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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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云集-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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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社会发展来看看,使我们明白近年来大家常说的“封建意识的严重和泛滥”,影响到国家应有的进步,都和那条无形辫子的存在息息相关。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先是反映到“学习方法”上,然后是反映到“工作态度”上,永远坚持从学习去克服困难,也永远不断更改工作方法,用一种试探性态度求取进展。在任何情形下,从不因对于自己工作的停顿或更改而灰心丧气,对于人的愚行和褊执狂就感到绝望。也因此,我始终认为,做一个作家,值得尊重的地方,不应当在他官职的大而多,实在应当看他的作品对于人类进步、世界和平有没有真正的贡献。其实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北大学校大门为一切人物敞开。这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创举。照当时校规,各大学虽都设有正式生或旁听生的一定名额,但北大对不注册的旁听生,也毫无限制,因此住在红楼附近求学的远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数倍,有的等待下年考试而住下,有的是本科业已毕业再换一系的,也有的是为待相熟的同学去同时就业的,以及其他原因而住下的。当时五四运动著名的一些学生,多数各已得到国家或各省留学生公费分别出国读书,内中俞平伯似乎不久即回国,杨振声先生则由美转英就学,于三、四年后回到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后又转北大及燕京去教书。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时清华学校由罗家伦任校长,杨振声任文学院长,正式改清华大学为一般性大学,语文学院则发展为文学院。有人说我应考北大旁听生不成功,是不明白当时的旁听生不必考试就可随堂听讲的。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三年后,燕大却想聘我作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不能入学或约我教书,我都觉得事情平常,不足为奇。正如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投稿无出路,却被当时某编辑先生开玩笑,在一次集会上把我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投入字纸篓。这位编辑以后却作县长去了。有人说我作品得到这位大编辑的赏识,实在是误传。我的作品得到出路,恰是《晨报》改组由刘勉己、瞿世英相继负责,作品才初次在《小公园》一类篇幅内发表。后来换了徐志摩先生,我才在副刊得到经常发表作品机会。但至多每月稿费也不会过十来元。不久才又在《现代评论》发表作品,因此有人就说我是“现代评论派”,其实那时我只二十三四岁,一月至多二三十元收入,那说得上是什么“现代评论派”?作品在《新月月刊》发表,也由于徐志摩先生的原因,根本不够说是“新月派”的。至于《小说月报》,一九二八年由叶绍钧先生负责,我才有机会发表作品。稍后《东方杂志》也发表了我的作品,是由胡愈之、金仲华二先生之邀才投稿的。到三十年代时,我在由施蛰存编的《现代》,傅东华编的《文学》都有作品。以文学为事业的因此把我改称“多产作家”,或加上“无思想的作家”、“无灵魂的作家”,名目越来越新。这些“伟大”批评家,半世纪来,一个二个在文坛上都消灭了,我自己却才开始比较顺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进入新的试探领域。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学还掌握不住,主要是维持一家三人的生活。为了对付生活,方特别在不断试探中求进展。许多人都比我机会好、条件好,用一种从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写点什么,读点什么,到觉得无多意思时,自然就停了笔。当然也有觉得再写下去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终于为革命而牺牲的,二十年代初期我所熟悉的北大、燕大不少朋友,就是这样死于革命变动中的。也有些人特别聪明,把写作当作一个桥梁,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还是一个死心眼笨人,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才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达到一个成熟境地,才可能写出点比较象样的作品。可是由于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适应不了新的要求,加上早料到参加这工作二十年,由于思想呆滞顽固,与其占据一个作家的名分,成为少壮有为的青年一代挡路石,还不如即早让路,改一工作,对于个人对于国家都比较有意义。因此就转了业,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三十年。我今年七十八岁,依照新规定,文物过八十年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愉快事。  扫校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今天到贵校来谈谈,不是什么讲演,只是报告个人在近五十年来,尤其是从二十到三十年代,由于工作、学习的关系,多少一点认识。谈起来都是很琐碎的,但是接触的问题,却是中国近五十年来变化最激烈的一个阶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我是从一个地图上不常见的最小的地方来的,那个地方在历史上来说,就是汉代五溪蛮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纪才成立一个很小的政治单位,当时不过是一个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军队,另一部分就是充军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小镇的人口还不到一万人,但是这小地方却驻了七千个兵,主要就是压迫苗民的单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常见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辛亥革命那段时间。这给我一个远久的影响——就是认为不应有战争,特别是屠杀,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杀别一个人。这也就影响到我日后五十年的工作态度,在无形中就不赞成这种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但是社会整个在大动乱中间,我用笔反映问题的理想工作就难以为继了。照着原来的理想,我准备学习个五十年,也许可算是毕业,能作出点比较能满意的成绩。但是时代的进展太快了,我才学习了二十年,社会起了绝大的变化,我原来的工作不易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转了业,这就是近三十年来,我另换了职业的原因。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来二十多年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真是问题太多了。我是在大学教这个问题,教了二十年,现在要把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各种变动,压缩到不到一个钟头来讲,仅仅只能谈个大略的印象,所以会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现在,我们新国家有很多的有关“五四”以来的专著都在编写,我只能谈到很少的部分,即是与我的学习和工作有关的一部分。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一九二二年到了北京。这之前,我当了五年小兵,当时所见的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密切的关系。这段时间,正是近代中国史上所说最混乱、腐败的军阀时代,从地方上很小的军阀以至北京最大的军阀的起来和倒台,我都有比较清楚的印象。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还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影响。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个很小的会馆,主要是不必花钱。同时在军队中养成一种好习惯,就是,没有饭吃全不在乎。这可不容易,因为任何的理想到时候都要受损伤的。但是我在军队久了,学得从来不因为这个丧气。这也就是后来住到了北京大学附近,很快就得到许多朋友赞许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十几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着很薄的单衣,就在那里呆下去了。别人不易了解,在我而言,却是很平常的。我从不丧气,也不埋怨,因为晓得这个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当然,仅是看看《红楼梦》,看看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不会持久的。主要是当时一些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包括三个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农业大学。当我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靠着它们,做个不速之客。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对社会有更深了解的人都觉得非革命不可。我是从乡下来的,就紧紧地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提的:新的文体能代替旧的桐城派、鸳鸯蝴蝶派的文体。但是这个工作的进行是需要许多人的,不是办几本刊物,办个《新青年》,或凭几个作家能完成,而是应当有许多人用各种不同的努力来试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许多朋友觉得只有“社会革命”能够解决问题,我是觉悟得比较晚的,而且智能比较低,但是仍能感觉到“文学革命”这四个字给我印象的深刻,成为今后文学的主流。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讲,我不可能参加这样的工作,我连标点符号还不懂,唯一的可能是相信我的一双眼睛和头脑,这是我早年在军队生活里养成的习惯,对人世的活动充满了兴趣。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大约十五分钟就可从家走到那里,看到所要看的一切。向左边走二十分钟又到了另外一个天地,那里代表六个世纪明朝以来的热闹市集,也可以说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馆。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十二年,从十七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象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馆,上至三、四千年前的东东西西;一面是前门的大街,等于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馆,所以于半年时间内,在人家不易设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学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这对我有很深的意义,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矗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已不可能有这种好机会见到这么多各种难得的珍贵物品的。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研究的问题上溯可到过去几千年,但是它新的发展,在新的社会,依然有它的用处。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得的长处,主要还是机会好,条件好。在文物任何一部门:玉器、丝绸、漆器、瓷器、纸张、金属加工……都有机会看上十万八万的实物。那时又正当我身体还健康,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可惜我这次出国过于匆忙,没来得及带上一些小的专题来与各位讨论。若将来有机会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较有头绪的一、二十个专题来,配上三五十个幻灯片,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有兴趣的。因为我们新的国家,对文物的管理和保护都有明文规定,随着国家工业、农业的建设,已大规模地发现古物。整个来说就是把中国的文化起源,往前推进了约两千年。根据最近的发现,大约在四千年前就懂得利用黄金,同时也有了漆器、丝绸的发明,而且也知道那时候服饰上的花纹设计。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这四千年来丝绸上花纹的发展。因为研究丝绸的关系,也同时使我研究起中国的服饰基本图案。最近已出版了一个集子,将来很可能会另外出些不同问题的专书。我今年已七十八岁了,在我兴趣与精力集中下,若是健康情形还好,在新条件下我至少可望还工作五六年。我举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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