨苗疆？这一战争属于什么性质？它有何重大影响？要解释这一系列疑问，还得从半年以前贵州省古州等地苗民起兵谈起，而且还要涉及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
雍正帝顺应时代潮流，委任鄂尔泰、张广泅、哈元生等官将，统领大军，剿抚兼用，坚决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裁汰了大批苗族土司、土官、土目，在苗区设立了长寨厅、归化厅、八寨厅、丹江厅、都江厅、台拱厅、清江厅、古州等厅州县，任命满汉官员辖治，管理苗、汉人民，一般将这些改土归流的地区称“苗疆”或“新疆”。苗疆地域广阔，“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世宗大喜，厚赏有功人员，鄂尔泰由云南巡抚升任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拜保和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封一等伯；张广泗由知府升按察使，再晋贵州巡抚，又擢湖广总督；哈元生从一个小小的守备升至总兵官，任贵州提督，并因入觐至京，蒙帝特恩，授军机大臣。
正当清廷庆贺殊勋，有功官将青云直上兴高采烈之时，忽然贵州烽烟大起，紧急警报直奏皇城。由于许多土司不愿放弃祖传特权，兼之新任官员料理不善，甚至作威作福鱼肉苗民，因此不少地区发生变乱。雍正十二年七月，苗人老包到处宣传“苗王”出现。十三年二月，以官吏“征粮不善”，古州所属八妹、高表等寨苗人首先起兵，台拱、清江各寨苗民“同声响应”，攻打官兵营房，一时众达二万之多，事态迅速扩大。
清廷对苗民起兵采取的措施极不得力，犯了不少严重错误。首先是起事之前地方官员麻痹大意，兵力部署欠妥。贵州省有绿营兵三万余名，而一些“紧要州县”，却只有几十名兵丁。象台拱厅，原系“九股生苗”地区，雍正十年刚设营驻兵，派参将一员，统兵一千驻戍，此地上下九股数百苗寨便起来反抗，围困兵营，贵州提督哈元生领军六路合击，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平定下去，斩杀和俘获苗人数千。邻近这样易生事端的“九股生苗”之地的黄平州与青溪县，却分别只有兵丁三四十名，不仅不能外出作战，“即看守城池，亦甚不足”，一遇变乱，自然轻易失守。
其次，苗变之后，省府州县文武官员庸碌无能，或如在梦乡毫不知觉，或无力应变，剿抚不力。古州文武官员，“不能善为弹压，一闻聚集之信，不即迅速擒拿”，以至苗民“渐至附合勾结”，声势日大。总兵韩勋拥兵三千，于王岭击败苗民时，“不即行追捕”，“致令蔓延”。都匀府属清平县知县邱仲坦，当苗民围攻凯里时，严谕民人不得逃避，自己却见“贼势凶横”，而退回县城，待苗民攻下凯里转攻清平时，他又“不能巡查防守”，以致一些苗人“入城放火”，狱中犯人乘机全部逃走。平越县知县杨兴道，对提督统兵征剿所需“一切军装粮运”，不认真备办供应，只是一味“饰词推诿，阻滞不前”。平越府知府朱东启见苗民起事，“畏惧苗疆”，借称患病，谓求回乡调理，以避苗乱。贵州巡抚元展成，“平时经理粗邸保纭霸谒沃纭保悦缡虏患幼⒁猓弧跋仁略し馈保嗖簧献啵绫渲保坝指疵Ｎ蘧醪臁！保�2］这样一群笨宦劣员怯官懦将，怎能制止成千苗寨的变乱。
再次，雍正帝用人不当指挥欠妥，领兵人员各持己见，互柑攻讦，钦差大臣“行事乖张”。苗变一起，清帝便调兵遣将征剿，授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以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不久又派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钦差大臣，命副都御史德希寿协助。雍正帝还特命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户部尚书庆复，礼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张照和宪德、工部尚书徐本等，“俱办理苗疆事务”。除贵州本省官兵外，又调广东、广西兵八千，湖南、湖北兵五千，还有四川、云南兵，合计三万余名。雍正帝还命从直隶保定、热河、浙江及湖广西征准部回来的兵丁，抽调五千，前往接近苗疆的湖南，以备应用。大军数万，六省会剿，皇上亲处苗事，钦差大臣坐镇，扬威将军率部冲杀，本来是应当很快平定毫无训练的苗人的，但是，局势恰恰相反，官兵迟迟不能奏效。亲聆御旨的钦差大臣张照，“举动乖张，妄行调遣”，“办理失宜”，偏袒副将军董芳，“专主招抚”，对董所办之事，“极口赞扬”，于哈元生则“痛加丑诋”。巡抚元展成误认为“熟苗必不致反”，哈元生又因过去屡败苗民而骄傲地认为“苗人不难扑灭”，董芳则手握重兵，困守八弓，“仅以招抚为可了事”，哈、董二人互不相下，各自为战。这种局面的出现及其迟迟不能纠正，根源在于雍正帝的决策出了差错。他任命张照为“抚定苗疆”的钦差大臣，就是一大失误。张照并不是低能之人，而是才华出众的大文豪，“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他精明能干，久任刑部侍郎、尚书，颇有建树，但对用兵却并不内行。雍正帝之错在于用非其长，不该用只长于治学理政之人去统率全军指挥征战，更不该对张照这样意气用事因私废公之人委以重任。号称洞察秋毫连大臣在家打牌都能侦悉的雍正皇帝，竟不能了解张照之右董左哈，同意了张照的建议，将大兵一分为二，身为主帅的扬威将军哈元生仅辖滇、黔军，只管施秉以上地区，而为哈之副手的董芳却统率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省之兵，征剿施秉以下地区。在张照的偏袒下，董芳、哈元生之间，文稿往来频繁辩论，专注于划分双方之间的辖地，不致力于征剿，严重地贻误了军机。［3］
最后，官兵军纪松弛，杀良冒功，是造成征剿不力的重要因素。清军所至，烧杀掳掠、“概将空寨焚毁，甚至将已抚之苗出寨当夫者，辄行诛戮”。象八寨协副将冯茂，设下奸计，巧言欺骗，诱杀降苗六百余人及头目兰十余名。官军的滥施屠杀，激起苗民极大愤怒，幸免于死逃脱之人，“播告徒党，诅盟益坚，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因而“蔓延不可招抚”。［4］
由于这些原因，从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古州各苗寨起事，到八月二十三日世宗去世为止，尽管有六省三四万官兵征剿，苗乱却一直延续，而且苗兵还接连攻下黄平、清平、余庆、青溪等州县，围困柳罗、丹江等兵营，“焚掠及镇远、思州，”汉民纷纷逃往湖南等邻近省份，清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驿路四隔”，省城为之戒严，黔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