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明白白的记载，那么，关于耶稣之死，为什么《圣经》上居然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记载，难道非要故意留下一个谜，来神化基督耶稣吗？
由此可见，《圣经》对于耶稣，的确是有意识地进行了一番造神活动，以便使耶稣与基督的形象相符合。这在关于对罗马士兵们如何戏弄耶稣的场面进行的述说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是因为这一场面的述说根源于古巴比伦传说：每年选取一个已经定下死罪的犯人，先给他穿上国王的御袍，坐在国王的宝座上面，让他尽情地享乐五天；然后便剥去他的全身衣物，进行狠狠地鞭打，最后用绞刑或木桩贯体刑进行处死。可以说，正是诸如这一类来自古巴比伦的传说，在犹太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扩大了他们的想象空间。
事实上，当耶稣被带进衙门之后，那些在衙门之外的大小祭司及文士等等犹太人，除了强烈地要求处死耶稣以外，其实是看不见罗马士兵究竟怎样对待耶稣的，于是乎就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模仿古巴比伦的传说，尽力地以戏弄的方式来大大地污辱了耶稣一回，从而以宣泄他们心中对于耶稣的种种仇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象中的在罗马士兵戏弄完耶稣之后，还要给耶稣穿上衣服的缘故，因为耶稣从衙门里出来的时候是穿着衣服的。实际上，一个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本来就应脱掉衣服，罗马士兵根本就用不着把衣服给耶稣穿上又脱下，因为士兵们将要瓜分耶稣的衣服，更何况让耶稣赤身裸体地在众人面前行走，不更是极为严重的污辱吗！
尽管这种污辱耶稣的想象，在主观上是出于泄愤，可是，出乎所有那些大小祭司及文士意料的是，这种想象本身却有助于对基督耶稣的神化。数十年以后，也就是在公元80年前后，在流传于罗马帝国之中的具有反罗马统治倾向的所谓神谕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赞颂与渴望：“到那时，一个人将从天上再来，一个杰出的救世主，他将把他的双手伸在一棵果实丰美的树上——他是全体希伯莱人中最优秀的！”这显然是对基督耶稣的赞颂与渴望，同时也表明了对耶稣进行神化的成功。
无论是基督耶稣的生日，还是他的死期，之所以需要蒙上一层谜一般的神秘色彩，主要是为了将耶稣由平凡的人神化为上帝之子，这是因出于宗教创建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造神活动。事实上，整个《圣经·新约》，特别是“四福音书”，都在不同的层面上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一造神活动，因而在增加对《圣经》把握的难度的同时，又增添了《圣经》解读的魅力，从而使《圣经》本身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宗教经典，一部意蕴丰厚而深邃的文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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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米·莫莱》破译的圣经》第七章 上帝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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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上帝的天国
Ⅶ．31 从《旧约》到《新约》
其实，《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由许多本书汇集而成的，在经过宗教典籍经典化的选择之后形成的类书，从进入《圣经》的各种各样的书的类型来看，首先可以分为宗教原典与宗教著作两大类型，《圣经·旧约》基本上是累积编纂型的宗教原典，而《圣经·新约》则主要是个人著述型的宗教著作；其次可以分为民族宗教典籍与世界宗教典籍两大类型，在《圣经·旧约》之中，民族宗教典籍同时也是世界宗教典籍，而在《圣经·新约》之中，则只有世界宗教典籍。这一宗教典籍经典化的过程，使《圣经》具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形态。
这就表明，宗教原典既是民族宗教经典形成的基础，又是世界宗教经典形成的基点，而宗教著作在完成世界宗教经典体系建构的同时，也将促进民族宗教经典体系的建立。
累积编纂型的宗教原典《圣经·旧约》，不仅成书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具有不同宗教之间的通约性。《圣经·旧约》编纂肇起，是在公元前586年犹太人沦为巴比伦的囚虏之后。当时，犹太人为了维护民族宗教的文化生存正主义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并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思，避免被异教文化同化，于是根据保存下来的大量的书面及口头的材料，开始进行宗教典籍的编纂，一直到公元前444年左右，“摩西五经”才编纂完成。而整个《圣经·旧约》的编纂完成时间据说是在公元前167年，足足花费了400多年的时间。
宗教原典的编纂完成，并不等于宗教典籍的经典化也随之完成。根据对《死海古卷》文本原件进行的有关研究，发现了采用两种不同材料写成的抄本，一种是用所谓的羊皮纸来抄写的宗教典籍文本，这些文本都是没有被收入《圣经·旧约》的；另外一种抄本所用的材料，不是将一张原皮剥制成两张的一分为二的羊皮纸，而是整张原皮，所有这样抄写的文本都被收入了《圣经·旧约》。同时，无论是用羊皮纸抄写的，还是用原皮抄写的，所有的宗教典籍文本都在公元前1世纪抄写完毕。
由此可见，在完成编纂工作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圣经·旧约》的经典化一直还在进行。公元64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贤士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编纂犹太教的《希伯莱圣经》这一主张，要求继续进行宗教典籍的经典化，随后在公元90年左右的雅姆尼亚会议上，人们才基本上认可了主要的宗教典籍文本的经典化。之后，在公元140年，在加利利的乌沙举行的有关会议上，与会者又最终决定将《传道书》、《雅歌》、《以斯帖记》正式收入《圣经·旧约》，至此，《圣经·旧约》的经典化才最后完成。《圣经·旧约》经典化的完成，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犹太教经典体系形成的内在推动，而且更在于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经典体系最终出现的直接影响。
因此，《圣经·旧约》作为耶路撒冷地区第一部经典化的犹太教民族宗教典籍，不仅因受其文化渊源的影响，而且由于文化交流的传播，先后对发源于同一地区的世界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提供了宗教原典。所以的赫尔孟特（JeanBaptistevanHelmont，1577—1644）、德，有人指出：源于《圣经·旧约》的宗教有三个，它们分别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圣经·旧约》加上宗教著作《塔木德》就形成了犹太教的经典体系，《圣经·旧约》加上《新约》就形成了基督教的经典体系，而《圣经·旧约》加上《古兰经》则形成了伊斯兰教的经典体系。
《圣经·旧约》作为民族宗教与世界宗教的共同原典，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之中，出现了形态的分化，不仅所分的卷数不一样，而且所收入的典籍也有多少之分。《希伯莱圣经》共分为24卷，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大类，与基督教新教的《圣经·旧约》分为39卷，及其分类排列次序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则完全一样，因为后者不过是因将前者之中的某些部分分开而增加了卷数：除了将《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分成上下卷，《以斯拉－尼希米记》分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外，还把《十二小先知书》分为12卷，故而增多15卷，并且分为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这三类。
《希伯莱圣经》与基督教天主教的《圣经·旧约》在内容上有所差异，这就是与前者相比，后者多收入了7卷，包括历史书《多比传》、《犹滴传》、《马加比传》（上、下卷），智慧书《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先知书《巴录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这是因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的希腊化时期，《圣经·旧约》里面的一部分宗教典籍，以及《圣经·旧约》没有收入的一些宗教典籍，已被当作重要的文化典籍，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由72位学者合作，从希伯莱语翻译成了希腊语。后来，这个翻译文本被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从而使犹太民族的宗教典籍得以在通用希腊语的罗马帝国的广大区域内迅速流传，成为一个被后人视作文化交流的“历史性事件”。
从此以后，《圣经·旧约》陆续被翻译成希腊语。由最初翻译“摩西五经”，到将《旧约》里面的全部宗教典籍翻译完毕，已经是进人公元初年以后的事了，总共花费了将近300年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基督教创建的时候革命实践的方向对黑格尔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改造。主张重，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的犹太人，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是使用希腊语来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因而不仅《圣经·旧约》使用的语言以“七十子希腊文本”这样的希腊语宗教典籍为基础，而且有关《圣经·新约》的著述，更是直接以希腊语来撰写。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是在希腊语文化的氛围之中发展起来的世界宗教，所以能够超越民族乃至国家的种种有形与无形的人为限制。
正是由于基督教自创建以来一开始就使用“七十子希腊文本”，来对犹太教的《圣经·旧约》进行希腊语的文本翻译，并以此作为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因此，在公元4世纪就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梵蒂冈古卷”与“西奈古卷”，以及在公元5世纪时出现的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古卷》的这样一些《圣经·旧约》的希腊语抄本。基督教《圣经·旧约》就是在这些抄本的基础上来完成其自身的经典化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比《希伯莱圣经》多出了后者没有收入的7卷宗教典籍，并由此形成了基督教《圣经·旧约》46卷的经典传统。
尽管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以后，基督教也随之分为希腊语地区的东派教会与拉丁语地区的西派教会，并且在公元1054年正式分裂，分别以东正教与天主教为代表。但是，无论东派教会从公元7世纪开始推行的经典化，还是西派教会从公元5世纪开始推行的经典化，都同样恪守了这一经典传统。特别是天主教，在新教从1529年掀起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仍坚持《圣经·旧约》46卷的经典传统，并在1546年确定了以包括《旧约》与《新约》在内的拉丁语《圣经》标准本。然而，新教主张《圣经·旧约》直接以希伯莱语言原本，也就是根据《希伯莱圣经》，用各种民族语言来翻译，而《圣经·新约》则从希腊语原本翻译成各种民族语言，从而使《圣经》出现各种民族语言的众多版本，以改变《圣经》由教会垄断的状况。
《圣经·旧约》作为宗教原典，主要是用希伯莱语言写成的，而《圣经·新约》做为宗教著作，则主要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圣经·新约》所收入的宗教著作，是分别由耶稣的众多门徒个人撰写的经验归纳，那么由此获得的命题都是或然的，因此它们只能，一共27卷，分为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启示录这四类。在《圣经·新约》中最早出现的宗教著作，是在公元70年以前就写成的，但《圣经·新约》成书的时间，则直到公元2世纪中叶才结束，整个撰写过程将近100年。随后，也就开始了与《圣经·新约》相关的经典化，虽然在公元2世纪末，已经初步完成《圣经·新约》的经典化，但这一工作的最后完成，则是在公元5世纪初叶的事情了。
基督教《圣经·新约》经典化的完成，不仅加快了基督教经典体系的最终形成，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从犹太教到伊斯兰教的经典体系的进化，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例如，犹太教的《塔木德》就是从公元175年开始进行搜集编著，并在公元5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则在公元7世纪初叶开始口传，到公元10世纪出现书面定本。同时，这种促进，还是全面性的，既有可能作为宗教经典体系建立的某种参照系，又有可能提供宗教经典体系建构所需的文本资源。
虽然从宗教典籍经典化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圣经》的确是在《旧约》经典化以后，才有《新约》的经典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旧约》的地位与作用必然超过《新约》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恰恰相反，《新约》的重要性事实上远远地超过了《旧约》，无论是地位，还是作用，《新约》都占据了基督教《圣经》中的首要位置。这是因为，《旧约》是耶和华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约法，而《新约》则是上帝亲临人间的基督耶稣与信徒立约，民族宗教的约法不过是为世界宗教的立约提供了关于神与人盟约的思想资源，而世界宗教正是以立约的方式来重建神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
正如《旧约》的根本是通过“摩西五经”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