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得到了“复活”。
列宁说过，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这个评价指出了托尔斯泰晚期创作的批判力量及其重大意义，今天用来指导我们分析《复活》也是适合的。
《复活》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暴露了官吏的残暴和法律的虚伪。作品的开端便是审判无辜的玛斯洛娃的场面，那些貌似公正的执法者，却是一伙道德败坏、草菅人命的官僚。法庭庭长是一个生活放荡、不顾犯人死活的坏蛋，为了按时赴情妇的约会，他一心只想早点结束对玛斯洛娃的审判，于是草草收场。另外两名法官各自想着自己的胃病和妻子吵架的私事，犯人的命运和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特别重要的意义。副检察官卜列维更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家伙，“功名心很重，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因此他认为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件都必须达到判罪的目的。”开庭的前一天夜里，他通宵达旦地在妓院里寻欢作乐，根本没有看有关案件的材料，第二天却在法庭上发表长篇演说，用心恶毒地要加重对犯人的判罪。玛斯洛娃就是在这样一群官吏手中平白无故地被判处苦役刑。尽管她名义上可以上诉，“不过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即使呈文递送到“皇帝陛下”那里，也仅仅是被“恩准”将“苦役刑改为流刑”而已，这对沙皇的“体恤下情”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小说通过聂赫留道夫到枢密院替玛斯洛娃上诉的情节，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的残暴腐朽。退休的国务大臣贪婪成性，是一个吸血鬼。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是一个具有“骑士般的正直品格的人”，“对好几百个无辜的人……横加摧残，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判处他们流放和监禁，然而他非但不觉得这样做正直，甚至认为这是高尚、勇敢和爱国主义的功绩。”在为人处世中完全丧失人性，是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克里格斯穆特的突出特点，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奴仆，“因为特别的残忍和大规模的屠杀”而获得各种奖赏，并以此感到骄傲，“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监禁在地牢里或单人牢房里，关得他们不出十年就毁去一半，其中有的疯了，有的死于肺病，有的自杀……”
在这样一群贪官污吏的淫威下，受害者又何止玛斯洛娃一人，农民、工匠、流浪汉、小业主通通不能幸免。一群到城里打短工的农民由于没有“身份证”而被送进了监狱。缅绍夫母子被控放火烧了酒店老板的房子而被判刑，实际上是酒店老板为了领取“保险赔偿金”而自己放火烧了房子。“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鱼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给拖到岸上来，然后把合乎需要的大鱼给挑出来；小的则丢在岸上没人管，任凭它死掉或晒干。”对于政治犯的虐待，是公开的，“抓了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有时一关就是许多年……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法院侦查官、省长、大臣们的专断、闲暇和心境。”冤狱遍及全国，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真理让猪吃掉了”。
以至作者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
小说不但揭露了官僚机构的横暴残忍，而且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无情地剥去了神甫金线织成的外衣，指出了他们精神上奴役人民的罪行。在最高一级的“卫道士”当中，体现教会与国家联盟关系的托波罗夫几乎是一个与人的感情最为“绝缘”的人，他的原型就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这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最有势力和最反动的人物之一。托尔斯泰一般避免为作品的主人公取那种象征其内在品质的姓名，这一次却打破了常规，让主人公姓托波罗夫 （俄文意思是“斧子”），不是偶然的，它强调说明了这个人物的残酷性。
那个法庭上担任司祭的神甫，“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领过好几万人宣誓，也因为在自己的暮年他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继续出力，他希望能以此给他的家属除了房屋以外还留下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
狱中犯人作礼拜的场面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神甫的祈祷声与囚犯们的镣铐的叮■声响成一片。作家愤怒地指出，监狱的长官和看守们相信这一套，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祷文的内容主要是祈祷皇帝和皇室康宁福泰的”。而大多数犯人相信这些，则因为它“含有神秘的力量，人借助于这种力量就可以在现世的生活和死后的生活里得到很大的便利。”可见，沙皇政府的暴行有赖于官办教会的支持，而教会只不过是沙皇统治和愚弄人民的一种工具。
托尔斯泰的艺术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沙皇政府和官办教会狼狈为奸的实质，正因为这样，《复活》激怒了政府和教会，小说在发表时，受到图书审查机关的刀砍斧削，全书被删去五百多处，揭露监狱祈祷仪式伪善的两章全被删去，只剩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作家本人也被东正教至圣宗教院开除了教籍。
《复活》比作家过去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土地占有制，作品通过聂赫留道夫来观察社会，随着他的足迹，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土地严重不足、歉收、沉重的赋税、经常吃不饱，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农民固定不变的生活内容出现在聂赫留道夫的面前。他在农村妇女中看到一个“消瘦的女人，毫不费力地抱着一个面无血色、头戴用碎布缝成圆帽的婴孩的那张象老年人一样的小脸上老是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农民所处的卑贱地位使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耗尽了力量，他们的创造力和反抗精神也都衰竭泯灭了，“老百姓正在死亡，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死亡的命运，在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适应这种死亡的生活方式——听任儿童夭折，妇女干着力不胜任的工作，所有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食物不足。”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作家明确指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老百姓的全部灾难……在于那些养活他们的土地并不在他们的手里，而在另外的人的手里，那些人凭借土地所有权，依靠老百姓的劳动来生活。”作家并且借聂赫留道夫之口大声疾呼：“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的对象的，它不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予人们的种种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力。”
大规模的土地私人占有制与富人的权力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描写聂赫留道夫庄园的总管对农民难以计数的压迫的场面中显示出来，这种压迫主要不是由主人或管家的性格决定的，而是由于大规模土地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生活关系的实质所决定的。聂赫留道夫在莫斯科的平民中间也看到了他在农村农民那里所看到的状况，在流落到城里来的农民中，“在城里过着比农村更要糟的生活，变得更加可怜。他所看到的在地下室的窗户下工作的那些鞋匠，似乎就是这一类人；属于这类人的还有那些消瘦的、脸色苍白的、蓬头散发的洗衣女工，她们裸露着干瘦的胳臂，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烫衣服，从窗口冒出一股股夹着肥皂气味的热气……”
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揭示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因为他的批判力量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如同列宁所说：“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
此外，《复活》对资本主义在俄国急遽发展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也作了充分的揭露，这样，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种种黑暗现象，统统都被作家描绘在他的作品之中。
《复活》的重大成就还在于塑造了一个被压迫、被践踏的下层妇女卡秋莎·玛斯洛娃的艺术形象。为塑造玛斯洛娃的形象，托尔斯泰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劳动，我们知道光是卡秋莎·玛斯洛娃出场时的肖像描写，托尔斯泰就写了二十遍以上，这一次次的描写，与其说是作家在字句与分寸感上进行斟酌，还不如说是托尔斯泰在一次次地“端正”对玛斯洛娃的态度，对人民的态度。
玛斯洛娃在《复活》的整个形象体系中占居主要地位，她的命运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全部情节都以她为轴心，环绕着她而转动，一切场景都与她有关，一切人与事都要透过她那双略微斜睨的、明亮的黑眼睛来观察，来衡量。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的思想感受、性格变化都无不与玛斯洛娃有关，他从法庭上再一次见到玛斯洛娃以后，他也往往以玛斯洛娃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小说中一切细节都具有玛斯洛娃形象的投影。
托尔斯泰强调指出玛斯洛娃的不幸完全是聂赫留道夫及俄国社会造成的。她本是一个女奴的私生子，生在牛棚里，只是由于女主人偶然间的恻隐之心，才没有象她母亲的其他孩子一样悲惨地死去，而以“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身份在女主人家活了下来。少女时代的玛斯洛娃出落成为一个纯洁、美丽、异常活跃的姑娘，绝对不比《战争与和平》中的贵族少女娜塔莎·罗斯托娃来得逊色。作家对卡秋莎的这段描写无疑是对她的最高评价：“每逢卡秋莎刚刚走进房间里来，或者甚至聂赫留道夫只是远远地看见她的白围裙的时候，一切东西在他的眼里就仿佛都被太阳照亮，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快活，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充满欢乐了”。
十六岁那年，女主人的侄子——年青的大学生聂赫留道夫公爵来姑母家消夏，玛斯洛娃真诚地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玛斯洛娃。但是三年后，已经在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熏陶下堕落了的聂赫留道夫再次路过姑母的庄园时诱奸了她，糟踏了她纯洁的爱情，然后把她抛弃了。从此，玛斯洛娃开始了惨不忍睹的生活。
当她怀孕后听说聂赫留道夫要乘火车到彼得堡去，知道火车会经过附近的火车站，时间是深夜两点钟，为了和情人见上一面，她在夜晚冒雨赶到车站，由于在漆黑的森林里走迷了路，等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要开了。她一眼就看见聂赫留道夫坐在头等客车窗前打牌，当她举起冻得麻木的手指去敲车窗时，火车已经开动了。她跑步追出车站，拖着怀孕的身子在风雨和泥泞中颤抖、哭泣、甚至想自杀。
女主人发现玛斯洛娃怀了孕，就把她赶出庄园，撵进豺狼的社会。玛斯洛娃去给人家当女仆，受到的是男主人的追逐、凌辱和女主人的打骂，在那些林务官、警察局长、老作家、长胡子的中学生等人赤裸裸的兽欲面前东躲西藏，最后为生活所迫，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落进火坑，开始了那种作家称为“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那种“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倒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她在妓院里生活了七年，七年的妓院生活不仅严重地摧残了她的肉体，而且严重地摧残了她的灵魂，她习惯了那种生活，麻木得不再感到羞耻了，遇到痛苦和苦闷的时候，就用吸烟、喝酒来麻醉自己。直到第八年，她被诬告毒死了一个嫖客，坐了六个月监狱之后被法庭草草判处了四年苦役，发配西伯利亚。
在小说里，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写得象一个病人缓慢而困难地恢复健康一样。聂赫留道夫到监狱去探望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玛斯洛娃给了他一个非常难受的形象，他觉得，在她天性中曾有过的天真活泼的、人性的东西现在几乎都丧失了，在她身上，除了干她那种行当的人所特有的举止和习惯外，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玛斯洛娃也竭力避免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因为这对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当第二次聂赫留道夫去监狱请她宽恕而提出结婚时，她改变了对造成她的不幸的罪魁祸首的无所谓态度，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她恨所有欺凌、残害她的人，尤其恨始乱终弃的聂赫留道夫，她怒斥聂赫留道夫：“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