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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托尔斯泰已经三十四岁了，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在此以前，他就同宫廷御医安德烈·叶夫斯塔菲叶维奇·别尔斯一家人相识，特别是1862年托尔斯泰从国外回来以后，他经常去别尔斯家里作客。别尔斯有着三个女儿——丽莎、索菲娅、丹尼娅。托尔斯泰在这里感到温暖和舒适，他以温柔而又优伤的神情注视着别尔斯夫妇的二女儿索菲娅。仿佛觉得自己所憧憬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内心矛盾极了，久久下不了决心向索菲娅披露自己的感情。别尔斯夫妇则把托尔斯泰的频频来访看成是向他们的大女儿丽莎献殷勤，而丽莎确实也钟情于他。但是，托尔斯泰热恋着的是索菲娅，他因索菲娅那素朴的性格，灵活的头脑和真挚的感情而喜欢她。
2月，别尔斯夫人带着三个女儿乘车去她父亲的领地伊维查，顺路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热情地接待了她们，第二天又送她们到伊维查。就在那里，象《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向吉蒂求婚一样，托尔斯泰在客厅的圆桌上用粉笔写出了一些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向索菲娅表白了爱情。不久，托尔斯泰正式向索菲娅求婚，她欣然接受了。9月，托尔斯泰和索菲娅结为伉俪。人们在克里姆林宫宫廷教堂为这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托尔斯泰早就盼望着的家庭幸福来到了。婚后，他和索菲娅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受到了塔季扬娜姑母和谢尔盖哥哥的热情欢迎。
索菲娅给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气，她很快就着手整顿荒废的家业。用花儿装饰住所的房间，住所周围辟出花坛，前面绿草坪上培植了番红花、山茶花、玫瑰花、茉莉花，洋槐经过剪修，又补上了丁香和金银花。春天，花园里鸟语花香，生气勃勃。
塔季扬娜姑母也住到他们家来了，她喜欢索菲娅，一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托尔斯泰的哥哥谢尔盖、妹妹玛莎，还有索菲娅的妹妹丹尼娅，也常来作客。托尔斯泰和亲人们一起弹琴歌唱，沉浸在新婚家庭的幸福之中。
托尔斯泰获得了精神上的静谧，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过去所有的惊慌、怀疑情绪似乎销声匿迹了。他的生活道路更加明朗了，工作位置也确定下来了：文学创作、教育和家庭，这就是他当今的生活内容。他在给朋友费特的信中说：“我结婚两个月了，我是幸福的，焕然一新的，完全崭新的人。”
托尔斯泰坚强的性格和热爱生活的禀赋，表现在他对各式各样活动的热爱上。他一旦着手这种或那种工作，就埋头苦干下去。这期间，他种植果树，繁殖猪、绵羊、小牛、鸟，对养蜂着了迷，还想把全家人都吸引到养蜂工作上来。
不久，他又恢复了一度中断了的文学创作工作。他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妈的信中说：“我喜欢孩子们和教育工作，但是，我很难把自己看成一年前的我。孩子每晚到这里来，给我带来有关曾在我心中而将不复存在的那个教师的回忆。现在，我这个作家以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写作、思考，好象我还从未写过和思考过。”
索菲娅很贤惠，又有文学才华，正如她自己所说，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夫人”。她不仅生活上关心丈夫，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常常鼓励他写作，为他誊写稿件，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是他得力的助手。后来托尔斯泰作品中的爱情主题和妇女形象常常和她有一定的联系。
备受妻子关怀的托尔斯泰完全沉浸在文学创作之中，出现了文学创作的高潮。他首先完成了从1852年就开始创作的中篇小说《哥萨克》。作品的主人公是个二十出头的贵族青年奥列宁，他没上大学也不曾在任何地方作过事，就在上流社会生活中挥霍光了他的全部产业。他厌倦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生活，决心走平民的道路。
奥列宁以一个士官生的身份来到高加索，希望用自己的劳动过一种虽艰难但正直的新生活。在一个叫格列本的哥萨克村庄，当地人质朴热情的性格和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感染了他。他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也应象大自然一样纯洁、美丽，象这些“自然之子”哥萨克人一样纯朴。于是，在奥列宁的心灵中开始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净化过程。他和普通的哥萨克人交上了朋友，和七十多岁的老人叶罗什卡经常在一起聊天、喝酒、打猎。他爱上了漂亮的哥萨克姑娘玛丽安娜，向她求婚，想在哥萨克落户。为了表现自己的慷慨无私，他把自己的马送给了情敌路卡希卡。但是，奥列宁这个贵族青年在道德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净化，他并没有在思想感情上同普通的哥萨克融为一体，他不理解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哥萨克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道德标准，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很快就在他心中萌发起来。他感到只爱自己，只想和玛丽安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正当玛丽安娜为不幸死亡的哥萨克人悲痛欲绝的时候，他却要求她一起谈情说爱。因此，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失败。玛丽安娜拒绝了他的爱情，而和未婚夫路卡希卡结了婚。最后奥列宁只好怏怏地离开了高加索，重新回到莫斯科那个充满无聊和虚伪的世界中去。
在这部作品里，看得出作家是希望通过剥削阶级中的人们的自我完善和良心省悟来解决社会阶级矛盾，小说的结局又恰恰证明了这种想法的不切实际和必然破灭。小说除了真实、细腻地反映了青年主人公精神经历外，作家还用较多的篇幅描绘了高加索地区富有诗意的大自然风光和哥萨克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使整个艺术画面情趣盎然。
作品主人公奥列宁的经历与作家是那样的惊人相似，竟使许多人认为托尔斯泰笔下的这个形象就是作家自己。这大都是事实，但是，奥列宁仍然是艺术形象，作家在这一形象中与其说是表现自己，不如说是反映了他在生活中遇见过的人们的性格、特点，概括了这些性格特点。无疑，作家也把许多亲身的经历熔入了作品之中。
作家在作品的描写中反对俄罗斯用暴力镇压高加索山民，他认为“幸福不在于杀人”，“求幸福的唯一方法是爱。爱万人万物，在四面八方张一个爱的罗网，接受所有的人进来。”这是作家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备受压迫的高加索人民表示同惰，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企图用人类之爱来消灭战争，那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哥萨克》发表于1863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屠格涅夫说：“这真是一部异常出色、具有极其强烈的艺术力量的作品。”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非常喜欢这篇小说，他认为“高加索的史诗《哥萨克》……它宛如连绵不断的群山的峰巅，它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最出色的抒情作品，是他青春的颂歌。光采夺目的天空中衬托出的雪山，以其自豪的美浸透于全书。这部作品是不可企及的，因为托尔斯泰的才华在书中首次焕发出光采。”
1862年，托尔斯泰经过反复修改，完成了另一部著名作品——《波里库什卡》。
托尔斯泰早在农奴制时期就开始写这部小说，而脱稿则在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小说的基本情节，是普斯科夫的地主基尔萨诺夫的女儿向作家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小说的素材是作者取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作品主人公的名字和姓氏都是托尔斯泰的农奴的名字和姓氏。
作品写农奴制时期一个名叫波里克依的农奴，因为经常偷窃东西被人轻视。他的女地主怜悯他，想帮助他改正缺点，故意要他去向菜商收回一笔借款，借此来考验他。他从菜商那里拿到一千五百卢布的支票和一封信，把它放在帽子里带回来，可是途中丢失了。他怕地主逼打，就上吊自杀了。恰巧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也落水淹死了，他的老婆悲痛万分，变成了疯子。作品表现了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了波里克依的自杀。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这篇作品发表在1863年的《俄国导报》上，同年，被译成德文。
屠格涅夫在给费特的信中说：“我已经读过了托尔斯泰的《波里库什卡》，这巨大的天才力量使我为之惊异……这里有真正惊人的篇页……一股寒流竟然侵入我的脊骨……巨匠！巨匠！”
《哥萨克》和《波里库什卡》完稿以后，托尔斯泰产生了创作一部宏伟巨著的欲望，他想创作一部长篇的叙事史诗。他在日记中写道：“思绪蜂拥而至，总是想写作，我已经发展起来，非常成熟了。”他对自己的能力很久没有产生这样的信心，也很久没有产生过这么强烈的写作欲望了。大概，这是最早提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不过，作家还未搜集到必需的素材，未来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在他的想象中还没有形成。他又回到早已构思的《马的故事》的写作上。这个构思是由1856年同屠格涅夫散步时所留下的印象产生出来的，后来在1859年，一个养马场场主亚·斯塔霍维奇向作家讲述了一个“花斑骗马的遭遇”。他的养马场里有一匹跑马，长得又高又大，跑得飞快，就象量布一样，被称为“霍尔斯托麦尔”（俄文意为量布人）。但是它满身花斑，这种毛色的马不允许参加赛马比赛，所以被卖给一个商人。商人又把它卖给一个近卫军官。后来它又被辗转卖给茨冈人合唱指挥、强盗和神甫等人，最后到了农民手中，这时它已经离断气不远了。
托尔斯泰对这匹马的故事很感兴趣，经过查阅自己积累的材料，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小说的情节和养马场场主讲述的故事略有出入，这篇小说这一次并未完稿，作家又被新的构思吸引住了。
1863年夏夭，托尔斯泰的长子谢辽沙出生了，儿子的出生使托尔斯泰感到十分欣慰。他爱儿子，但有点腼腆，称儿子为谢尔古列维奇。当谢辽沙患病的时候，他通宵地守在儿子的小床旁。
又过了一年，女儿塔尼娅出世了。托尔斯泰很喜欢到儿童室去，同小谢辽沙玩耍，听小塔尼娅咿咿呀呀地学话。
在农奴制改革前后，出现了不少用文艺作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作家。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长篇小说《怎么办》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婚姻，借用恋爱题材宣传民主革命。托尔斯泰主张道德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在政治观点上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着严重的分歧。因此他不仅在五十年代末就离开了以 《现代人》杂志为中心的进步文艺团体，而且结婚后不久就写了戏剧《一个传染瘟疫的家庭》，嘲笑革命民主主义者及其进步的妇女观。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满意这个戏剧，认为它写得“很不象样”，结果没能上演。1866年，托尔斯泰又写了三幕小喜剧《虚无主义者》，继续嘲笑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些作品都反映了托尔斯泰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一面。
英雄史诗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从 1863年开始创作至 1869年完成的一部史诗体长篇小说，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
它以1812年俄罗斯人民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为中心，通过对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的描写，反映了从1805年俄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溃败，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这段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小说把“战争”与“和平”，即“前线”与“后方”交织在一起，从而展现了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
在这部一百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中，作家描写了五百多个人物，从沙皇将帅到行伍士兵以及农民、普通老百姓；描述了各式各样人物的内心活动，从小偷的卑下念头到战士的崇高英雄主义、爱国激情；反映了各个阶层人物的思想情绪，从亲法派贵族的奴性媚外到十二月党人先驱者的忧国忧民；提出了许多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道德的问题等等。它以新颖宏大的艺术结构，广泛深入的生活概括，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给俄国文坛增添了新的光彩。
在1853年——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俄国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