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日果、海尔堡、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而魏特林是唯一根据下列理由拒绝签署的人，这理由是，按照他的意见《人民论坛报》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刊物”，人们应该去批评德国国内的敌人，而不应该去攻击在外国的同盟的同志。他把对克利盖的批评拉在他自己身上，并且写信给克利盖说：“我是他们最痛恶的敌人，他们首先要砍下我的脑袋，……”②现在魏特林已经完全暴露了他那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说，在此以前，还有这种可能他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一些重要革命领袖保持密切合作，从中检验他的见解，并继续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那么，现在他已完全脱离了他们，因而也弃绝了发挥任何作用的基础——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克利盖趁此邀请他到美国去担任他那报纸的编辑，于是魏特林于1846年12月满怀忧愤地离开欧洲，他自信是一个真正的、但是被人误解的工人阶级的领袖。
①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关于克利盖，还可参看H·施吕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7页及以下部分。
②参看H·施吕特：同上书，第38页。1849年魏特林对克利盖持反对态度，参看本书第307—308页。
在美国，他又和西蒙·施米特遇在一起，编写了许多传单，把《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出了一次新版，并出了英译本，还和美洲的傅立叶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在这期间，克利盖的报纸已经停刊，克利盖本人加入了坦门内厅，一个民主党的反动政客的集团）此外，魏特林仿照美国自由圬工互济会的榜样成立了一个按等级划分的秘密组织“解放同盟”。及至人们在美洲听到革命风暴的消息，他被这个同盟的纽约盟部派往欧洲。1848年6月他到了巴黎，8月间——还有克利盖——到达柏林。他在德国的作用是完全无关重要。他参加过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大会（1848年8月和9月），并且创办了一个杂志《初选选民》，因为柏林为普鲁士军队所占领，在出版五星期之后又不得不停刊。它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份订户。11月21日被弗兰格尔驱逐出境，他又跑到汉堡去，想在那里继续他的宣传工作，由于警察不允许他居留——汉堡的所有工人协会曾经对此提出抗议，但是无效——他被迫迁居阿尔托纳，并且从那里不合法地继续对汉堡进行工作。他在汉堡成立了一个美国“解放同盟”的支派，一个“家庭的或是解放的同盟”，同盟的主席就是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第三版里，魏特林又把它叫做“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
除了试图使他的“思维和语言学”问世以外，他主要从事《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为此他加写了一篇新的序言。革命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的这本书，这本书——在1849年春出版之后——只能把在革命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工人们从他们的真正的任务上引开去。新序言表现出魏特林对于他所遭受的批评感到懊恼，也表现出他对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德国毫无作用感到失望。他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进展归于自己一人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他不是一字不提，就是轻轻略过或是加以贬低。在结语中，他列举了一些非工人阶级出身、但是成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字，其中也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这些人，他说，人们却是不能倚待他们，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而达到共产主义的。①其实他正应该通过革命的事变取得教训，认识一种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研究和传播，对于无产阶级是如何的必要，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他的争辩里是抱着怎样的正确态度，但是他仍然不信任他们，坚持他的反动的敌视理论的立场。
①本书第374页。
第三版的文字和第一版相比有不少改动，这些改动——完全撇开它出版的时代不说——大大地减损了它的价值。一般的显然可见的是，魏特林的语调是伤感的、郁闷的，他的语调已经变得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很近似。如果说在第一版里他还只是把乌托邦——和粉碎旧社会这个意图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描写成一个值得赞美的目标，还只是希望别人把他的作品估价为供讨论的蓝本，那末，在第三版里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独断、顽固的乌托邦主义者了。这个乌托邦主义者对于自己的体系是丝毫不肯让步的，不止如此，他还进一步把不能实现的种种见解分析为许多详尽的项目（例如交易小时）。内容上重要的和范围最广的是他在第二部分第四、第十、第十五和最末一章里所作的改动。他在第十、第十八章里详细地说明他关于交易小时、关于一种交易系统和“革命纸币”以及关于商品价值的意见。他用更长的关于无产者所具有的窃盗权利的说明扩展了第十五章。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曾暗示过，并且曾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作过进一步的说明。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一版里，他说到两种实行革命的手段：启发或是强力，在那里无疑义地他是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级的强力行动上。现在他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地称作第三种手段，也就是说对于富人财产的有组织的抢掠和由穷人占有这些财产①。在这里魏特林自居于怎样一种反动的、暴乱骚扰的立场，已经是清楚可见的了。至于他在这里如此夸大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混乱的思想，这对于他的倒退发展来说正是十分典型的。在第四章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的尖锐批评作了重大的扩展。他否定单凭选举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样的选举永远不会表达人民的意志，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把这种批判推论到那样远，以至于完全否定选举的益处，以及它对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他认为一种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可能，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他同样也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比之封建的社会制度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此外在这些地方也表现出来，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居留，他如何扩大了眼界，认识了一个比较地更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但是因为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历史的规律性的无知和不理解，他只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和资产阶级共同去反对封建势力也就是错误的。因此他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曾经主张“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①。他的思想方法使他完全以一个乌托邦宗派主义分子的态度来认识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②。这个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中也彻底地实行了。反之，如果按照魏特林所设想的战略，就将使无产阶级完全隔离孤立起来，并从而削弱革命的力量。其结果将是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支持。
①参看本书第280页。
①本书第3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03页。
第三版第十八章包括了“解放同盟”的基本原则，魏特林曾经成立这个同盟的汉堡分部，并且把这些基本原则——和在最近将来的社会革命中所必需采用的办法一起——印成传单。“解放同盟”在汉堡据说有一千名以上的盟员，但是依据报道，参加大会的最多不过五十人，甚至更少些。无论如何魏特林曾经写到过，第三版有六百份预订；他总共售出了九百到一千本①。1849年8月，“解放同盟”的活动为汉堡警察局所注意，并且加以干涉。魏特林不得不最后离开了汉堡，并因而也最后离开了欧洲，这一年年底又回到了纽约。
①魏特林：《宇宙的分类》，1931年基尔版，第60页。关于他在汉堡的活动，参看同书第50 59页。
他在美国的活动并没有为当地的工人运动带来什么良好的作用。相反，现在魏特林的组织和其他乌托邦主义的流派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分裂工人阶级并延缓工人阶级成熟的过程。1850年1月15日他的期刊《劳动者的共和国》出版，在一年之内由行销九百五十份上升到四千份。这主要是由于1850年的经济危机，使大部分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工人加入了运动。随着德国细木工的罢工，营造工人、成衣工、面包工人、钟表工人以及其他职业部门的工人都连续举行罢工。魏特林要想设立一个职工交易银行，主要目的是为准备在将来建立的移民组织筹集款项。在1850年10月一次由他召集的工人大会上，虽然通过了他的计划，但是因为参加计划组织的人数不多，这个计划没有见诸实行。此外他建立了一个“工人同盟”，从1847年起就在依和华州建立的一个移民组织“公社”加入了这个同盟，他在1851年和这个移民团体发生了联系。他曾十分详尽地从事于建立移民区的计划，草拟了广泛的组织计划和章程，尽管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第三版里还在谴责各种联合组织，也就是说，“在现存社会秩序范围之内的一种大小不等的小社团”。“一种这样的联合组织并不能对资本势力进行任何抵抗，必须忍受大资本家的竞争，并且只要一旦大资本家要它们破产，它们就立即不得不陷于破产。因此，凭这种办法是搞不好的。”①在接收时，这个移民区由十个成员组成；1851年末增加到十五个。1853年魏特林被选为移民区的主席，但是在1854年1月，因为发生经常的争执不得不辞去了这个职位。1855年这个移民区终于解散，同时“劳动者的共和国”只是宣传魏特林自己的见解，很少报道工人运动的消息，也不得不于同年7月停刊。在这个期刊上宗教的因素又居于主要地位，他不断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表示反对工会的斗争。和他自己的改革计划相比，他把罢工称之为愚昧无知，例如，他认为某一个工会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是不正当的，因为必须并且只能是一切工人都共同为争取建立交易银行等等而努力。
①本书第339页。
随着他在美国宣传的失败，他又重新从事于已经开始的天文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完全退出了工人运动。但是，他之所以与其他许多人不同——包括这一期间在内——，因为别人虽曾参加过年轻的工人阶级的初期活动，后来就归结到与资产阶级和现存社会的和解上去了，而魏特林即使在他退出工人运动时，仍然保持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仇恨，他过去向它斗争，现在还要求向它斗争，尽管他所找到的是一条错误的、并且最后完全迷失方向的道路。在“劳动者的共和国”的最后一期上，他还表示了他的意愿，希望能生活在巴黎那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城市”里，而不愿活在美国的“钱袋共和国”和“欺诈共和国”里，“在巴黎无论如何不会不幸到这样，连跟压迫者作斗争牺牲的愿望都被剥夺了。”①虽然如此，他自从1855年以来，已弃绝参加无产阶级的任何斗争。1868年他拒绝在新成立的“社会党”执行委员会里工作，他是未经征得同意被选入这个委员会的。1871年1月25日他在纽约逝世，遗族处在十分贫困的境地。逝世之前不久，他还参加了一次第一国际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各支部的结盟典礼，或者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愈来愈强大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早已指示的道路上，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地迈步前进。
①海尔曼·施吕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124页。梅林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纪念版《序言》。
1843年——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建立——特别是1848年——马克思主义开始取得胜利——以后，魏特林的退步使他早先那些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