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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统一的过程中，割据夏州、银州（治今陕西米脂西北）等陕北州县的李氏势力表现出归附的意向。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派兵支援。七年，节度留后李继捧到开封朝谒，表示要纳土归附。宋太宗授以彰德军节度使，并迁其家族于开封。
继捧族弟继迁反对内附，在继捧内迁时，率众逃跑，公开反抗。北宋政府坚决镇压，一度大败其众，俘其母、妻。但李继迁利用民族情绪和李氏家族在党项群众中的威望，拉拢各部，逐渐恢复了在陕北统治。当宋军于雍熙三年（986）第二次进攻燕云、与契丹开战之时，李继迁乘机与辽结援，接受辽所封夏国王的封号。面对辽夏结成的军事同盟，宋太宗时期用尽了招降和镇压的手段，一直没有解决。
宋真宗即位后，宋初政治发生大变。他彻底改变祖、宗二朝的战争政策，对内对外都极力缓和矛盾。在陕北问题上，承认李继迁在西北的实际统治地位，授以定难军节度使，使其据有李氏旧地的局面合法化。但是。李继迁基于对当时宋辽关系的认识，觉得辽强宋弱，乘机向宋展开进攻。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联合西北诸蕃部，攻陷北宋的西北重镇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县东北），改为西平府，作为其政治中心。次年，李继迁在攻打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时，败于吐蕃而死。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立。当时，李氏集团的发展方向已转向西部，全力向河西走廊发展。但与北宋的敌对关系，一直是其西向发展的严重牵制。加上长期的战争使得李氏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李德明作出了与宋朝和好的姿态。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以后，真宗乘机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姓赵。《宋史·毕士安传》载，澶渊之盟后，“未几，夏州赵德明亦款塞内附。二方既安，中外略定”。这是北宋前期难得的和平局面，与夏的和平关系维持了几十年。但是，李氏势力一直依违于宋辽之间，同时接受双方的封号，迅速发展起来。德明时期，打败了吐蕃和甘州回鹘，基本控制了河西走廊，又修筑兴州城（今宁夏银川），作为统治中心。德明之子元昊继位后，放弃唐宋王朝赐予的李、赵二姓，恢复本族旧俗，自行创立年号，创制本族文字。升兴州为兴庆府，广建宫殿。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夏从一个割据状态的地方政权，变成了与宋辽鼎立的国家。
宋、辽、夏是当时中国的三个政治实体，对北宋来说，与辽和夏的关系性质并不相同。在北宋看来，辽尽管是北方劲敌，长期交战，对宋朝造成切肤之痛，但毕竟还是外部问题。而西夏则是宋朝体制内部的问题，在元昊建国之前，基本属于羁縻统治的割据性的地方分裂政权，元昊的建国属于地方政权闹独立。北宋朝野一直把西夏看成是心腹之患，对付西夏是宋朝的战略重点。从仁宗时期开始，宋朝在陕西设立了安抚使，全力对付西夏。
北宋对辽的关系，是在太宗时期几次征辽失败后转入防守苟安的。真宗时期，在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下，不断向辽示弱。澶渊之盟是在宋朝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签定的。辽军深感不利，急于和谈，而宋朝方面，宰相毕士安力主厚赂契丹以达成和议。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宋朝向辽作出的妥协。盟约规定：宋辽维持旧有疆界，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并称辽萧太后为叔母；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州县各守疆界，不得互相侵犯。宋辽结盟后，北方边境相对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契丹方面也改变了对燕云十六州汉人的歧视政策，有利于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尽管后来契丹统治者并不满足于盟约中的条件，不断利用宋朝的畏惧心理和妥协政策，装出进攻的样子，乘机敲诈勒索，追加岁币的数量。在40年代西夏与北宋的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辽方派使到宋朝，索取后周世宗时收复的此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关南之地，并放出进攻的口气，向宋朝勒索。宋朝派遣富弼出使契丹，答应宋朝增加十万两银、十万匹绢，在交付用语上，以前称“岁币”，是赠与，此次改称“纳”，是不平等的进纳。但是，出使契丹的富弼却因此立了大功，赢得满朝称誉。宋朝对契丹的认识和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盟约还是维持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相对和平局面，对宋辽双方都产生了一些积极意义。总体上说，由于长期的社会发展，与汉族政权交往密切，统治者汉文化程度较高，契丹具有遵守盟约的一定的信用度，这也是宋朝对辽关系认识的一个基础。
西夏建国后，宋朝认为从内部长大的心腹之患必须消灭，不能承认其作为并立的国家政权存在。于是，积极调兵遣将，整个边防体制都为之进行调整。但西夏先发制人，在1040、1041、1042年连续三年中，三次大败宋朝军队，并试图向关中进军。1043年前后，北宋内部农民起义渐成为燎原之势。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宋朝方面才急于求和。西夏方面，也被战争的消耗和北宋的经济封锁拖得疲敝不堪，民怨沸腾。1044年，西夏通过辽给宋朝施加压力，宋朝被迫议和，这与宋朝对辽的主动议和有很大不同。宋夏和议的内容主要有：元昊取消帝号，宋朝册封其为夏国主；宋每年以“岁赐”的名义，给夏国银7万两、帛15万匹、茶叶3万斤。重新开放沿边的榷场，双方百姓进行互市贸易，民间商贩自由往来。
当时，宋朝农耕经济与西夏的游牧经济之间，相互依赖性比较大，尤其是对西夏来说，对中原地区的粮食、茶叶、食盐、金属器物等都有严重依赖，而且其生产的畜牧产品只有很少部分在内部消费。这种同一地理区域内的经济依赖性和经济联系，对于民族融合的加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建，都具有重要意义，与跨区域的以奢侈品交换的长途贸易意义不同。
宋夏议和以后，并未带来真正的安宁，边境冲突常起。元昊表面上取消帝号，实际上则“帝其国中自若”。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趁西夏皇室内乱，攻入夏境，最终却无功而返，损失惨重。元丰五年，宋军在宋夏边境修筑的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被攻陷。宋哲宗、徽宗两朝，宋夏双方依然战事不断。
金灭北宋后，西夏称臣于金。双方划疆而守，进行互市贸易。在金统治中原的时间里，与西夏基本维持着和平的局面。蒙古崛起后，成吉思汗三征西夏。1127年，立国近200年的西夏，被蒙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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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是影响整体政局演进的大问题。北宋最主要的外敌是契丹辽朝，但北宋不灭于辽而亡于金。南宋的对手是金，但南宋不亡于金而亡于蒙古。这种历史线索，从汉族正统王朝的角度看，显得有些头绪纷乱，也给人宋朝积贫积弱的感觉。但是，从整个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正是民族融合在更高层次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契丹族整体上融合到华北汉人之中，只有达斡尔族还被认为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女真人的一部分也融合到汉族和蒙古族之中，还有一部分则构成了满族的祖先。到蒙古人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汉人，早已经不是宋朝人认为的汉人了。
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中来回视宋金之间的和战关系，当不至于局限在以汉族政权为正统、为中心的简单价值判断上了。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是隋唐时期东北靺鞨的后裔，10 到11世纪时，主要活动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受契丹人的统治。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率众反辽，屡败辽军。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称帝，史称金太祖。
金的建国和反辽行动，直接影响了12世纪初的东亚形势。北宋开始谋取燕云地区。政和元年（1111），徽宗派遣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在出使途中遇到了燕人马植。马植向童贯献取燕之策。童贯给他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廷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辽朝政治的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若能从登州、莱州过海与女真结好，相约攻辽，则燕云可取。徽宗对此“约金灭辽”策略很感兴趣，赐良嗣姓赵。这赵良嗣就成为后来北宋与金交聘的重要使臣。
重和元年（1118），北宋遣使赴金，约金攻辽。当北宋将“约金灭辽”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引起了东亚其它政权的关注。当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在高丽的两位医生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朱子语类·夷狄门》）。1120年，宋派赵良嗣以国书使金，与金主约定：灭辽后，金取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取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其后，金使又来议岁币，商定灭辽后，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国，双方不与辽讲和。以上和议，史称宋金“海上之盟”。
后来，由于国内农民起义的爆发，以及对辽的畏惧，北宋未能如约与金进兵攻辽。女真建国后，势力发展很快。1122年，金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北宋看到辽的末日已到，匆忙“使赵良嗣赴金坚前约”。这时，金国方面不愿履约了。金国遣使与赵良嗣同来汴京，取消原定山前后十七州归宋之约，仅仅同意长城以南的所谓“山前六州”（涿、易、松、顺、景、蓟）归宋朝。宋朝再遣赵良嗣往议，而此时金已经攻取了燕京，令赵良嗣回到汴京献俘。正当金兵不断取得攻辽胜利的时候，北宋攻辽的军队却连续败归。金人对宋的轻视开始表现出来。后来，北宋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将燕京收回，但收回大同的计划却被金太宗拒绝了。
1125年，金灭辽。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年底，金兵向开封进发之时，徽宗被迫传位太子，钦宗即位，改明年为靖康。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再次南下，攻占开封。1127年二月，金下令废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四月一日，金兵带着宋徽、钦二帝北归。徽宗死于1135年，钦宗一直生活在金朝，到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才去世。保留宋钦宗，是金对南宋战略的重要安排。
1127年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然后一路南逃至扬州。1128年，金兵再次南下，于明年渡过长江，赵构逃到了海上，并派人向金太宗请和。宋高宗在致金兵元帅书中说：“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6）。当时的局势，正是“弦歌地，亦膳腥”。
在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执行投降路线，其向金兵摇尾乞怜，丑态毕现。当时的金朝，处于一种具有军事爆发力的社会发展阶段，内部凝聚力很强，同时也表现出野蛮的掠夺性。而宋朝的情况是，最高统治者非常腐朽，不仅强大的军队缺乏战斗力，而且不敢正视也无力解决国内的社会矛盾。北宋末年已经爆发和正在酝酿的农民武装，在大敌当前的时候，都纷纷投入到抗金斗争，出兵勤王。包括在洞庭湖起兵的钟相，也派其子领兵救开封。但北宋政府无力处理好勤王义兵的问题，待金兵一退，就令其撤散。北宋灭亡后，农民武装的斗争矛头都指向金兵，但南宋统治者表现出对民众的畏惧和仇视，随时准备投靠金朝，而于缓和国内矛盾则毫无实际办法。后来宋高宗还为自己的这种投降政策进行辩解，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宋高宗对大臣说：“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
与南宋统治者投降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民众展开了奋勇顽强的抗金斗争，给金兵以极大的牵制。1129 年到1130年间，金兵在江南还遭到来自民兵和一些南宋将领如张俊、韩世忠、岳飞等领导的阻击。此后，金兵再未渡江，其捉获赵构、灭亡南宋的目标没有实现。1130年秋，金兵攻占了关陇大部分地区。宋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线稳定在东起淮水西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