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回到乡间不久，哥哥和妹妹都来了，大家见面非常高兴，重温自己在这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不过，托尔斯泰一家人聚在一起，是为了分父亲的地产。十九岁的托尔斯泰分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虽然这处庄园的收入是所有庄园中最少的，但托尔斯泰愿意要这处庄园，因为这是他的亲人，首先是母亲居住过的地方，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所以他非常珍爱它。
这时，托尔斯泰已成为一个年轻的地主，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俄亩土地和三百三十名农奴的庄园主。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着手整顿自己的产业。
他精神抖擞地沿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宽阔而又肮脏的街道往前走去，街道两旁木屋连绵，屋顶上的稻草由于日晒雨淋，变成了浅褐色，墙根的土台上有几位老人在晒太阳。托尔斯泰沿途走进几家木屋，同庄稼人攀谈，农民称呼他“大人”，不明白老爷为什么光临他们的家，要干什么。穿着自织麻布衬衫的孩子们吓得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到处都是贫穷污秽，栅栏里的瘦马也满身沾满了粪土。
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农奴们所过的生活竟然如此贫穷可怕，而他那个阶层的人、姑母和管家则认为农奴是下等人，天生就应该给地主做牛做马。
这时，托尔斯泰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美好的、远大的计划；他希望为自己的计划献出毕生的力量，让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生活，享受教育，“改正他们由于愚昧和迷信而产生的缺点，发展他们的道德情操，使他们热爱善。”
这些想法常常使得托尔斯泰心绪不宁。每天，他早早地起床，到田间、森林和果园里散步，有时他躺在枝叶茂密的老松树下，凝视着无际的碧空，突然眼眶里涌出欢乐和幸福的泪水。
然而，不管托尔斯泰如何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试图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如何企图接近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兴趣，都达不到他的预期目的。他深深地感到农民们不相信他。在农民的眼里他是老爷，而根据他们自己长期的生活经验，老爷是惯于剥削农奴的，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的。农民们给老爷做工毫无兴趣。
托尔斯泰这时还太年轻，只知道担忧着急，不懂得农奴制度本身已经腐朽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不管他在经营管理上如何改革，不管是购置新机器，还是建立农场、开办学校和设立医院，都不能使农民们满意。
他一次又一次地到村子里把粮食分给那些贫困的农民，对有些人用现金去救济，又把自己的一部分森林分给农民去支配，并且取消了对农奴的体罚。这些措施引起了庄园周围的地主的强烈不满，然而农民的生活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善。不管他走进哪家木屋，到处都是同一景象，农民们不愿意改变多年形成的陈规陋习，不了解他的善良意图。这些都使他惶恐不安，他一度曾沉醉在音乐之中，一连数小时的弹钢琴。但是音乐也不能帮助他摆脱这令人窒息的气氛。
托尔斯泰在从事庄园管理的同时，继续学习法学、统计学、外国语，修习音乐和绘画，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他特别喜欢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儿》、《新爱洛绮丝》，这些书给了他“巨大影响”。阅读孟德斯鸠的著作和歌德、莎士比亚、拜伦、仲马、狄更斯的作品。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果戈理的《死魂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尔斯泰在乡村继续写日记，直率、真实、深刻是他这一时期日记的特点。他从一本《富兰克林传》中读到，富兰克林有一个专门记载自己缺点的记事本，以便改正。他也毫不犹豫地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记事本，在日记中注意自我分析，鞭挞自己无所事事的生活和自身的缺陷。
托尔斯泰在乡村紧张地工作了一年，他所制订的许多农事计划都遭到了失败。但是，他成长起来了，对农村生活有了新的了解，获得了经验。
1849年初，托尔斯泰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过着一个拥有富庶庄园和一两万卢布收入的年轻人的地位所允许的生活，用他本人的话说，“非常懒散，既无职业，又不工作，毫无目的”地度过了四个月。有一段时间，他对打牌着了谜，输了很多钱，欠下了债务，这笔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困绕着他的生活。
莫斯科的生活，不久就使托尔斯泰感到厌倦，他对“放任自己沉湎于上流社会生活”很不满意，又为京城的生活所吸引，突然去了彼得堡。
在彼得堡，托尔斯泰参加了法学学士学位的考试，其中刑法和民法两科顺利通过了。
不久，彼得堡的生活又使他失望了，他希望获得学位的计划落空了。他不愿意去做官吏，打算到即将开往维也纳的骑兵近卫军团去当一名士官生，希望获得军官军衔。但是，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当春天刚一来临，迷人的农村生活的魅力又吸引了他。五月，他回到了故乡。
农村的恬静风光和充满诗意的民间音乐，使托尔斯泰忘掉了一切挫折和失意。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幅童年时代的图画，他陶醉在这美丽的大自然中。
这时，一种难以表述自己内心世界的痛苦不时地萦绕着他，他想打开自己的心扉，让人们去了解他。他萌动了一种想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描述出来，让别人也感兴趣的欲望。大概，这种苦恼，这种欲望就是他即将开始创作的预兆。
当时，贵族必须担任文职或武职，他们虽然担任了这种公职，往往是纯形式的，只是挂名而已。托尔斯泰也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担任了一级录事。
音乐对托尔斯泰来说一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莫扎特、海顿、舒伯特、肖邦是他喜爱的音乐家。他同时也非常喜欢民间音乐，一边吹着茨冈人歌曲旋律的口哨，一边把它们谱成曲谱。
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姑母给了托尔斯泰良好的影响，从姑母那里他第一次知道了“尽力而为，听天由命”这句格言，他非常喜欢这句格言，在书信、对话、甚至自己的文学作品里都引用它。在他逝世的前四天，还把这句格言抄录在自己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上。姑母曾劝说托尔斯泰写小说，显然，她当时已经从托尔斯泰身上觉察到了他具备了作家的才能。
在总结1850年的生活时，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时期他身上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不再去设计那种空中楼阁，编制那种任何人也不能实现的计划。对于这种信念的改变来说，最主要、最有利的是，我不再企图通过自己一个人的理智去达到某种目标，再也不轻视人们惯常遵循的种种虚套了。”
1850年的整个冬天，他一直住在莫斯科。他的举止和行为很慎重，他在写给姑母的信中说：“我孑然一身，哪儿也不去，而且也不接待任何人”。伴随着道德情操的成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贵族，他越来越鄙视和疏远了贵族上流社会。
为了增强自己的记忆力，托尔斯泰每天都背诵些东西，还学习英语。阅读法国诗人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的故事》、《日内瓦人》、《约瑟兰》，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长篇小说《保尔和薇吉妮》、德国诗人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洛林斯·斯特恩的《感伤的法兰西和意大利之旅》。
托尔斯泰提出了艺术作品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的见解，他说：“一切作品要想成为好的作品，就应该象果戈理谈到他的饯别故事 《她唱出了我的心声》时所说的那样，要歌唱出作者的心灵。”托尔斯泰以这一原则奠定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基础，四十五年后，他又重复了这一见解：“艺术作品中主要的东西是作者的心灵。”
春天，托尔斯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大哥尼古拉也来了，他投笔从戎，被调往高加索。他建议托尔斯泰一道上高加索去。这一提议使托尔斯泰非常高兴，这似乎是使他摆脱长期犹豫不定的生活境遇的出路。他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翻开新的一页，所以欣然接受了大哥的建议。到高加索去，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军旅生活
1851年4月底，托尔斯泰兄弟俩动身去高加索。
托尔斯泰后来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次伏尔加河的旅行。兄弟俩搭乘一条简陋的无甲板船，顺流而下，观赏这条气势雄浑的大河两岸的风光、森林、田园和晨雾中时隐时现的倾斜的沙土河岸。沿途遇到许多满载货物的平底船，平稳地缓缓逆流而上，拉船的纤夫身强力壮，满脸风尘，唱着歌儿。
兄弟俩在阿斯特拉汉下船，乘马车继续赶路，抵达高加索捷列克河畔的斯塔罗格拉德科夫镇，加入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炮兵旅。
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高加索是残酷斗争的舞台，也是俄罗斯进步人士的流放地，莱蒙托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都被流放到这里。普希金、蒙托夫、马尔林斯基等著名作家都歌颂过高加索魅力非凡、令人陶醉的大自然。还是在伊凡雷帝时代，俄罗斯人就想入侵高加索。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这种意图更加强烈。高加索平原富饶美丽的土地不断被俄罗斯贵族所侵占，高加索土著居民对俄罗斯人的入侵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战争连绵不断。
这时，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无法摆脱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认为俄罗斯人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同情受压迫的高加索人民，反对俄国军队对山民采取的残暴手段。他幻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使高加索并入俄罗斯，然而在沙皇统治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夏天，托尔斯泰同哥哥一起以志愿兵身份参加了袭击山民的战斗，后来他又以“四等炮兵下士”的身份参加镇压山民暴动的战斗。在战斗中，托尔斯泰表现得英勇顽强，获得了十字勋章，晋升为准尉。
托尔斯泰十分欣赏哥萨克人的风俗和自由的生活 （在哥萨克人中从未存在过农奴制度），喜欢他们纯朴的禀性。在镇里，他结识了一位九十岁的哥萨克叶皮凡·谢欣，这是一位勇敢、强壮、充满欢乐的老哥萨克。托尔斯泰认为他就象高加索雄伟的大自然一般。
托尔斯泰非常敬佩哥萨克妇女，她们强壮有力，行动自由，无拘无束。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是全权的主妇。对她们健壮的体态，东方式的优雅服饰，坚毅和果断的性格，托尔斯泰极为欣赏。他甚至象自己作品《哥萨克》中的主人公奥列宁一样，严肃地考虑过，在哥萨克人中间落户，买间木屋，置下牲口，娶个哥萨克姑娘为妻。当然这只是出于他一时的好奇和幻想，作为一个贵族老爷，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和哥萨克人民是有很大距离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生活在高加索普通人中间，置身于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怀抱中，托尔斯泰觉得自己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对于自己过去生活得那样放荡和毫无目的而感到惊讶。只有现在他才明白什么是幸福。他断言，幸福就是接近大自然，就是为别人而活着。
在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影响下，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开始了。他顽强地、不知疲倦地写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修改了四次，抄写了三遍，完成了中篇小说 《童年》。在草稿中，托尔斯泰给自己提出了小说创作的原则。“从喉嗓发出来的声音是柔韧的，曲调是优美的，但它从来没使我感动；而发自肺腑的声音即使较为粗陋、嗓音嘶哑、曲调最为平凡，当听到这声音，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则是热泪盈眶。”
1852年11月，《现代人》杂志第九期以《我的童年故事》为题发表了托尔斯泰的处女作《童年》，署名“列·尼。”
《现代人》杂志主编尼·涅克拉索夫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位作者的才华，他写信给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作者说：“不论您的小说还是您的天才，都引起了我的兴趣。”
彼得堡文学界活跃起来了，许多杂志登载了赞扬文章。《祖国纪事》杂志的一篇文章说：“如果这是列·尼先生的第一部作品，那么不能不祝贺我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出众的才子。”《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巴纳耶夫从这个友人家走到那个友人家，给他们朗诵《我的童年故事》的片断。
陀斯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流放，《我的童年故事》给了他强烈的印象。他请求一位朋友务必查明“这个隐性埋名的列·尼究竟是什么人。”
在《我的童年故事》中，作家以令人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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