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祚建，广东阳江市江城区人，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毕业。曾赴匈牙利和美国分别接受“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管理”（FAO主办）及“野生动物研究与保护”（CRC主办）的培训。曾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脊椎动物分类与区系研究室副主任、《动物分类学报》主编及其他刊物常务编委、北京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秘书长等职；1996年被国家林业局（原林业部）聘为“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及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西藏哺乳类》和《可可西里地区生物与人体高山生理》专著2本，另参与编写的专著9本；科普著作有《动物世界》（200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主编）和《人与动物》（2000年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之一），另发表文章25篇。 （冯祚建说话）： 在西部那些人烟罕至的地区搞动物研究，条件当然很艰苦了！不过，那个时候我可殳有觉得。 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篮球，你别笑， 是不是看我个子不高，就觉得我不可能打好篮球？这你可错了，我的篮球打得很好的！广东人个子高的不多嘛，打篮球大家都还是要靠技术，对不对？
我是我们中学篮球队的主力，也是大学篮球队里面的候补队员，所以，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我的体质就很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你看我们后来进行野外考察，一出去就是半年多，算起来，至少有3个月都是在山上和荒原上，经常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区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好体质怎么行？
在海拔那么高的地区，非常缺氧，氧气只有低地地区的一半左右，很多长期在这样的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有了心肌肥大的毛病。而且，因为大脑缺氧，人的记忆力也会不好，每次我下山来，一些比较熟悉的人，我看着脸熟，可就是叫不上人家的名字，只好以笑容来面对人家，你说这多尴尬！这样的状况，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全地恢复过来。
什么？荒原上那些动物害怕不害怕我们？它们当然有些害怕了。它们可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哎呀，在那些地方，野生动物的警惕性虽然很高，但是它们的好奇心也很强的。比如我们的考察队，在野外搭帐篷的时候，我们的帐篷有红有绿，有七八种的颜色，很好看的，在蛮荒的高原上，非常扎眼。
所以呀，那些比较大型的动物，比如藏羚羊，比如藏野驴，都很好奇地来看我们，距离我们50米左右的地方，站着不动，观察我们。我们有牦牛队，有马帮队，走着走着，发现藏羚羊已经混进了我们的队伍，卧在地上休息呢。藏野驴也是，甚至到距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观察我们，根本就不害怕我们。
你问我抓过熊猫了没有？没有，我没有在野外抓过熊猫。但是熊猫也是我们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个家伙可是我们的国宝。既然是国宝，那就有它成为国宝的理由。
我给你说说哺乳动物中最珍贵的大熊猫吧。这大熊猫，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珍贵稀有兽类之一。大约在300万年以前，大熊猫的祖先，就已经形成了，并且广泛地分布于我国及东南亚地区，成为那时候这一地区的主要动物之一。
但是，大约在第四纪冰川时，由于整个大陆都受到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许多动植物都没有能躲过冰川的袭击而被冻死了，只有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区里面的高山峡谷地带，未曾经历大面积的冰川覆盖，所以，在该区域生活的大熊猫幸存了下来，并进化成为现在的大熊猫，成为动物世界的“遗老”。
这就是大熊猫十分宝贵的原因。而与它同时代的其他动物，你看，比如剑齿虎、猛犸象等等，目前只有化石存在了。，
所以，和今天的大多数哺乳动物相比，大熊猫就好像是“活着的化石”一样，非常珍贵，因此，人们常常用“活化石”来形容这一物种的古老和珍稀。
大家都知道这个物种只有中国才有。在我国，我们的祖先，早在4000多年前就认识了大熊猫，并一直将其视为珍贵的物种。
从对国外的影响和传播上看，1869年，法国神父、传教士戴维在中国四川宝兴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熊猫，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个见到大熊猫的人。1870年，经巴黎自然博物馆主任米勒—爱华德研究并正式给予了科学定名以后，大熊猫，就一直是国际动物学界所关注的动物明星，并多次在全世界掀起关注大熊猫的热潮。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一些国家，保护这一自然历史变迁的真正“见证者”、动物界的“元老”和活化石，已成为全球关注的 热点。、
一位前苏联动物学家这样说道：“大熊猫是野生动物世界中，绝无仅有的、货真价实的瑰宝，它是非常美丽、标新立异、令人惊叹的动物”，今天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都用大熊猫的形象来做自己的会徽、会旗图案。可见人类对大熊猫的喜欢程度和关注程度。
我们也用熊猫作为礼物和和平的使者，送给了美国等一些和我们在外交关系上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些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喜欢大熊猫。
WWF指出“大熊猫不仅是中国人的珍贵财富，也是大自然留给全世界的宝贵遗产”，他们说得非常对，因而，大熊猫既是我国的国宝，也是全世界的宠儿。
大熊猫本来属于食肉目，大熊猫科动物。但是，大熊猫这一食肉家族的成员，在进化中，在特定的野生自然条件下，却是一个素食者，它们以各种野生竹的竹笋、嫩枝和竹叶等为食，因而，又被称为“食肉类中的和尚”。
大熊猫的肚皮很大，食量十分惊人，平均每天可以吃掉约40公斤竹笋，或者吃20公斤左右的竹竿；而它以竹叶为食时，食量相对较小，平均每天要吃10—14公斤。
然而，它吃得多，并不意味着它消化吸收的量也很大，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大熊猫虽然在食性上转变成了素食动物，但是大熊猫的消化系统的结构，却仍保留着食肉动物的特点，它对植物纤维素的消化分解能力很差，大量的纤维素多糖，都不能被它自身所消化利用。据科学工作者在野外测定，大熊猫每天排出的粪便鲜重约20公斤，你看，它排那么多的粪便，就是因为消化吸收不好。
此外，这大熊猫每天还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来维持体内的水平衡。因而，大熊猫除能吃以外，喝水的本领也不小，所以，它是一种既能吃又能喝的大肚皮动物。
现在，野生大熊猫已经很少了，大约只有不到1000只的样子。我们人工饲养的大熊猫，有100多只。目前国际上严禁大熊猫的交易，所以，它是不能作为买卖对象的，是非法的，只能够作为礼物和和平使者，哎呀，这个大熊猫，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呢。 冯祚建履历： 1955年9月至1959年9月在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广州）任职；
1959年9月至1978年10月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脊椎动物分类与区系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
1978年11月至1986年7月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脊椎动物分类与区系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
1983年9月及1984年6—8月分别在匈牙利参 〃FAO〃组织的“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管理”培训班；参加在美国组织的“野生动物研究与保护”培训班，并在史密桑宁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一个月；
1986年7月至1990年9月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脊椎动物分类与区系研究室任副研究员；
1990年9月至今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脊椎动物分类与区系研究室、动物进化与系统学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副室主任、室主任。 （冯祚建说话）： 接着讲我们在横断山脉的考察研究。 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自然灾害”，后来我们也知 道了，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祸。这个时期就是全国人民很多地方都没有粮食吃，饿死了很多人。这些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但是在当时，我们正在大山里，并不了解这些事情。
在山里面考察，买东西一切都是要凭借粮票的。这个东西在80年代消失了，可是当时，比钱还管用！有钱没有粮票，那你照样买不到粮食。
在山上考察，抓捕标本，有时候下山，我记得一次在西昌的基地，我和另外一个考察队员，想买些饼干吃，结果人家一定要凭借粮票才行。后来，同事拿出了我们出来考察的介绍信在一家很小的店铺里面，买了两斤饼干，高高兴兴回基地了。
结果后来，这个店主给我们考察队队长打电话，证实了一下我们是不是冒充考察队队员。队长后来大发雷霆，说，那个介绍信是让你们联系工作和在考察期间需要当地政府帮助的时候才能使用的，不是让你们用来当作买食物的幌子的！
你看看，给你说一个粮票和介绍信的故事，你对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就有了感性认识了。
横断山脉里面有我们要找的很多哺乳类动物，像非常珍贵的动物、活化石大熊猫，还有各种野羊、狼、黄鼠狼、穿山甲等等，很多动物的踪迹和习性，都被我们掌握了。而且，其他专业的同志，在那个地区捉到了非常美丽的蝴蝶，还有非常丰富的昆虫标本，这都是我们的收获。在横断山脉，我才真正地见到了原始森林。这样的森林非常广袤，脚踩到不知道多少年才积累起来的落叶形成的腐殖质上面，软软的，很舒服。
对，你说得对，我们在山上，还是经常可以打到兔子，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地改善一下生活了。
在横断山脉断断续续两年的考察当中，我们对那个地区的动物分布特点，有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后来发表了一些论文。
前些年，在我们之后又去考察过的其他同志，撰写了关于整个横断山脉地区动物的分布情况，也参考了我们当时最初步的调查研究成果。
田野的考察，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非常新鲜的体验！亲近大自然的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这是很多年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的。
过去见过的美景，很多时候在当时，都是爬山爬得很劳累的时候，跃上山巅，一览众山小的时候看到的，但是可能不是很留心，可是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场景在我的睡梦中，或者平时偶然闪现在脑海里的时候，真的是电光石火一般的美丽非凡！这也是我终生从事动物研究的快乐，因为我的一生的研究，都是和动物打交道，和大自然打交道，确实是非常快乐。
在横断山脉地区的考察结束了以后，我回到了北京，1964年参加“四清”工作队，到乡下去了大半年，1965年6月才回到北京。
什么是“四清”？你问我，我看你这个年龄，肯定是不知道的。“四清”简单说就是到乡镇一级对他们进行财务和政务的调查、清查。这是对当时农村基层干部的一种管理手段，和一个小的运动。这个时候是“文革”前夕，当时我很年轻，只有28岁，对政治风云真是很不敏感的，“四清”回来之后，紧接着“文革”就开始了。满街都是大字报，我们过去尊敬的一些革命老干部、学术界老前辈，一夜之间都被打倒了。
我内心很有些不解，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只有随大流，也写写大字报，贴贴大字报。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疯狂的岁月，不堪回首啊！
就是在1966年，“文革”已经进行了一阵 子了，这个时候忽然有了一个可以躲开北京的政治风云的机会，我又有机会进行野外考察了。
当时成立的这个考察队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科学考察队”，我们要考察的地点是珠穆朗玛峰的北坡和南坡。
我非常兴奋，因为在这个时候可以参加野外的科学考察，意味着可以躲开北京的政治气氛，可以从事自己心爱的动物研究，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了。
于是，考察队收拾停当，就出发了。我们是从四川进藏的，路途十分艰苦，那个时候的公路通车条件很差，一路上的千辛万苦，一句话说不明白的。沿着盘山路越走越高，我就有了高山反应。上次在横断山脉地区，我们也经常上到了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可是却没有什么高山反应，因为那个地区的植物和森林覆盖率很高，氧气很充裕。
但是在进入西藏的路途上，就没有这么幸运和舒服了。汽车越爬越高，氧气就越来越少，结果我的脑袋就很疼，昏昏沉沉的。后来我还得了感冒。
谁都知道，在高寒地区得了感冒，可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因为很容易并发肺水肿，那就很可能会丢掉性命。好在我的运气不错，感冒后来竟然好了。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