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种的糖距离最近的一次，也是迄今和死亡距离最近的一次。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在这个过程中，糖也一天天多了起来：奶糖、巧克力和各种更好吃的糖都出现了，品种比我们的想像力还丰富。倒是用麦芽糖骗小孩的小贩很少见了，芦秫更是从我故乡的土地上绝迹了——它作为糖的载体的作用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微不足道了。渐渐衰退的，还有我们对糖不屈不挠的欲望，相反，我们对糖尿病之类和糖有关的名词充满了恐惧。
现在的小孩童年的关键词肯定不是糖了。那么是肯德基？电玩？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的童年在零食和玩具匮乏的70年代，我只是一个在对糖的仰望中艰难长大的孩子。 解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紧张都绝对必要y其中有没有人为的成分？即便如此，同时作为市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的他都必须百分之百地对两位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神经随时得像拉满了弓的弦，不能有一点疏忽，让任何一位觉得厚此薄彼。而最让人焦虑的是，心思费得最多的并不是怎样把事情做好，而是怎样让领导都满意。如果领导意见一致，那就谢天谢地；如果领导意见相左，那么一位领导的十分满意也就是另一位领导的十分不满意。这些苦楚，她为他想过没有？
陈火林重重地叹了口气，抓过刚才被腊梅掀翻的被角，盖住自己显得可笑的出乖露丑的身子。
后来，陈火林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异常清晰，连一点点细微末节都不模糊：
一个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的粉红色的房间。
一个女人细细的小白牙咬着鲜红的嘴唇，一步步地向他走近。 她是林下风。 他退到床边，她一下把他仰面掀倒，然后伏在他身上，一面疯吻，一面喘息：“你有什么好，什么好！”
然后她从他身上滚下去，仰面盯着天花板，脸涨得血红，嘟嘟嚷嚷：“我想……我还没有……那个……”
“你想什么？什么那个？”他问。
她坐起来，斜靠上床头的那一大堆没有收拾的枕头毛毯被子，脸忽然又变得惨白：“你不想看看我吗？” “想，很想。”他坦白。 “那你还等什么？”她目光闪闪地看定他。
他的身子像电影里的特技一样飘浮起来，然后悬在她的上面。；，他是第一次解一个妻子之外的女人的衣扣，他的动作很笨拙。
她扭动着恰到好处地配合着他。
手触到胸罩的时候，他有些不知所措。那是一个新款的胸罩，跟妻子用的不一样。
她嘲弄地撇了一下嘴，自己松开了它。
他的心一下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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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头像露水中的樱桃一样鲜艳的饱满的乳房令他迷醉。’
她却用她冰凉颤抖的手抓住了他的手，继续引导到自己的腰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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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皮带有着一个很酷的男性化铜扣＼o她哧哧笑着，听任他的急躁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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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切好像忽然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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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些羞涩地把自己的两只小小的手掌覆盖住那个黑色三角区，却又挑逗着：“真好看，是吗？”
然后她的手忽然移开，摊在身体两边，闭上眼睛，吸了口气，说：“你欣赏吧！”
他觉得窒息，要晕过去。
陈火林挣扎着突然醒来。整个身子压在他身上的是龚腊梅。她在不知什么时候也脱光了自己，她显然作过努力。他不敢动弹，害怕弄醒了她。她又何尝不是心力交瘁的呢！她越来越多地给他打电话，白天问他回不回来吃饭，晚上问他能不能早一点回家，明明知道不可能像她希望的那样。她有权也有充分的理由不满足啊。
女人老起来真快。头一次发现龚腊梅的皮肤明显发暗，胸脯和臀部明显下垂，布满了妊娠瘢的小腹明显腆起，在被刻意地束得过紧的裤带勒出的深沟下面又肥腻又绵软很愚蠢地鼓凸着，陈火林很吃惊。他怜惜过却没有为她想得更多。常常发生在中年夫妇之间的淡漠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他是常人，甚至不如常人。想起刚才的梦，他不由打了个冷噤。
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
■ 王家新
一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
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
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是记录一场疫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意想不到的是，在2003年那个异常的春天，加缪的小说竟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某种场景。加缪和他所要见证、抵抗的一切都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难道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加深对一部艺术作品的理解？
二
正是处在这样一场浓重的SARS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个地狱； 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是一场噩梦。
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加缪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
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打，而拯救就在其中。
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
看来灾难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当灾难突然无端地发生，即使在世俗的“无神论”者们那里，也往往涌起“天谴”、“报应”这类让他们浑身打颤的念头。这是一种古老的恐惧，而它源自深不可测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
然而李尔与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知道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苦难，但他无法把鼠疫看成是神的意志的神秘体现，他也不可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它强加于人道的一切，因为这与他个人的理性不容，而且使他深感屈辱。
李尔与神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能接受“牺牲”和高高在上的“拯救”这类想法。当检察官的孩子忍受黑死病的可怕折磨，神父居然这样祈祷“我的上帝，饶了这个孩子吧”时，李尔再也听不下去了。“至少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在后来他忍不住这样对神父说；当神父转移话题，说李尔和他一样都是在从事“拯救”时，李尔这样回答：“对我来说，‘拯救’这两个字太重了些。我的目标没有定的那么高。我关怀的是人的健康……”
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李尔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人道的救助者、治疗者而不 是审判者。加缪最认同的是这种态度，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单一的视角来建构的。正如人们已注意到的，在《鼠疫》中，加缪由他惯用的内心独白转向了不同声音的对话。小说中的李尔是一个视角，神父是一个视角，李尔的朋友、助手塔霍同样是一个视角，对这位替父负罪，不信神但却致力于自我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细菌喷在别人脸上”；因而他感叹“害了瘟疫是一件让人疲倦的事，但拒绝害瘟疫却让人更疲倦。”李尔’对此默然，他深知人心中的这种艰难。甚至对神父后来的死（不是死于和别人一样的症状，而是死于某种更痛苦、更“形而上”的“可疑症状”），小说中也有一种同情。《鼠疫》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一人李尔不能替他说话，此人是罪犯，他希望局面更混乱（“地震！大地震——把一切毁灭！”），他便可逃脱惩处。但加缪有意没有说明他犯下了什么罪。也许，他犯下的正是逃避自身的罪？
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一种人类存在的隐喻，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它，然而，把纳粹的兴起比做一场致命的鼠疫是一回事，把《鼠疫》简单理解成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却又是另一回事。在今天看来，《鼠疫》有着它不可简化的丰富性和启示性。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从一开始的自杀冲动到最后从窗口射杀无辜，难道不是一种疯狂？这在欢庆解禁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件，让李尔“觉得非常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但这就是存在。《鼠疫》为我们保留了某种超出理解之外的东西。
三
因而不必再问“鼠疫”是什么，在这个异常而又正常的春天，我要说：鼠疫就是鼠疫。它已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也不再是一件遥远的和我们无关的事情。“鼠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一种处境。我更认同加缪在1942年《记事》中的一句话：“我想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曾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同时，我想使这层含义扩大到一般意义上讲的生存概念。”
的确，重要的不是事件，而是对其描述所显露的存在本身的血肉本质，是一个作家对这种人生境况的态度。据传记材料，着手写《鼠疫》时的加缪——这位《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的作者，已厌烦了“荒谬”这个词，它已由“可怖”所代替。然而对加缪来说，无论是发现世界的荒谬、无意义或是感到生活的可怖都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起点。在《鼠疫》中，他更关注的是人对自身的拯救。他要创造“一种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
这正是加缪最可贵、也最感动我的一点：“他由一种真诚的道德感所激励，将整个人生奉献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之探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因为人要在苦难和沮丧中活下去，就必须从自身中找到这活的勇气和意义；“白天和夜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时辰，人的勇气落到最低潮，而这是他惟一惧怕的时辰”，塔霍在日记里这样写到。加缪总是这样洞悉人物的秘密，洞悉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的问题。
然而，苦难与救治同源。恰恰是灾难的到来，“将精神重新带回其冲突的渊源”，使原本对生活淡漠的人因此而奋起；正是“生之绝望”，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对生活的爱。李尔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着墨不多，然而却十分重要。在等待儿子归来的时候，“那操劳的一生在她脸上所留下来的沉默的自我否定，这时候似乎突然发出了一点光辉”，而已 疲惫不堪的李尔，“突然感到一种已被遗忘的情感涌上来，那是他童年的爱”。
正是这些“被遗忘的情感”，恰恰在对灾难岁月的叙述的字里行间涌上来，它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书中的人们。它唤起的是对人类灵魂的赞颂，是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而这正是激励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形象，后来寄住在李尔家的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