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码输光，他就借钱，写一张筹码收据。赌客回去后，我收取他欠赌场的钱，然后或者切利尼到我这里来，或者我飞往佛罗里达在那里同他结帐。旅行团的客人从不用现金赌博。通过我们的信贷制度，我们可以确定俱乐部收入多少，我们有多少存款，切利尼为了收我欠俱乐部的钱至少到我在波士顿的办事处来过四次，我到佛罗里达去过两次还欠帐。还有两次是兰斯基在那里。第一次我付了4万，第二次5万。兰斯基和切利尼建议我带一个旅行团到巴哈马岛去，就是说去由兰斯基的代表马克斯·考特尼领导的卢卡长比奇赌场我终于去了那里。我从赌场收入中得到了25％。
侨民俱乐部照顾黑手党人的唯一一个方面是帐房。我们对经理弗雷德·阿尤布说：“请您在您帐簿上不要记我们这次赚了6万。只记22000。”他们就照此办理。这样不仅我们向美国政府少缴税，他们向英国政府也少交税。在帐面上我办的旅行团赚的钱没有一次超过25000，实际上几乎没有一次少于5万至6万。
我们在梅费尔旅馆通过打牌做弊骗取赌客的钱没有计算在内。这就是说，从我组织的一次旅行团中可赚60万至90万元。如果把三四十名嗜赌如命、挥金如上的顾客带到赌场来，那他们每个人平均每周要输掉25000至4万元。
我在去伦敦的旅游团中赚了大钱。我在梅费尔旅馆租了一套房间。我们举行的社交聚会成了全伦敦的话题。恐怕你们不会相信，参加的是什么人：最著名的文娱艺术家、政治家、法官。房间地面铺的是大理石，有许多女人、饮料、饭菜。女人全是漂亮无比的妓女，我们利用她们让赌客上钩。然后我们开始玩牌，就好象没有看见我们的目标在常打牌的全是黑手党人，一个机械师；一个贼；一个骗子，我们押了全部赌资，有赢有输，仿佛第二天世界就会毁灭似的。不久，那个傻瓜就想参加进来赌钱。不到天黑，我们就把他的钱掏光，而他一点也没想到，这会是一场做了手脚的赌博。大多数情况下，他以为我的确输了，因为我退出了赌博，并且留下一张1万元或者更多的借据。有一次我们在30分钟内赢了一个家伙8万元。他始终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如果一周后，我们举办社交聚会，搞作弊赌博，连同从赌场分到的钱不足10万元，那么这就是倒霉的一周。
在旅行中，我叫来自罗得岛的一个小城的两个保险公司职员约翰和比尔上了当。他们是两个大傻瓜，其他没有什么。两人参加了到侨民俱乐部去的旅游。他们想博得我的好感，就说他们是我的头领帕特里阿卡的朋友。我很快就查明，帕特里阿卡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于是我就开始盯上他们。我发现他们对赌博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目光的的地盯住赌场的女人。我观察了他们一会儿，注意听他们谈话，谈的只是女人和他们看见人们挥霍掉大量钞票。我同丹尼·蒙达瓦诺说：“我想，我们能使这两个色鬼得到消遣，你去盯着其他人，我来对付这两个。我在这次尝试中可能失去的也一共只两三千块钱。”
丹尼操办梅费尔的打牌赌博和社交聚会。我同这二位在伦敦闲逛，我已经打听到他们的信用情况，他们都有钱，我同他们去看戏，上夜总会，参加社交聚会。我给他们拽来很多女人——全是妓女，但从外表上看不出来——直到他们发疯为止。我对妓女们说：“你们装出一幅大家闺秀的派头。让这两个家伙以为，他们能够勾引你们，自以为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你们必须欺骗他们，你们只是因为文尼·特里萨才同他们出去玩的。”当然我给了这些女人几百块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回到波士顿时，这两个保险公司职员认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为他们大约花了2000块钱。
当飞机在波士顿着陆时，约翰对我说：“文尼，你怎么能够这样尽情享受呢？你不交所得税吗？”
我镇静自若地对他咧嘴笑着：“我当然交所得税。”我说。
“可是你的开支这么大，”比尔说，“我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钱大部分不是在台面上赚的，”我说，“我把钱投到高利贷方面。”我立刻发现，我的这番话打中了要害。一个骗子几乎能够嗅得出一个人的贪心。接着我解释说：“我从医生、律师、保险公司人员、高级职员那里拿到许多钱。他们通过我投资。假设一个人给我1万元，我每周给他1％的利息和2％的赚头，每周他得到300元现金。50个星期以后，他收回本金，另加5000元利润。当然我本人每周也赚到一笔钱。”
对这两个来自小城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么多钱，他们无需向财政部门申报，可以为了女人和社交聚会大肆挥霍了！两个人立即给我一笔钱投资。我拒绝了他们。“很抱歉，”我说，“目前我手上有许多钱要筹划，而且还有许多人想把钱给我，因此现在谁的钱我也不能收。”同时我故意让这两个傻瓜等得不耐烦。
以后两个星期我至少接到他们打来的三个电话，终于我约他们到波士顿来。我们在运动员俱乐部办事处见了面，我请他们会夜总会。“朋友们，”我说，“我有个顾客想借2万块钱。本来我可以从一个同我要好的医生那里拿钱，可是最近一段时间，这家伙使我相当厌烦，他喋喋不休地向我诉苦，我想暂时不跟他打交道。你们愿意参加吗？”
两个人每人给了我1万。以后几个星期我付给他们每人300，然后我又向他们借钱。在以后的6个星期中，我从比尔那里拿到65000，从约翰那里拿了5万。他们以为自己在信贷业方面有门路了，不久就可以在钱里游泳了。我一共骗了他们30万元。然后这场好戏就收场了。我一不付给他们钱，他们就大吵大闹。我只是瞅着他们发笑。“你们还记得，你们同我谈过帕特里阿卡吗？”我说。他们满脸通红。“好，去找帕特里阿卡，向他要钱。”
从此我没有再见到他们。他们能找谁呢？帕特里阿卡不认识他们。当然他们不能去找警察，说他们拿钱放高利贷，受了骗。如果这样干，他们就要吃官司。他们的家庭也要丢脸，甚至还会丢掉饭碗，且不说他们的朋友。
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每个人都想发财，成为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只需用一点诱饵——现金在他们鼻子前面来回挥舞，他们就会上钩。
我选中的诈骗对象的条件是：财力雄厚、有好名声、好家庭，这是我的行动的一个重点。倘若他们说出去，就破坏了自己的事业，失去自己的家庭乃至一切。这种人很容易上当受骗。例如我认识波士顿的一个商人叫阿瑟。我发觉他在女人堆里束手束脚，不懂得怎样接近她们。我从他那里骗了145000元，我只是利用了他在女人面前的拘束和顾虑，为他同几个妓女撮合，而给这几个妓女我只付了两三千块钱。
7。9危险的交易
1968年初我在伦敦梅费尔饭店举行鸡尾酒会，第一次遇见施瓦茨。此人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他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我要举办一个出色的酒会，他问我他可不可以参加。
我打量着他，凭着他的穿戴我断定他很富有。“为什么不呢？”我说，“您尽管来，好好玩玩。”
不一会我发现，他是个地道的浪荡公子。他一边喝酒，一边对几个女人献殷勤。微醉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穿裙子的。我知道怎样对付这号人。
施瓦茨同一个小姐调情时，我们和参加这次酒会的几个白痴在掷色子。我预料施瓦茨也会参加，但不敢肯定。我们正掷着，突然施瓦茨也加入了。20分钟他输了17000元。
他带的现金不够付输掉的钱。交谈之后我答应为他的信用担保。我发现他非常容易受骗，因而我这样做很值得。三四天后我和他成了亲密朋友。我邀请他吃饭，一起到夜总会看演出，我们谈了很多，他是个百万富翁，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他的钱越多，就越容易被骗。
我去波士顿前不久，施瓦茨把他的名片给我，并要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举办了世界上最好的赌博旅游。我说，我乐意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向我的信贷买卖投资。“请您到巴尔的摩找我，”他说，“在那里我们再好好商议。”这样丹尼和我一回到波士顿就飞往巴尔的摩，去与施瓦茨会面。我对他说，我从他那里提取1 元，他每周可得到300元利息。
“文尼，我老实对你说，”施瓦茨说，“我是百万富翁，但支取现金很难，我的全部财富都投了资。而且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们之间有生意关系。所以我带来一个人，他叫斯图尔特·哈里森，我的利益由他保护。他现在在另一个房间里。”
哈里森又矮又瘦，有点神经质，他做保险买卖，施瓦茨的一切财产都在他那里保险过。施瓦茨写了一张1万元的支票，叫哈里森到下面去兑现，把钱拿来。
不久我又同施瓦茨和哈里森会见。商议办赌场的事。几小时后，我们开始掷色子，才几分钟施瓦茨就输了几百元。他对女人的兴趣比对赌钱的兴趣大。哈里森则不然。他相信赌中有诈，但搞不清诈在哪里，他还是输了12400元。
我发现哈里森精疲力竭，但没有想到他要干什么。他踉踉跄跄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心想，真见鬼，他要干什么？我随后跟上，看见他打开窗户，想跳下去，我一把抓住他说：“喂，你想到那儿去？”
“我受不了啦！”他喊道，“我想死。”
我把他拉进来，坐在他旁边安慰他说：“不要为了几个钱就这么绝望。反正施瓦茨说了，你输了的钱全由他付。怎么样，没事了吧。我一定帮助你摆脱困境。”
我从波士顿回来后遇到萨诺和卡尔迪洛。他们从纽约肯尼迪机场的邮包中偷了价值为53000元的杰斐逊城教育债券，愿意将这些债券以11000元售出。我想现在是给哈里森打电话的时候了。
“喂，我是文尼，现在在波士顿。”
“文尼，你好吗？”哈里森回答。
“我说过，我要帮助你摆脱困境，你还记得吗？”我问。
“当然，文尼，你有什么打算？”他说。
“我有个朋友，他是赛马经纪人，他急需一些现金，他手上有一些杰斐逊城教育债券，象黄金一样值钱。他想把债券变成现钱，你可以毫无困难地卖出去，但是不要让税务局的人查出来。
如果你出售，他愿给你很好的报酬。这笔买卖你可赚12000元。“
“你拿我开玩笑吧。”他说。
“不是……你得赶快决定。”我说。
“我可以告诉施瓦茨吗？”他问。
“随便，但是要尽快脱手，”我说，“我派丹尼和萨诺把债券交给你。”当然哈里森兴高采烈，他随即去银行，按债券面额的80％，借款47400元。我给了他8000，给萨诺11000，其余的我和丹尼分了。一周后我打电话给他，叫他把债券卖了。我又从6000元中给了他4000。他非常高兴。我知道，我又增加了一个做证券交易的新伙伴。
这之后不到一周，我遇到梅斯，他手上有偷来的、价值253000元的美国国库券。我同他商量出售问题。我打电话给哈里森，叫他同妻子一道来纽约。我觉得现在应该告诉他，他已经出售了偷来的证券。现在我已经钓到这条大鱼，他再也跑不掉了。
第二天，哈里森和他妻子到了纽约。我们回到旅馆，在哈里森把他那穿着我送的新貂皮大衣的妻子带到他房间后，我把哈里森拉到一边。“出售我给你的证券没有遇到麻烦吧？”
他惊奇地看着我。“没有……怎么会呢？”
“这些证券是偷来的。”我说。
他吓得脸色煞白，咽了一口口水，结结巴巴地问：“你说什么……是偷的？”
“是偷的，”我说，“但是不用担心，我们一起赚钱。我现在给你的证券是从保险柜里拿的。主人一年或者更长时间都不会发现证券丢失了。而且在这期间放在保险柜里也会被别人偷走。”
然后我干脆说穿：“我现在有机会拿到价值30万元的热门证券，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开始干吧。狠狠赚它一笔。”
哈里森犯愁的脸上咧开了笑嘴。他很想赚钱。他妻子的开支很大，他想使她高兴。“好，”他说，“一起干。我需要钱。但是你要保证不出问题。”
我用20％的价，即5万元向梅斯和托尔托雷洛买了价值253000元的国库券。哈里森飞回巴尔的摩。第二天丹尼把证券带给他。他把一张10万元的证券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