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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于治国方针的讨论中，存在着以魏征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魏征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比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而封德彝站在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山东士族的立场上，怀着对农民阶级的刻骨仇恨，主张人心难治，应当实行高压政策。最后，太宗在事实面前完全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很快确定了实行教化的治国方针。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唐太宗本人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还缺乏信心，所以他主动同魏征商讨自古理政之得失，并且试探性地说道：“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贞观政要》卷1《政体》）。
当时的唐太宗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壮、思想上趋于成熟的年龄。但是，由于他常年征战，而且法定没有皇位继承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去过多考虑治国理民之事。当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把皇位夺到手之后，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在思想上还是缺乏准备的。不过唐太宗毕竟是经历过隋末的动荡，而且在开国战争中积累了赫赫战功，加上惊心动魄的夺取皇位的斗争，使他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自信，有着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风度，十分注重对统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坚持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行。所以，在贞观初年频繁的关于理道政术的讨论中，太宗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许多时候都是太宗主动向侍臣询问、求谏。
到贞观三四年间，社会经济和社会安定局面得到初步恢复。贞观六年前后，社会经济形势有了重大好转，出现了纷纷请封泰山的议论。尽管魏征针对太宗稍稍滋长的自满情绪，坚决反对封禅，比照隋朝全盛时期的情况，指出“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尤其是“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凋残最甚”（《唐会要》卷7《封禅》；参见《资治通鉴》 卷194），但是，并不可因此否定当时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当年令州县行乡饮酒礼的诏令中，还提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是礼制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所以才要通过行乡饮酒礼，来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 《唐会要》卷26《乡饮酒》）。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中为我们描绘了这种繁荣局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之育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作的如下描述，概括了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是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上的清明，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安定。但经济形势的好转，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高。
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对于治理好国家也有了充分的自信，能够虚心求谏，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且敢于解放思想，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并且在整个贞观前期，还能保持头脑清醒，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贞观君臣在政治思想上也趣于成熟，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到贞观六年，太宗在又一次与侍臣讨论历代兴衰存亡的问题时，引用《尚书》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的典故，进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1《政体》）。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理，是贞观君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也正是在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启发下，魏征搬出了“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而且，在后来的议论中反复引用，成为贞观君臣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在这个时期，君臣之间维持着一种同心协力、励精求治的良好关系。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中，有一个各取所长、各尽所能、团结合作的宰相班子，为推动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和维护这种良好的政治局面，提供了保证。而且，这种人员结构本身，就是贞观政局中的一个闪光点。
不过，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在唐太宗晚年的保守、猜疑心态下，被复杂的权力斗争所取代。但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关系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下，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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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注定是唐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从她在太宗时期做才人开始，就不断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直到她死后，因为她的统治而形成的政治风浪还远未停息。但是，武则天作为帝王，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她一肩挑着两个盛世，“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在她执掌政权的半个世纪里，国家富强统一，社会繁荣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生产持续发展。那是唐代历史上一个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诚如胡戟先生所说，“武则天去世前后八年里，发生了七次宫廷政变，一度严重动荡的政局也未能阻止开元盛世的到来，更可见她打下的基础是坚实的”（《武则天本传》，第129页，三秦出版社1986年）。
在武则天走向皇后宝座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被告谋反，并使一大批元老大臣被清除。武则天的皇后地位就这样得以巩固下来。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日子里，李氏子孙遭受到灭顶之灾，政治风浪再起。接着是徐敬业以皇唐功臣、公侯冢胤的身份，纠集了一批失意分子，在扬州起兵叛乱。宰相裴炎、将军程务挺等也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为了登上皇帝宝座，武则天直接受理人民来信，发动告密运动，酷吏与恐怖政治因之兴起。李唐宗室仓促起兵，但这样不得人心的动乱，很快被平定，李唐宗室被斩尽杀绝，酷吏政治愈演愈烈。武则天的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武、李之争风波迭起，朝政时局又变得扑朔迷离。结果给武则天带来了一个不公平的结局，使她在一场意料之外的政变中结束了帝王生涯。
从武则天到玄宗初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以宫廷斗争为主的高层权力斗争并没有冲击到整个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各级统治机构保持着较高的办事效能。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称帝期间，尽管存在着滥用酷吏，搞恐怖政治，以至发展到失控的滥刑，但是酷吏政治也是由她自己亲自结束的。尤其是采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规、破格用人的措施，满足了社会上正处于上升地位的一般地主和广大官吏谋取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的要求。对于武则天用人的评价，唐中期陆贽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即“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陆宣公集》卷17《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整个官僚队伍包括官僚的候补层的稳定，是这一时期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其次，农村形势的安定，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武则天执政的几十年间，全国没有发生过一场成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时期。她制定了严格的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标准，保证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在她全面执掌政权的初期，已经把劝农提到了建国之本的高度，并且在制度上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是农村形势稳定的保证。
如何解决由于土地兼并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占有状况与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以及解决与此相关的财政问题和因为人口流动而带来的基层社会秩序问题，是武则天统治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解决的办法是，一些地方采取有计划的移民，缓解“土狭人稠”的压力。在新得到开发的地区，不断设置州县来加强管理，放宽人口流动的控制。另外，武则天时期对逃户采取了审慎的政策。对那些脱离国家的户籍，流入地主富豪之家的隐藏的佃户，或逃到山林等地广人稀地区进行垦荒的农民，最初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主要是基于把它看成一个由于吏治败坏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深层原因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中央想要通过对地方官的督察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地方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对检括逃户并不积极。二者的这种矛盾，迫使按察使的派遣经常化，但逃户问题并没有解决。 经过多年的酝酿，到武则天末年，派出了打破原来御史台系统和地方制度的专门的括逃使，对于那些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逃户，采取加强管理，因势利导的审慎政策。不仅赦免逃亡农民脱户的罪责，准许他们就地落籍，甚至通过免除赋税和贷给种子的办法来对他们加以安辑。这就使得逃户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并且随着人口的自然流通和增长，增加了许多新的居民点。国家控制的著籍户口因此有所增加。
武则天统治的前后，作为国家征税依据的户口统计数字，有了很大的上升。据户部的统计，永徽三年（652）全国380万户，到神龙元年（705），增为615万户（《唐会要》卷84《户口数》）。著籍户口以平均每年百分之零点九一的速度增长，在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方面说明了武则天统治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状况（参《汪海逄剖仿鄹濉の湓蛱臁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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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是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盛唐是一个繁荣强大的盛世，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也是一个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另一观点则认为，从文学上讲，盛唐气象是一种雄浑悲壮的气象，文学上的盛唐气象不是文化上的“盛世”景象，也不是直接反映的盛唐时代。
从历史时代上讲，唐玄宗统治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开天盛世”。但是，历史时代意义上的盛唐，并不仅仅限于开天时期，实际上，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种盛世特征。
从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看，这一时期国家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开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期，根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唐代国家控制的户口由神龙元年（705）的615万户，到开元十四年（726）增加到706万户，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前，达于极盛，计有891万余户，5291万余口。这是登记在国家控制的户籍上的户口数。实际上即使在天宝时期国家控制的户口达于极盛时，仍是“浮浪日众，版图不收”，未登记的隐户占有全部户数的三分之一。最高的估计认为天宝末唐代极盛时期的户数在2000万户，人口达到1。4亿。仅仅从官方统计的著籍户口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高的。开天时期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例，人均粮食占有量达700市斤。这是构成了国力强盛的坚实基础。国家积累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有常，变量补充，入大于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还表现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私家粮食和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这是一个“家给户足，人无苦窳”（《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志下》）、“四方丰稔，百姓乐业”（《唐语林》卷3）的时代。杜甫在《忆昔》诗中对开元盛世的描写，道出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状况。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