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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曾做过上百次的演讲，有数万学生参与。让我最感动的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就像一块块海绵，渴望把知识的海洋吸尽。但是，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中国的学生无比聪明，但是有些学生以为他们知道很多，其实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些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该学习什么。
中国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绝没有赶不上科技演变的情况。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一半的助理教授将被大学的“终身制度”淘汰掉，只留下最优秀的，成为“副教授”。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待遇。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
相对而言，在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后师资曾有进步，但是近年来新老师的质量每况愈下。出国和企业的诱惑加上教授的待遇低，造成人才严重外流的现象。我到中国的大学时，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职。有些较偏激的学生认为年长的老师是过时的老古董，回国的洋博士是在外国混不下去的，年轻的老师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三流人才。虽然有“长江学者”等计划，但是最终回到中国的教授很少是一流的学者。简单地说，三流的老师，不可能调教出一流的人才。中国必须大幅度地提升老师的资格、待遇、形象，才能挽回师资下降的趋势。
第96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3） ↑回顶部↑
他一一列举中国学校制度的弊端：教育方法僵化、知识老化、学风浮躁、学生只知道个人奋斗而缺少团队精神，等等，一共六条。然后又写：
见到这么多问题和这么多有潜力但是没有希望的学生，我曾有过冲动，考虑改行成为教授，更直接地去帮助学生。我也曾写过一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但是，一个教授只能够改变数百学生，一篇成功的文章只能够影响数千学生，而中国需要改变未来数亿学生的命运。只有经过教育的彻底改革才能够给他们成材的机会，给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机会。
他在信的最后说：“希望这封信对岚清总理有所帮助。”想了想，觉得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期望，又补上一句：“若需开复，只要是能帮助中国的下一代的事情，开复义不容辞。”
信写出去了，一天又一天，没有回音。他相信副总理一定会对他的想法感兴趣，“也许会派个什么专员和我见一面。”
不久以后李开复再次来中国，果然有机会和国务院里一个官员坐在一起吃饭。他还惦记着这封信。那个官员回答：“总理很喜欢你啊，他已经把信批下去了。”
“批下去了？”这个从美国来的华人不明白“批下去”是什么意思。
官员又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看法？要是你来做，你怎么改革中国的教育？”
“要让我来做，最好的方法是彻底改造中国的教育体制。”
官员听了就说，“这很难做到。”
“我知道有很多因素决定这想法是不现实的，”李开复继续说，“所以我说个实际一点的办法。我们就办一个新学校好了，可以让比尔·盖茨投资，或者让别的什么人投资，不拿国家的钱，只要你们批准就可以。这个学校可以很特殊，比如办成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从国外引进老师，用国外的教材，甚至用英语教材，让学生申请入学，证明为什么自己是个人才，当然也要考试，也要推荐信，但是不要参加高考。”
官员听着就乐了。
李开复依然慷慨陈词，兴致勃勃：“今天我有个演讲，题目就是教育方面的，有个人问我微软怎么办学校，我的主张就是绝对不能雇一个资格不够的老师。有的老师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对我说，现在是一流人才到外国，二流人才进企业，三流人才做老师。你没有好老师怎么能出好学生？”原来他的最关键的办法，是找来好老师。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那官员不是随便说说的，副总理的确看到了他的信，还把信转送给教育部门的官员去处理。很多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也看到了信。一个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消息说，李开复给副总理写信，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
“我觉得一定是夸张了。”李开复说，“我没有再和相关的人联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从时间的顺序上看，也许真的发生了一些事，至少人们在重新估价大学里的“办公司热”。但是李开复所期待的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却无声无息。
到了2003年3月，李开复看到“政府换了，李岚清也不管事了”，于是意识到，“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大师风范
我在自己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起伏跌宕，惟有1984年和导师的那场对话始终不能忘怀。
——李开复
李开复认定教育的关键在老师，这种看法有他自己的经历做基础。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导师便给了他多次刻骨铭心的体会。
当日李开复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追随他的导师罗杰·瑞迪研究“语音识别系统”。罗杰·瑞迪是美国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还成为“图灵奖获得者”，因为拥有远见卓识而受到政府尊重。但他不喜欢任何社会活动，只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中，中午也不正经吃饭，通常是叫人家送来一个比萨饼，一边吃一边和大家讨论。作为导师，罗杰·瑞迪的最杰出的所在，与其说是他的学问，倒不如说是他的眼光和品格。他似乎有一种天助神佑般的感悟力，知道通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即使在他熟悉的领域中，情况也在迅速变化，为他所不能掌握，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学生的热情和想象力。如果他的学生李开复向他说出三个研究题目，他能够十分肯定地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根本无用，不能做；另外一个虽然有用但价值太小，不值得做；第三个才是精彩的想法，但若实现这想法至少需要10年时间。
李开复敬佩和信任自己的导师，但是他仍然对导师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他去找导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相信导师主张的“专家系统”是计算机语音识别的正确方法，打算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另辟新路。于是，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和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之间，出现分歧。导师的第一个反应让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罗杰·瑞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可以支持你用统计的方法。”
这样的场面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面可曾出现过？实际上，在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更经常的是这样一种局面：
1。学生即使不同意老师的想法，也不会说出来；
2。老师如果不同意学生的想法，就不会支持他。
但是这个故事的结果证明，如果没有罗杰·瑞迪在好多年里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开复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第97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4） ↑回顶部↑
现在，李开复就要进入学生时代的最辉煌的阶段了。
专家们仍然不赞他的“胡闹”，罗杰·瑞迪也不能认可，但他与别人不同，他始终告诫自己的学生：“你如果有信心，就坚持做下去。”
他为自己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机器，寻找最新的资料。到了暑假，学生要到公司去打工挣钱，罗杰·瑞迪说：“你们到外面打工，不如在这里继续你们的研究。人家给你们多少钱，我也可以给你们。”
李开复和他的合作者，一个来自台湾名叫洪小文的年轻人，一同工作在语音识别领域。每天工作大约16个小时：上午9点起床，到学校完成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中午回家，从1点钟工作到凌晨2点。每天如此，每周7天，一直持续了大约三年半。他和洪小文写了很多论文，还写了至少10万行程序。
1987年5月，年轻人的世界出现曙光。李开复把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一下子提到80％。罗杰·瑞迪惊喜万分，立即决定把这个结果带到国际会议上。李开复大着胆子说：“这是我做的结果，我自己去讲好不好？”瑞迪说：“当然可以，我让秘书给你定机票。”
不消说，李开复的成果在会上引起了轰动。他的工作不仅具有技术的价值，而且把全世界语音研究领上一条新的道路。多年以后，里克·雷斯特说：“他是在一个领域里面的先锋，开拓者。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10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都是在他的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的。”
不过，在1987年初夏的会议上，李开复对这一切还不能满意。“我还有一个重要想法没有实现呢。”他说。他回到自己那个寂寞的小屋，继续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
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1987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早晨。李开复起床，照例去看电脑，语音识别率居然达到96％。他不信，以为是计算机搞错了。再做一次，还是96％。他飞快地跑出去告诉洪小文，又飞快地跑回来告诉妻子。直到十几年后，回忆起那个早晨，李开复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这是我从事研究以来最高兴的一天。”妻子为他高兴，提议中午二人到饭馆去祝贺。那时候他是个穷学生，夫妻俩很少出去吃饭，可这顿饭，两人花了20多块钱。
这个早晨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对这个家庭，也是对计算机语音研究的整个世界。直到今天，全世界研究语音识别的专家们，仍在使用李开复和他的搭档洪小文当年开创的方法。李开复在自己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起伏跌宕，惟有1984年他和导师的那场对话令他始终不能忘怀。其刻骨铭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早晨。与其说他在为自己的成功高兴，不如说他在庆幸自己遇到了罗杰·瑞迪。
很多年以后，我们有机会和罗杰·瑞迪一起回忆当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师由衷地赞叹学生当初的睿智以及敢于反对他的勇气：
问：几乎所有成功者的记忆中都会留下一个激动不已的瞬间。李开复总是念念不忘，他当年设想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语音识别系统的时候，你不赞成他的方法，但却支持他继续做，以致“不赞成你，但支持你”成为他今天指导其他人的一个信条。你认为在科研领域中，这样的理念的确很重要吗？
答：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开复。他要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做语音识别研究的时候，我当时不同意。事实证明，开复是正确的，他成功了。另外还有一个学生，也要做一个东西，我当时也不同意，但我说你要是坚持，就去做。事实证明，也是那个学生对了。他们两个的成功都是很了不起的。我很高兴我的学生当时没有听我的，很高兴他们能有那样的成功，很高兴看到他们的成果。
问：我很奇怪一件事情。当学生比老师正确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会让学生看不起老师，但是我发现李开复对你的尊敬依然非常强烈。这里有一个问题，他说你的方法虽然不正确，但你给他指出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我想知道，当方向正确，而找不到方法的时候，作为一个研究的指导者应该是怎样的呢？
答：在这个问题中，没有学生和老师的界限。他们是合作者，是共同的研究者。他们应该去鼓励各种各样的思想，做研究，没有人能保证你一定成功，所以要非常灵活，应该鼓励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宽容各种思想。开复这件事情，正好证明了这个道理。
我看到了真正的大师
你和高手在一起，就会觉得世界越来越大。
——张亚勤
1986年，张亚勤也来到美国，他在中国科大读完本科，又取得硕士学位，然后去了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
“实际上，他有机会去麻省理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