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标志着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98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目光。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个结论，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材料是作为夏王朝的遗物而被使用的。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原文物》1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除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展开之外，在其它地区也有重大收获。1974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有诸多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学界认为它是夏代——商早期的遗址。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在告城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两座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经测定为距今四千年左右，相当于夏代早期。在东周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阳城”字样的陶片，有的学者据此推测，此地就是文献所载“禹都阳城”所在地。如果此说成立，就是找到了大禹的都城，意义非同凡响。1978年对位于山西襄汾东北的陶寺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面积达三百多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在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屈一指。考古发掘持续到1984年，共清理出墓葬一千余座，获得大批陶器、石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陶寺遗址的年代，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约当公元前20世纪，前后持续五百余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初时期。有的学者主张它应该是尧的都城所在地。从出土的大型礼器和龙盘可以推测，陶寺大墓的主人，身份与地位相当显赫，决非一般氏族首领人物，应该属于酋邦时代的国王。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之前的一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它的发现，为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乡沟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认定其中的内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确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它标明了夏文化的终止年代。
二里头文化以及其它相关考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确起来，还确立了它的起始和终止年代。至此，可以说，夏王朝的信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上所述，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学术趋向——致力于考古材料与历史传说、文献资料的结合而完成的。但对这种趋向自身，实际是存在不同评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工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陈淳：《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于是，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直接联系的做法，虽有时间、空间相吻合的有力支持，但从考古学自身学理而言，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在上一讲的“特别说明”中介绍的国外学者对把二里头说成夏文化的异议，中国学界似乎也不应该完全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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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史的第一手资料，还打开了安阳殷墟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门，使商史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并且，经由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间接印证了《史记·夏本纪》的信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为重新科学地认识三代的历史与文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坦途。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当之无愧。
清朝末年，带字甲骨出土于小屯村。小屯村位于安阳城西北约3公里处，洹河环流在它的东、北。村民把在田间耕作时发现的古老的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中药收购商。这批暂时不为人知的无价之宝，通过药材商之手，流入金石学家麇集的京津地区。1898年，天津的两位秀才孟定生、王襄见到了少量带字甲骨。他们识别出这是古人遗物，并把其上的刻文称之为“古简”。限于财力，他们无法大量购置研究。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了带字甲骨，即以高价收购。王懿荣，山东省福山县人，博览经史，尤以精通金石学而著称。他以金文相印证，判定这是殷代的遗物和文字。王懿荣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1899年也成为甲骨学史的开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王懿荣被迫自杀。所藏甲骨主要流入金石学家刘鹗之手。刘鹗，字铁云，是王懿荣的好友，曾参与了甲骨判识的工作。1903年，刘鹗选拓1058片龟板，印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之作。此后，甲骨学逐渐成了新兴起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被发现已逾一个世纪，累计出土数量约15万片。出现的单字不足5000个，已被释读的约1700多个，其中被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释读文字仅1000字上下。甲骨文的出土是一个联绵不断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集中出土：（一）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东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17096片；（二）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5335片；（三）1991年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发现一个甲骨坑，共有甲骨1583片，其中带字甲骨579片。它的数量虽较前两次为少，但意义重大——珍贵的大版卜甲集中出现，完整的刻辞卜甲达到300多版，为此前所未见；依据地层关系和卜辞内容，推测其年代当为商王武丁早期；卜辞的主人是“子”，属于“非王卜辞”，对于研究相关问题是难得的新出材料。
甲骨卜辞，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占卜之风极为盛行，达到了“事无不卜”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卜辞所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祭祀、原始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张光直先生在《商代文明》一书中，把甲骨规定为“通向商代文明的五道门径”之一（其余为：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足以说明对研究商代历史而言，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关于甲骨文的著录之作，可谓不胜枚举。好在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续编》两部集大成之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于对甲骨学的综合性研究之作，以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最负声名。
甲骨文对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小屯村一带作为商代后期都城的确认，就是其中之一。1928——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这里进行了20多次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区、妇好墓、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充分显示出殷墟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这里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是体现商代青铜文明水平的典型器物。妇好墓则被誉为商代的文物和艺术宝库。共出土文物1928件，其中一大批为罕见的精品和国宝。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190件，并且半数带有“妇好”的自铭。妇好又屡见于甲骨记载，她是武丁的配偶之一，还多次主持大规模的祭祀和征伐活动。这也是迄今为止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墓葬直接吻合的唯一实例。其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对商史分期的新思考，也与甲骨文研究以及殷墟考古的进展密切相关。传统之说，把商代划分为前后两期，以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为分界线。其文献依据是《史记·殷本纪·正义》注引《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是第十九代商王，其下至帝辛（纣王）共八代十二王。而对小屯所出甲骨年代的划分，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并对甲骨学有杰出贡献的董作宾（彦堂）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认为甲骨文的年代涵盖了盘庚以下的十二王，可分为五期。后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赞同董氏之说。但胡厚宣等古文字家提出了异议，认为所见甲骨的最早年代是武丁时期，而此前三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未见于殷墟。在1978——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殷墟作为都城，是始于盘庚？还是始于武丁？再结合考古材料来看，所发现的宫殿基址、墓葬，最早的年代也是武丁时期。特别是在安阳市西北郊的三家庄、董王度为中心的洹河以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1980年安阳工作队在三家庄进行考古发掘，所出青铜器的器型、文饰，皆有从郑州二里岗早期商文化向小屯武丁期文化过渡的特征；1996——1997年，考古队对该地再作钻探和试掘，使上述结论更为清晰。相关的考古报告，分见《考古》1983年2期和1998年10期。它促使学界重新推测盘庚新都城的所在地，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史分期问题。综合宫殿、墓葬、青铜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学界已经倾向认定殷墟作为都城应始于武丁而非盘庚（参见：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10期）。于是，“中商文化”的概念形成了（参见：孟宪武：《安阳三家庄、董王度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其年代推定》，《考古》1991年10期；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至此，整个商代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商汤开国至盘庚迁殷之前；中期——盘庚、小辛、小乙三王在位时期；后期——武丁至帝辛（纣王）。稍后的考古发现继续确立了中商文化的地位：1999年年底，在安阳洹河北岸发现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城址，经专家鉴定，命名为商代中期城址。据推测这里可能是盘庚等三王的都城。《光明日报》在2000年1月8日作了报道。2001年2月，洹北花园庄54号墓——将军“亚长”墓的发掘和报道，再一次把学术界的注意力锁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中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近年间商史研究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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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最早出现在何时？我国的古史记载追溯到黄帝时代，可能是以后世之事比附、猜测上古史而形成的传说。近代新史学诞生以来，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而八十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古文字学家胡厚宣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