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傅尔丹子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据拿获的准部兵士（实为谍者）塔苏尔海丹巴供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派兵三万来攻北路军营，大队尚未到达，前队只有一千余人和驼马二万，在博克托岭。傅尔丹信以为真，欲乘其不备，“速迎掩杀”，便拣选兵丁万名，分为三队，于六月初九日出发，轻装进袭。噶尔丹策零伏兵二万于山谷之中，以少数兵士、牲畜引诱，伪败而逃，傅尔丹中计，冒昧前往，堕入伏中，大败于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里）。这一仗清军伤亡惨重，生还至科布多者仅二千人，副将军、辅国公巴赛，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弼纳，一等公、前锋统领、参赞大臣达福，以及参赞大臣马尔萨、素图等阵亡，参赞大臣觉罗海兰、定寿和侍郎永国等自杀，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第一次大惨败。
和通泊之败，不仅对雍正末年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后的新君坚定了与准噶尔议和的决心，因为他和父皇世宗一样，不得不认真探讨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从中记取必要的教训，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败，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对清朝与准部双方的形势和力量的对比，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准噶尔，实现圣祖未遂之愿。从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与蒋廷锡及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小心慎密”经办“军需一应事宜”，筹集了大量器械、粮米和牲畜，运往前线。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尔丹为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领西路军，下谕讲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状，强调指出若不将其“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2］
雍正帝认为此战必能取胜，必能征服“准噶尔弹丸之地”，因为各方面的条件皆已俱备，“天时人事，机缘辐揍，时不可迟，机不可缓”，若“天与不取”，必将有误。岳钟琪特上“王师之十胜”奏疏，认为噶尔丹策零是“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大军进征，有“十胜”的根据。这十胜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日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大学士张廷玉等奏称“皇上天兵驯熟精锐，所向无敌”。［3］满朝一片预庆必胜的热烈气氛，好象准部真的是指日可下了。不料，这些估计，完全错误，准部不仅依然屹立子西北，而且还打了胜仗，清军却遭受了七十余年未有的大败。
清军之败，固然有其客观因素，此时的准部，上下团结，兵马强壮，将帅善战，指挥正确，兼之他们在本部作战，以逸待劳，熟悉地形，易于埋伏，而清兵是长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合，疲惫不堪，供应困难，在地利上处于不利的境遇。但是，为什么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能大败无敌于世的准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为什么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准部，吓得噶尔丹率部仓皇逃遁，被清抚远大将军、一等伯费扬古大败于昭莫多，连其妻阿奴可敦也死于八旗兵丁刀下，显然清军之败于和通泊，主要决定于清朝本身的因素。首先是雍正帝决策有误，任人不当。这位精明过人的专制君主，虽长于治政，却不谙用兵。他因雍正元年顺利、迅速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叛而骄傲自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错误地贬低了准部的实力，轻率决定进征准部。他任用的两员大帅，皆非帅才。统率西路大兵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本系将门之子，又多年征战，军功累累，雍正元年仅领兵五千就出奇制胜，兼程突袭，大败众达十余万的青海和硕特部达赖浑台吉罗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变乱，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晋为兼甘肃巡抚、甘肃提督，再升为川陕总督，在当时确实也是难得的优秀将领，但他毕竟只是一员战将，只是将才，而非帅才，不能肩负统军灭准的重任。他又青云直上，位至大将军，官高阶崇，持重思安之念日浓，锐气渐衰，特别是宦海风波，官场倾轧，谤书盈箧，不少人忌其功高权重，上书朝廷，诬称岳钟琪系岳飞之后，“欲报宋、金之仇”，将要谋反，虽然世宗对此不予理睬，但岳钟琪自然会心怀疑虑，瞻前顾后，艰以决策，对满洲将官不敢冒犯。因此，他担任大将军后，尽管可以上书详陈“王师之十胜”，但却很少建树，很少主动出击，怯战情绪相当浓厚。至于傅尔丹，本事更差了。他的曾祖费英东，虽系被人誉为“万人敌”的猛将，是军功卓著的“开国元勋”，但傅尔丹本人却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谋，易为人欺，终于轻信敌谍，中计入伏。
其次，朝中无能人，八旗军队高级将官多系庸碌无能，怯战畏敌。接替傅尔丹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公马尔赛，虽系智勇双全所向无敌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忠达公图海之孙，却是一纨袴子弟，历任文职，无所作为。当上大帅之后，他退缩不前，“辗转不定”，全无祖父的英雄气概，被降为绥远将军，又放任惨败于喀尔喀亲王策凌之手的准部残军安全逃走，贻误了军机，被按律处死。马尔赛之后的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锡保，擅长于阿谀逢迎，奉承皇上，被雍正帝誉为“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并以其署振武将军时“治军勤劳”，而由郡王晋为亲王。谁知，锡保的这些功劳皆系虚报，终因畏敌不前，危害了战局，被议罪革职削爵。如此劣帅直接影响到中下级将官和士卒的锐气，一向勇猛善战以少胜多的八旗劲旅，竟变得士气低落怯于征战，连号称强中之强的索伦兵，也在和通泊之战中首先溃逃。
和通泊之败，在三个方面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第一，军威大损，实力下降。清军的惨败，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士气更为不振，西北边防出现了严重危机。当雍正九年九月准兵乘两个月前的大胜而东征喀尔喀时，全靠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率部奋勇迎战，斩其骁将，才击败准军，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领大军，“由北路倾国入寇”，也还是靠这位额驸拼死反击，于杭爱山东侧鄂尔浑河畔的额尔德尼昭，大败准军，使其伤亡一万余人，仓皇逃走。如果这时统领数万大军的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与绥远将军马尔赛遣兵配合夹击，则将尽歼准军，可是，这两位大帅竟拥兵观望，怯战不前，致使准部余军安然无恙，回到故地。［4］没有策凌额驸及其部下的英勇奋战，清军是不能抵挡准部进攻的，那样一来，准军就要不断进掠喀尔喀三部，甚至深入内地，西北、北方就不得安宁，西藏、青海、甘肃也要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第三，军费浩繁，币银剧减。西北两路大军，人数众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谕出征时，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车骑营兵九千名，奉天、船厂、察哈尔、索伦、土默特、右卫、宁夏七处兵八千名，有总统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副都统、总兵、副将、侍卫、参将、游击等将官七百五十三员，西路有兵二万六千五百名，文武将官三百二十四员，漠南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和漠北喀尔喀三部王公，也派有大批蒙古兵士从征。和通泊失败以后，清廷又急忙赶派兵马增援。雍正十二年八月，北路军营有满洲、蒙古、绿旗兵六万零三百余名，西路有兵数万，加上各部蒙古兵，共有兵士十余万人，另有随同将官士卒的跟役十万余人。这几十万人每年所需兵饷，数量相当大。仅雍正九年二月从北京八旗挑选的旗下包衣兵二千名，每名就给其家主银一百两，其父、母、妻、子每人给家主身价银十两，每名还照马甲之例发给钱粮、马匹、器械，又赏一百两，共计用银数十万两。作战所用的大炮、枪支弹药、弓箭、刀、枪，官兵的军服、帐篷、车辆，又需巨万银两。按官方规定驻兵一万，“需粮料十万佘石”计算，这远离京师万余里的十余万大军的食粮和十几万匹战马的饲料，每年需粮一二百万石，而道路遥远，交通不便，运到军营的一石粮，常需花十几石的用费。这一切，耗费了数千方两白银，使国库存银急剧下降。雍正中户部库存银六千余万两，自七年用兵准部以后，“动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时，只剩下二千四百万两。
第四，干戈不停，全国难安。十余万大军转战于数千里之外，延续好几年，军情瞬息万变，胜负难卜，安危未定，使清廷不得不全力以赴，专注于对准部用兵事项，为此特设“军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后具体议处国政的新的中央机构“军机处”，就由此而出现了。这固然是政权机构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对准部的用兵，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无法对其他方面的大事认真考虑。雍正七年以后，清廷没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与此是不无关系的。而且，十几万兵士的佥派、补充和更换，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棘手的难题。这样大数量的军队，是从全国各地征调而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满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军营，遇有伤亡或年限太久，则从本地征补。雍正帝还专门挑选了几千名能挽硬弓体壮力大的勇士，加以训练后派到前线。大军由各地开往西、北两路军营，沿途所需粮草马骡车辆，数量巨大，州县竭尽全力，也难备办齐全，尤其是陕西、甘肃，更是交通要道，负担尤为沉重，军民痛苦不堪。漠南科尔沁等四十九旗蒙古和喀尔喀三部蒙古，既要派出大批士卒从征，早要供应大量马、驼、牛、羊，仅雍正十年十一月，清靖边大将军锡保一次就向各部王公“采买”军马十万匹、羊四十万只、山羊十万只。总而言之，用兵西北，闹得全国不得安宁，长期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由于这样严酷的形势，使得雍正帝决定停兵议和，而噶尔丹策零也因两次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伤亡惨重，元气大损，愿意休战，因此，从雍正十二年八月起，双方开始谈判。八月初三日，世宗遣侍郎傅鼐、额外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赍谕，前往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议和，并将大军后撤，以示议和诚意。策零同意议和，但提出以哲尔格西拉胡鲁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以阿尔泰为厄鲁特游牧地界，又请领辖阿尔泰山梁外的哈道里、哈达清吉尔、布喇清吉尔等处地方，以呼逊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为中间空闲地带。几经商讨，世宗基本上同意了准部的要求，但强调以阿尔泰为界，于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八日遣使赍谕相告：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上阿尔泰山梁，由索尔毕岭下，至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以此为准部与喀尔喀部的分界地。另以呼逊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为空闲地带，双方不得渗入。准部尚未回答，雍正帝即已去世，因此，双方定界议和的重担，便只好由新君乾隆皇帝来承担了。
二、息兵守边 议和定界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君弘历在北路军主帅定边大将军、一等公庆复报告准噶尔部情况的奏折上，写了下述批示：
“朕仰遵皇考眷爱生灵之意，统计国家钱粮数目，无论准噶尔之和与不和，谨守我疆域，以养民力，彼来时不过折挫锐气，自取败亏，是以深虑远谋，始建息兵之议。……朕思准噶尔……三二年间尚不至起事，惟数年之后，我兵尽撤，伊若潜过阿勒台（尔泰）山梁，扰动喀尔喀等游牧地方，惟时归化城兵不能速到，必至喀尔喀等寒心，此亦应筹画之事。若一味坐守，则数万兵丁远戌鄂尔坤等处，何时休息！汝曾任户部尚书，此数年所费钱粮，汝岂不知！”“准噶尔请和与否在伊，而防守在我，疆域既固，彼若请和，则允其请，倘不请和，伊不得交易货财，数年后自致匮乏，倘此时深入内地，不过自取亏败耳！朕是以令王大臣等将现在守边息兵机务详议，并谕汝知之。”［5］
这段批示十分重要，讲明了乾隆帝对待准噶尔部的基本方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乾隆帝认为，必须“息兵”，因为从“眷爱生灵”和国家钱粮两方面考虑，都只能息兵而不能兴兵。大战再起，长期僵持，将使西北二路官兵劳累不堪和大量伤亡，使喀尔喀蒙古和陕甘二省以及直接与战事有关地方生灵徐炭，民力大损，国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