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归结为词的这个意义（更确切一些，布龙菲尔德说过，概念是不存在的：除了词的意
义之外，概念就什么也不是。这实际照样是赋予概念以存在和为概念下定义的一种方式）。
而且，句法和语义学都包括了一整套的规则；当要把个人的思想表达给别人或自己进行
内心表达时，个人的思维必须服从这些规则。
总而言之，言语是不受个人决定影响的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传输者，又是任何人进行
思维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言语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构成了一个情况特殊的范畴。所以，
由于它的年代（远在科学出现的年代之前）、它的普遍性和它的权力，言语很自然地被
看做是有特殊重要性的结构的源泉了。在谈语言学家所理解的那些言语的结构之前，首
先让我们回忆一下，有一整个认识论的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他们把逻辑和数学
看成是构成一种普通句法学和普通语义学的东西；根据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第二章里
所描写的那些结构，就只是些语言学的结构了。相反，我们已经把这些结构看作是一种
从动作的普遍协调出发的通过构造过程和反映抽象而得来的产物：从这第二种看法来看，
这样的普遍协调可以被应用到一切上去，在交际和交换的动作的协调中也会同样地看到，
因而在言语中也会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结构就同样地值得感兴趣了；但是语言
学结构和与所指意义有关的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另外一回事。不管结论如何，语
言学结构和逻辑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一般结构主义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狭义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的产生，开始于索绪尔（F。de Saussure）；他证明语言的过
程并不能归结为语言的历时性研究，例如一个词的历史，时常离说明这个词现在的意思
相差很远。其原因是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一个“体系”的问题（索绪尔没有用过结构这
个术语），而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由对于这个体系的种种成分都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
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事实上，在语言中起作
用的基本关系，乃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种种意义合成的整体，自然地形成一
个以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还形成一
个共时性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可是，这种最初的结构主义固然主要地是共时性的（与十九世纪比较语法的历时性
观点相反，而且也与哈里斯＇Harris＇以及最近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转换语法的见解相对
立），但因为有好些作者，即使不是语言学家，他们也从索绪尔的影响中汲取了他所主
张的结构与历史无关的观念，所以就有三类理由，应该认真地对这种共时性的结构主义
加以权衡。这些理由中的第一类理由是非常一般的，它关系到认为平衡规律相对于发展
规律而言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索绪尔从经济学上得到了一部分启发。
在他那个时代，经济学主要着重在平衡规律的研究（继瓦尔拉＇Walras＇之后是帕累托＇P
areto＇），而且事实上在经济领域里，危机能够引起一个与价值历史无关的价值的完全
大改变（1968年的烟草价格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不取决于1939年或1914年的
价格）。这种考虑本来也有可能会从生物学本身引出来，因为，一个器官可以改变功能，
或者同一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器官承担。
第二类理由（从事实上说，也许可以说是第一类）是要摆脱从语言学的外面来的种
种因素的愿望，只研究本体系的内在性质。
但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特性的第三类理由，是和语言学所特有的一种情况有
关的。索绪尔对于这一情况曾经以非常系统化的严密性一再强调过：这就是语言符号的
任意性。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与它的意义不具有内在联系，因而它的意义也是不稳
定的。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按照这个原理，表义符号在它的发音性质中并没有
任何一定能唤起被它表义的价值或内容的地方。这一符号任意性的肯定意见，已经由于
耶斯柏森（Jespersen）而减轻分量了；最近雅各布逊（Jakobson）又提出了疑问。可是，
索绪尔早已预先用他自己区分“根本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做法，对这些反对意
见作出了回答；大体上说来，指明一个概念的词同它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要比这个概念
与它的定义或内容之间的关系来说少一些，这是无可怀疑的。固然语言符号有时伴同有
象征性（用索绪尔关于在“象征者”和“被象征者”之间的符号形式内容关系或相似关
系的含义），并且象班维尼斯特（Benveniste）所说的对于说话人本人来说，词似乎并
没有任何任意性（年幼儿童甚至认为事物的名字是实实在在地属于那个事物的：如人们
在看到了山而还没有发现它的名字之前，一座山就总已经先有它的名字了！），但不言
而喻，语言的多种多样本身，正好就证明了语言符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仅如此，符
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在习惯上明确地或不明确地约定俗成的）；可是象征则如同在象征
性游戏或在梦里一样，可以是起源于个人。
然则，果真这样，那就很明显，语言学中的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只能与这
两者在其它领域中的关系的情况不同；因为在别的领域中，结构不是表达手段的结构，
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相对于表达意义者而言）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
构，这些现实本身，就包含有它们的价值和正常的能力。特别是一个常模本身，因为是
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说要用这种强制性来保持它的价值，它现在的平衡就要取决于它的
历史，因为这个发展的有区别性的特点，正好是要导向这样一种平衡（参看第12节）。
可是一个词的历史可以就是它的意义一系列改变的历史，除了要满足这个词所处的那些
一个个接着来的共时性系统的表达需要这一必要性之外，意义的各个改变之间并没有其
它关系。所以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来说，是处
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情况。至于价值结构，则象在经济学里那样，它们处于一种中间地位：
若从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看，它们是与历时性相联系的；若从价值本身的相互作用来说，
则它们主要地与共时性相联系。
就在布龙菲尔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发展一种主要是描写性的、建立在分布法上的分类
性语言学从而延伸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的时候，这种共时性结构主义从音位学的
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形式。直到那时候，“对立”的作用（一个类中的两分法）主要
只涉及到表意义者和被表意义者之间的关系，而到了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zkoy）时，
一个音位对立的体系被建立起来了，音素按照对立关系去定义；这个结构主义，还因雅
各布逊的成分分化系统而变得更加精细。从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到布郎达尔（v。
Brondal）和托叶比（Togeby）（且不谈特里尔＇Trier＇的“语义场”）的语符学，结构
变成了“内部相互依赖的自主实体”，而如果在“任何话语过程的背后，人们都应该找
得到一个系统”，那么一个过程就只是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的过渡，这个过渡不是形
成过程，而是由第二个系统靠纯粹是共时性的相互作用获得的优越性造成的。叶尔姆斯
列夫所用的词汇有些难以理解，以致难以对他的观念加以讨论；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出，
在我们还要加以讨论（第16节）的语言和逻辑的关系方面，他曾提出过可能构成它们共
同来源的一种“底层逻辑”的假说。不过，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因此就主要地不是静态的
结构主义；因为，它的重点是放在“相互依赖关系”上面，而不是放在转换作用上。
15．转焕结构主义；个体发生论和种系发生论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强有力的理由把语言学结构主义同共时性的考虑联系起来，人们还是怀着强
烈的兴趣看到，从哈里斯起，尤其到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结构主义当前的形式在句法结
构的范围内，采取了明显是生成语法的方向；这种语言学“生成为关系的研究，合乎情
理地伴随有对于转换规律进行形式化的努力；此外，我们还要指出，这些转换规律具有
一种“过滤”性的调节能力，能够淘汰某些造得不好的结构。从这种看法出发，语言学
的“结构”到达了最一般性的结构的行列，具有种种整体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转换规
律而不是描写性的静态的规律，而且它们具有从这一组成关系的种种性质而来的自身调
整作用。
这种看法上的重要改变，其推动力有两类，为对各种结构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不单
是研究结构本身）值得加以分析，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一种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之为跨
学科联系的态度。第一类推动力来自对言语的创造性方面的观察。哈里斯和阿勒（M。Ha
lle）都做过这种观察，但言语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话语（与语言相对而言）的领域里面，
也就是在心理语言学的领域里面。事实上，语言学在对心理学采取怀疑态度几十年之后，
心理语言学又重新建起了桥梁，乔姆斯基就直接对此非常感兴趣：“在现在研究的种种
主要问题的中心，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在日常使用水平上的言语的创造性方面……一切
发生的事情，都似乎是：说话人在他表达过程中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他的语言，或
是在倾听周围人讲话的过程中逐渐重新发现了语言，就这样，说话人把一个前后一贯的
规则体系即生成（语法〕法典（着重点是我们加的）同化吸收到他自己的思维本体里去，
这个生成法典又反过来确定实际表达或听到的一个有无限数句子的整体的语义学解释。
换句话说，就好象说话人支配着一部他本族语的‘生成语法’”。
在对“生成语法”转换规律进行研究中，使乔姆斯基得到启发的第二个主要动力，
要更加难于理解，因为初看起来，那似乎是导向彻底的固定论而正好不是走向发生论和
转换的概念的：这就是这种语法植根在理性之中，并且是植根在某种“天赋”的理性之
中的思想。乔姆斯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在他最近的著作《笛卡尔派语言学》（Cr
tesian Linguistics）里，他在分析言语与“精神”的关系时，甚至引阿尔诺（Arnaul
d）和朗斯洛（Lancelot）（《波尔·罗瓦雅尔的理性普通语法》＇La Grammaire gener
ale et raisonneede Port…Roya1＇）以及笛卡尔本人为远祖。事实上，允许建立种种派
生句的转换规则，是从稳定的核心句里抽绎出这些派生句来的，乔姆斯基正是参考了这
些核心句才把它们和逻辑联系起来的（例如，主语和谓语＇按：在逻辑上译为主词和宾词＇
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新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乔姆斯基曾说过：“这种立
场又把我们重新引向……一种古老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领域中构成
一种彻底的创新”）成为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逆向”：由布龙菲
尔德热忱地继承的逻辑实证主义，企图把数学和逻辑学归结到语言学上去，把整个心理
生活归结到话语上面去；而最新的语言学则是从逻辑学中派生出语法学来，把言语从被
理性定向的心理生活中派生出来……
这种逆向关系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同样是相当清楚的。巴赫（E。Bach）在一篇有趣
的论文里，文风谦恭，精神公正，对逻辑实证主义和从它产生的语言学方法进行了尖锐
的批评，对乔姆斯基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前提做了深入的分析。按照巴赫的观点，美国语
言学从1925年至1957年做出的值得注意的努力，是以培根的方法论为特征的：用归纳法
积累事实，事后才把或多或少地颇有联系的不同水平各个领域（语音学、句法学等）组
成一个金字塔，对种种假设采取怀疑态度，总之对观念不信任，从“原型句”中去寻找
“基础”，等等。巴赫把乔姆斯基的方法放在克卜勒（Kepler）的门庭之下来反对培根；
乔姆斯基的方法，相反地认为这样的“基础”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科学需要假设（而
且甚至是波普尔［K。Popper下所说过的那种假设：即最好的假设是最少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