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接应众兵，“我兵乃得蜂拥而进”。敌兵于晚间，复来夺栅，“我兵奋力击杀”，战到二更时刻，“所有埋伏贼人，及他处防守各匪，俱弃寨奔逸”，“地方俱已廓清”，计杀缅兵二千余人。［4］明瑞英勇督战，“身先陷阵”，右眼遭敌枪击伤，“几殒”，“犹指挥不少挫”。［5］
乾隆帝于三十三年正月初二日看到明瑞的奏折，非常高兴，下谕嘉奖说：据明瑞奏报，官兵已过蛮结，连破敌垒十六座，杀敌二千余人，缅兵逃逸。“明瑞秉性纯诚，才优干济”，前在西陲之役，“每身先士卒，效绩宣猷”，今经理缅甸军务以来，办理军营诸务，“均能悉心筹画，动合机宜”。近自木邦整队深入，于臼小统众毁栅，又在蛮结亲冒矢石，摧坚陷阵，目受枪伤，犹鼓勇直前，“克扬我武”，“朕心深为嘉慰”，著授明瑞一等诚嘉毅勇公，赏给黄带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原有之承恩公爵，命其弟奎林承袭。他又大赏有功人员，赏扎拉丰阿都统衔，赏乌三泰等五人副都统衔，赏王连戴花翎和成额巴图鲁称号，授为游击，本进忠等分赏巴图鲁、授蓝翎侍卫，并发给赏银。
可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下谕奖赏将弁、“伫闻”“直捣贼巢”捷音的时候，明瑞将军已一步一步走上败亡的道路。原来，当清军于十二月初二击败缅兵后，领队大臣扎拉丰阿、观音保等人，均劝将军乘胜退兵至木邦，“整旅再进”，因为清军也有重大伤亡。明瑞不从，欲直抵阿瓦。观音保谏阻说：“我兵出师时已失军装，今军器日见其少，粮饷不足，恐难深入以受其给。”明瑞十分恼怒地质间说：“汝气馁否，非丈夫也。”观音保傲然回答说：“若非满洲丈夫，吾侪共将军死可也。”于是，清军复前进，行至隔弄山，接近天生桥渡口。此处系著名险隘，从前贵家首领宫里雁曾派数百名兵士坚守此地，缅兵数万均不能通过。明瑞遣兵侦视，据称，天生桥乃隔弄山中断之处，下有河一道，“其势险急”，两岸石峰，高出二三里，峰上盘曲小径，“只容一人行走”。其桥系天生一片大石，缅人已将两旁旧有帮植大木俱行砍毁，不但乘骑不能过渡，步行也难。明瑞乃派达兴阿带兵二千名，留在大路，佯装夺取渡口之势，自己却督军从间道绕至天生桥上游，于十二月初十日，“乘雾径渡”，先将山梁占据。缅兵见状，即撤赴宋赛。明瑞于十二月十三日至宋赛，不久行至象孔，离阿瓦不远，沿途皆未遇到缅兵。这时，向导无人，道路迷失，粮食短缺，“夷境益峭险，马乏草，牛踣途，贼烧积贮，空村落，无粮可掠”，行军上千里，水土不服，病亡日多，人疲马乏，而北路额勒登额之军又无消息。明瑞集诸将商议，众将鉴于前次之争，“莫敢有言退者”。明瑞念粮既断，“势不能复进”，无法到达阿瓦，又虑及额勒登额之军若由猛密先入，则将军退兵按法当诛，听说猛笼有粮，且地近猛密，可得北路军消息，与其会合，于是决定就粮于猛笼。
缅军侦知清军不攻阿瓦，又从俘获病卒口中得知军中粮尽，便紧追清兵，于是，“无日不战”。明瑞与哈国兴、观音保等更番殿后，进至猛笼，果然获粮二万余石，“军士赖以济”，时近岁暮，于其地过年，驻兵七日始行，每人带粮数升，因未获北路军讯，议定取道大山土司，转至木邦归回。
缅军一面尾追明瑞之军不止，一面进攻锡箔、木邦，以断明瑞后路。三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缅军攻占锡箔，初八日进围木邦，十八日打破清兵营盘，清参赞大臣珠鲁讷自尽，数千名绿旗兵或死或逃，革职同知陈元震早已携带参赞印信逃窜，专管支放粮食的大理府知府郭鹏冲亦已潜逃，杨重英被俘。在此之前，清北路军统领额勒登额和谭五格，带兵九千，因进攻老官屯受阻，撤至旱塔，离木邦不远，云南巡抚鄂宁七次檄令其救援木邦，额勒登额等竟拥兵不救，反退入内土司地区。
打下木邦的缅军回追明端，与前尾追清兵之缅军会合，众达数万。缅军紧逼，起初，还距清兵营十余里扎营，及至邻近大山土司的蛮化时，知清军饥疲，当清军于山岭立营时，缅军即扎寨于山半。明瑞告诉众将说：“贼轻我甚矣，若不决一死战，益将肆毒于我，无噍类矣。”因其已熟悉清军号令，每日早晨三次吹螺后即出发，缅兵亦起而尾追，明瑞遂密遣兵士尽伏于箐中，然后吹螺三遍，缅军以清兵已行，“争蚁附而上”，明瑞一声令下，清军“万众突出，枪炮声如雷”，缅军出于意外，“遽不及战”，急忙撤退，伤亡四千余人，从此每夜屯营于二十余里以外，不敢近屯。
乾隆帝对明瑞的乘胜统军深入，既感到高兴，又有些担心，怕其有失，就在三十二年正月初二奖赏蛮结大捷有功人员的当日，他便谕令坐守旱塔的北路统帅参赞大臣额勒登额，立即“舍老官屯”不攻，“带兵探听明瑞一路，接应前进”，“与明瑞合军会同进剿”。过了六天，正月初八日，他得知明瑞已至宋赛离阿瓦不远时，谕军机大臣传谕明瑞，在宋赛等处择一适当地点，“联络结营，再筹兵饷”。此谕刚下，同日收到驻守木邦的参赞大臣珠鲁讷的奏折，言及缅兵远遁，明瑞在宋赛等待额勒登额之兵，他立即再谕额勒登额报告何时由旱塔起程，前往接应，现已到达何地？并严厉警告其人说：“若再观望周章，不以接应明瑞大军为事，伊试自思，能当此重咎乎？”［6］第二天，正月十九日，鄂宁奏锡箔为缅军夺占，因该处为将军明瑞文报往来之路，“急须克日夺回”，已札商额勒登额，让其分兵数千，“星即接应木邦”，并飞咨贵州调兵二千名备用。乾隆帝同意其议，并谕军机大臣：“此时惟以妥协办理，速得明瑞大军消息为最。”［7］
正月二十六日，因鄂宁奏明瑞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带兵往猛密去，乾隆帝甚为忧虑，即谕军机大臣：“明瑞悬军深入，接应最为紧要”，谭五格在旱塔，距猛密近，令谭派巴图鲁侍卫数员，领勇锐兵丁数百名，“间道往猛密一带，迅速接应”。［8］此谕才下，警报又来，就在这一天，鄂宁奏革职同知陈元震、知府郭鹏冲从木邦溃逃。乾隆帝大怒，令将二人拿问，凌迟处死，查封其任所赀财，并于当日下谕，解马一万匹赴滇，调北京满兵六千、索伦兵一千备用。过了几天，鄂宁奏称七次檄调额勒登额往救木邦，皆不应援，致木邦失陷。乾隆帝异常恼怒，谕将额勒登额及谭五格革职拿解来京治罪，并派协办大学士、公阿里衮为参赞大臣，调吉林兵一千名、福建水师三千名备用，又遣荆州满兵二千五百名、成都满兵一千五百名“迅往永昌”。他并传谕明瑞撤退，“整兵冲出”。［9］然而，远水难救近火，正当他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广调兵马往援的时候，清军已经惨败。
明瑞于蛮化驻五日，遭缅军扼于前方，攻不能拔，幸好有一波龙人导引间道，始绕过缅兵，至波龙老厂，当日之数万厂丁，己因宫里雁被清处斩和遭缅兵冲杀，而散亡殆尽。二月初七日明瑞行至猛腊，缅兵四五万挡住去路，无法前进。明瑞于山顶扎营七座，缅兵四面包围。此时额勒登额因迭奉严谕和巡抚鄂宁飞檄，已进驻宛顶，离明瑞仅二百余里，却按兵不动，不往救援。明瑞率领弹尽粮空的伤疲清兵拼命厮杀，坚持到二月初十日，明瑞命令全军乘夜向缅兵冲击，突围至宛顶，自率诸领队大臣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领亲兵数百断后，“及晨，血战万贼中，无不以一当百。”不久，扎拉丰阿阵亡，巴图鲁侍卫皆散，观音保自尽。明瑞身负数伤，竭力疾行二十余里，至小猛育，“气仅属”，乃从容下马，手截辫发，授家人使归报，自缢于树下，家人以木叶掩其尸而去。由于明瑞等人的舍身死战，掩护了突围兵士，总兵哈国兴、长清及副、参、游、守、满汉兵丁甚多，突出重围，于二月十三日抵达宛顶。乾隆帝发动的第二次征缅战争，就这样以清军惨败而结束。
三、皇上决策谬误 将军明瑞被迫自缢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清兵部尚书、云南总督、将军、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败死于缅甸小猛育。人们不禁要问，明瑞之死，原因为何？是明瑞不谙用兵？还是其胆怯畏敌，看来都不是。从兰十二年九月到三十三年正月的征战实情看，明瑞可谓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善驭士兵的大将。他仅带领满兵两千和柔弱绿旗兵九千余名，合共一万二千人，却能转战敌区数千里，迎战数倍于己的缅军，一胜于蛮结，再捷于蛮化，巧过天生桥，勇猛击强敌。原礼亲王昭梿盛赞其英勇征战说：
“计自章子坝与贼接战，贼日增，我兵日少，孤军无援，转战五六十日，未尝一败。明瑞晨起即躬自督战，且战且撤，及归营率以昏时，勺水犹未入口。粮久绝，仅啖牛炙一脔，犹与亲随之战土共之。所将皆饥疲残创之余，明瑞体恤备至，有伤病者，令土练舁以行，不忍弃，故虽极困惫，无一人有怨志。……方军势日蹙，斗愈力，尝谓诸将曰：贼已知我力竭，然必决死战者，正欲贼知我国家威令严明，将士用命，虽穷蹙至此，无一人不尽力，则贼知所畏，而后来者易于接办。此其谋国之深猷，尤非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语矣。”［10］
著名史学家、军机章京、翰林院编修赵翼，亦作了类似的评述。他写道：
“方明将军之自缅退师也，贼随处可调兵，而我无后、继，贼随处可取粮，而我无续运，贼以一象驮一炮，而我则兵械火具日少一日。当战苦时，枪炮声如百万爆竹同时进裂，对面不闻人语也。然六十余日未尝一败，其中又有蛮化之大捷。”［11］
由此可见，不能把清军之失败，归咎于明瑞个人的无能。《啸亭杂录》、《圣武记》和《清史稿》。皆着重强调北路主将额勒登额不援明瑞，使其孤军苦战败于缅甸。乾隆帝亦有这样的看法。他于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下谕讲述此事时说：
“将军、公明瑞自蛮结大破贼兵之后，进至宋赛，因前路并无贼匪踪迹，而额勒登领等又不能从猛密取道会兵同进，遂由猛弄（笼）一路，破垒因粮，屡有斩获。继复由大山移驻小猛育，数日间攻击贼营，连次取胜。此时若领勒登领领兵由外进援，腹背夹攻，贼众何难靡溃。讵领勒登领始于旱塔逗留，老师挫锐，迨退回虎踞关，又因贼众尾至猛卯一路，转避贼绕从内地，由小陇川等处，纡缓而行，以数日可达之程，迟至二十余日，方抵宛顶。经鄂宁屡檄促援，一切置之不问，致老官屯贼众转得并力拒我大军，是领勒登领丧尽天良，有心贻误，其罪可胜诛乎！”［12］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太确切，又不深刻。诚然，额勒登额领有满兵约一千和绿旗兵七千余人，如往接应，是会增加明瑞的士卒，但是，一则数量毕竟有限，两军相会，也不过只有二万人，缅军却有四五万，并且“随处可调兵”，清军在数量上显然处于劣势，很难作到象乾隆帝所说“腹背夹攻，贼众何难靡溃”。再则，额勒登额并不是不知道拒援的严重后果，开始他也并非不想前进，可是，老官屯之战，使他吃了苦头。当时他随其兄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率北路军，于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到达老官屯，缅兵坚守，清军屡攻不克，“久屯于坚栅之下，人亦多疾病，额尔景额幽恚以死”，帝才命额勒登额代为参赞大巨统北路军。额勒登额既为缅兵所阻，又惧强敌袭杀，故尽管皇上严谕催督巡抚屡檄鞭策，明瑞之军危在旦夕，他仍然逗留不前，迟缓行进。三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率军到虎踞关，十九日才出关至遮坎，停七日，二十七日由大陇川复回蛮笼，“因连奉谕旨”，始于二月初四日赴宛顶，“到处停留延缓”，“其实自入虎踞关后，沿途未遇一贼。”［13］象这样的懦夫，即使与明瑞会合，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怎能打败缅军。诚然，设若北路军能边进边战，冲破缅军层层障碍，抵达猛腊，接应明瑞，也许明瑞部队不会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人员伤亡会少一些，但绝对不能扭败为胜征服缅甸。
乾隆帝可能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在另外的场合，把这次失败归咎于自己的轻敌。早在三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云南巡抚鄂宁呈述木邦被围、军情吃紧，无兵派援情形时，便奏称：“臣前与将军明瑞熟商，大兵前进，直捣巢穴，贼匪自顾不暇，必不能旁及，是以将可用之兵，明瑞尽行带去”，仅留一千数百名于杉木笼等处防御，永昌亦只留数百，以运军粮，而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