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黑社会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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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黑社会巨头-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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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销售,牟取暴利。此后,罂粟花便在掸邦地区一直开放,并曾蔓延到缅甸的克钦、钦、克耶、曼德勒、勃固、实皆、马圭等邦、剩因此,英国人是“金三角”罂粟的最早播种者。

  看到英国人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当时已占领印度支那地区的法国人也垂涎三尺,便组织印度支那地区的富商大贾,从“金三角”向自己控制下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大规模贩运鸦片,从中抽取巨额税金。以后,更干脆直接派遣“专家”到越南、老挝北部地区,向苗、瑶、佬、泰等土著居民传授罂粟种植、鸦片收割、提炼和销售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使这些地区的鸦片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和英国一样,法国从鸦片贩卖中掠夺了巨额金钱。据统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从印度支那掠夺的金钱总额中有一半来自鸦片贸易。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酋长们也从鸦片贸易中捞到好处,在崇山峻岭中过着王侯般的生活。而法国人留给当地广大少数民族的,则是贫困、愚昧和新的罪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为了对付共产党,法国和当地的部落酋长再次联合起来。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法国人购买对方生产的鸦片,而少数民族首长则答应以千万之众“协助”法国人打共产党。这样,老挝西北部地区,即“金三角”中属于老挝的那一部分,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依然保持着“繁荣局面”。

  到了本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人填补了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遗留下来的“真空”,帮助甫越西贡政权作战。美国政府如法炮制,派遣中央情报局官员,帮助老挝上寨山地民族(主要是苗族)中的反共酋长们训练、组织武装,发给精良武器,拉他们打共产党。但是,只有在美国答应购买对方的鸦片之后,才换取了山地民族的支持。最初,美国把收购的鸦片运回国内提炼成麻醉药品,供医疗部门使用。但为时不久,就供大于求,无力“消化”了。于是,美国干脆撕下人道主义的面纱,与毒枭合作,转而向东南亚各国和其他地区推销。这样,在东南亚地区就陆续出现了许多贩毒集团。它们在鸦片收割季节,麋集“金三角”,疯狂收购。而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士兵为了寻求刺激,也大量吸起毒来。而且除本身吸毒外,还利用种种条件把毒品夹带回国。一时间,越南的西贡竞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毒品集散地。

  “金三角”的鸦片贸易在1960年以后进入“黄金时代”,它生产的各种毒品无声无息地向西方各国和世界各地涌去,强烈地震撼着整个世界。目前,在这块杀机四伏、神秘莫测的,“三不管”地带,起主要作用的有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当地的山地民族,这是“金三角,,种植罂粟的主力。他们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无文化教育可言。他们把鸦片当成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此导致许多人(包括七八岁的儿童)吸食成瘾。这也是”金三角“鸦片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股力量是国民党军队残部。

  第三股力量是武装贩毒集团。自“金三角”鸦片贸易“兴旺发达”以后,许多不法之徒看到其中大有油水,便纷纷成立走私武装,大于毒品贸易,控制了毒品的收购、提炼和走私活动。

  一般专家认为,“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达67000公顷,其中缅甸最大,达6  万公顷左右,泰国和老挝备为3500公顷。一般年产鸦片1200吨左右,有的年份高达1000吨。缅甸鸦片种植多,自然产量就大,年产量在900—1200吨左右,老挝年产量为200—300吨,泰国产量相对不多,仅35吨左右。

  在“金三角”地区,鸦片贸易是一桩公开的买卖。任何人都可以像购买其他日用品一样在集市上买到鸦片。还有专门为痛君子们服务的各类烟馆。例如在缅甸掸邦东部一些村镇、集市南坎、八莫、木姐、姐高等地,都有这样的鸦片零售店、烟馆和烟摊。烟价一般大约为1200缅元一矶(当地的一种计量单位,每比大约等于1。5公斤),如按人民币计算,大约为200元1公斤。

  在“金三角”地区,当地居民消费的多是未经加工提炼的生鸦片,由于“近水楼台”,许多人都吸食鸦片。据调查,在泰国北部的山地民族中,阿卡族约16。5%的男性有烟瘾。其他山民吸食鸦片的比例分别为:苗族12。7%,瑶族10。2%,傈僳族5。1%,克伦族2。3%。

  然而,“金三角”地区鸦片产量的绝大部分(约占年产量的80%至90%)及其提炼后的产品——各种等级的吗啡和海洛因等,被走私到整个东南亚以至世界上许多地区,主要是通过东南亚的重要港埠分别运往日本、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至于转口部分,则主要从曼谷、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新德里等机场走私到欧美。

  在60年代以前,从“金三角”走私出去的,大多数是未经提炼的生鸦片。此后,走私出去的主要是海洛因,因为从鸦片中提炼出的海洛因等毒品(大约每10吨鸦片可提炼1吨海洛因)既可吸食,又可作针剂注射,在西方国家十分畅销;而且价格昂贵,体积轻微,便于携带,适于走私。每年由“金三角”生产出来的毒品中,有50—60吨海洛因,全部走私到东南亚和美国等各地。为了把毒品运出,贩毒分子找了许多巧妙办法,如藏在豆芽清洗机里、塞在瓷塑像里、密封在镀锡铁皮罐里,上面还贴有荔枝罐头的标签,或者把毒品缝在出口的金鱼肚子里,还有的把毒品装进避孕套,然后咽到肚子里,再飞往西方国家。

  “金三角”的毒品买卖中心为缅甸的班羊镇,毒枭们在这里购买毒品后,利用骡马驮运,经人烟稀少的边沿山区运到缅甸边境的励罕。由班羊镇到勐罕,徒步需20余天。沿途重峦叠嶂,虎豹出没,土匪众多。毒品走私者为防备猛兽吞噬和当地强人拦截及抗拒政府关卡武装人员的围捕,大都组织成烟帮结伙而行。

  各烟帮配备武器。武器装备的多寡、优劣,全视烟帮资本多少、组织大小而定。枪支大多为卡宾枪、冲锋枪、来福枪、三八式、七九式、轻重机枪甚至小型迫击炮。组织强大的烟帮,骡马多达上千匹,人员二三百。最小的烟帮也有骡马百余匹,人枪二三十。鸦片运抵勐罕后,批发或分销给来自泰国、越甫、老挝、柬埔寨,甚至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的毒品贩子,转运或输出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金三角”地区,贩毒集团强迫当地山地民族卖出的鸦片价格,不过每公斤70—90美元,提炼为海洛因后,也不过每公斤800—100美元。但在曼谷黑市上,每公斤海洛因的价值1。5万至2万美元;而在西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其黑市批发价上涨为12万美元;当海洛因在美国纽约时,黑市批发价又上升到20万至22万美元;但若拿到其他美国城市零售时,每公斤海洛因可价值230万美元。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利润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毒品贩卖是非法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各种措施,对走私、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围、迫、堵截”。

  因此,这些毒品最终到达吸毒者手中,得经过重重“关卡”,这就使得其价格不断上涨;第二,痛君子们消费的海洛因,并非纯度很高的海洛因,而是经过层层中间贩毒者加入其他物质,诸如奎宁、砂糖、头痛粉等,最终成为海洛因含量很小的毒品,并不断提高价格所致(最纯度可由最初的80%下降为3—5%)。我们以美国市场销售的海洛因毒品为例说明。

  跑外的毒品商在泰国曼谷买到海洛因含量为80%的毒品。

  运到国内卖给第一道中间商,每公斤价格5万美元;第二中间商在其中加入砂糖和奎宁(每公斤海洛因加1公斤砂糖和奎宁),使之成为海洛因含量为40%的粉末,以每公斤6。5万美元出售给第二中间商;第二中间商买到海洛因含量为40%的粉末后,再往每公斤中加入600克砂糖,分装在250克的小包,每包售价1。5万美元;零售毒品商买到这种小包装粉末后,再一次加入砂糖,使其成为海洛因含量仅为3—5%的粉末,分装成更小的包,分发给街上的小毒贩出售。这样,原先在“金三角”每公斤800至1000美元的海洛因,此时便成为价值2硼万美元以上的昂贵毒品了。

  2。2“国军93师”与毒枭

  1950年3月9日,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部队800余人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越过西南边境,闯入缅甸境内,当时这支残军的领导人是国民党第八军237师709团少将团长李国辉。在缅甸东部重镇大其力的一个村子小孟捧,李国辉与另一股残军600多人汇合,这支残军的统领是国民党陆军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两股部队合并为“复兴部队”,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

  李谭“复兴部队”开始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来投靠的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流动在中缅泰老边境的商业马帮组织,另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留下的散兵游勇。“复兴部队”从1400余人扩充到3000余人,成为“金三角”一支不可一世的武装力量。

  中国远征军是1942年以后进入缅甸帮助抗日的,加入这支部队的第六军中有一个师,其编号为93师。由于他们曾在中缅边境的车佛南地区驻扎长达五年之久,在当地颇有影响。同时,远征军溃败后,许多其他部队被并编为93师,所以中缅泰老边境的各族老百姓几乎都知道93师,无论是远征军的残部还是解放战争被赶到“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部,他们都称之为93师,当然“复兴部队”也不例外。尽管李国辉一再声明“复兴部队”有别于93师,但当地人还是习惯称呼他们为93师。

  1950年8月,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主席、省绥靖公署主任李弥从台湾来到“金三角”,奉蒋介石命令,接管并改编了这支“复兴部队”,709团改编为193师,李国辉任师长;278团改编为93师,新派彭程为师长。新派吕国铭为26军军长,指挥上述两个师。彭程和吕国铭何许人也?彭程原是26军某团团长,大陆解放后在香港做生意。吕国铭是原中国远征军93师师长,他抗战后即离队,在缅甸做生意。彭吕都是李弥的旧友,先弃军从商,又弃商归队。

  这样,李弥宣布撤销“复兴部队”番号,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1952年,台湾派来700余名官兵增援缅北的残军,1953年扩充到18500余人,由于与缅甸政府军发生军事冲突,在联合国和国际舆论的监督下,1953年11至1954年3月,五、六千人撤到台湾。但有一部分残军留下来了,主要是93师等部。

  1954—1955年缅军又对残军发动了攻势,蒋介石只好派柳元麟返缅收拾残局,柳元麟搜罗残军4500多人,成立“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

  柳元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原来是李弥“云南反共救国军”总部副总指挥,他这回当了总指挥以后,启用了两个副总指挥,一个是彭程,另一个便是“金三角”地区颇有影响的人物段希文,段希文是残军后期李国辉式的人物,云南讲武堂出身,娶“金三角”土司刀栋材的侄女为妻,1961年:月,缅军精锐5000人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互相配合,向柳元麟部发起进攻,柳部溃不成军。在这以后,柳元麟率领逃到老挝的残兵,撤回台湾。但是段希文和他的第五军云南镇康子弟兵没有撤,他们仍然留在“金三角”。1964年春,段希文率部向泰国政府投降,以后改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有趣的是,不管残军番号怎么变,隶属于谁,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仍称他们为“93师”。泰国政府规定残军不得再做鸦片生意,残军部队和眷属只好种些谷子、大豆等作物,生活条件艰苦。

  1980年残军首领段希文去世,五军参谋长雷雨田接班,就任“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总指挥,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雷雨田原名张炳寺,1918年生,云南建水纳溪人,系段希文老部下,村民们称他为“雷将军”、“93师师长”,他们在泰国境内建立了一个“自立村”,村中有正规军600多人。基本上写汉字,讲汉语,许多人已入泰国国籍,并在当地成亲。;1985年底,日本《现代》周刊特派记者松本利秋,独自潜入神秘的“金三角”地区,进行了一个半月的采访。他来到93师的驻地——离缅甸清莱不远的小镇美斯乐,会见了雷雨田。他是这样描写的:雷将军家在村中僻静处的小山岗上,住宅规模不算大,却像要塞那么坚固,房屋四周掘有堑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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